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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在鲁迅原葬地纪念碑立碑仪式上的致辞
  • 各位老朋友、新朋友:上午好! 我们现在站立的地方,是七十一年前,准确地说,是1936年10月22日的下午,经过三天悼念、出殡和纪念游行,最后我的父亲鲁迅下葬的地方——上海万国公墓。当时我虽然才8岁,但整个过程至今记忆犹新。
  • 鲁迅怎样“看”到的“阿金”?——兼谈鲁迅与《支那人气质》关系的一项考察
  • 一、关于《阿金》以及“阿金”的研究 1934年12月21日,鲁迅作《阿金》一文,并寄给《漫画生活》杂志。但该文没能在《漫画生活》上及时刊出,而是于一年多以后的1936年2月20日才在上海《海燕》月刊第二期首次面世。①继而为鲁迅生前编定死后出版的《且介亭杂文》中的一篇而呈今日之文本形态。②
  • 鲁迅小说中“吃”的话语形构
  •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在“中国现代小说之父”——鲁迅那里,“吃”同样是极其重要的书写。据笔者统计,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部小说集中,超过八成的小说和“吃”有直接关联。换言之,“吃”成为鲁迅小说的关键词之一。
  • 《狂人日记》与鲁迅文学的生命结构(二)
  • 《狂人日记》的结构,作为鲁迅文学世界的基本结构,超越于具体的文体形式限制,制约着鲁迅整个文学世界的叙事风格。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抑或是杂文,都不同程度地笼罩在这种基本结构之中,都是在这种基本结构的土壤中生发出来的,都是对这种结构的不同方式和不同侧面的书写。或者是它的
  • 道德批判与个人权力——鲁迅的道德批判之一
  • 从权力与道德的关系角度来看,传统的妇女道德即守节实际上反映了男性国民对柔弱的社会成员——妇女——的权力支配关系。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鲁迅没有直接从女性的生存权讲起,而是对人们所崇尚的节烈观念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心理起源人手,逐层揭去了笼罩在节烈这一道德教条之上的神秘面纱,剥离出妇德背后隐藏的一种权力支配关系。首先,
  • 鲁迅与民国书法
  • 民国二十五年,鲁迅去世时年五十六岁。综其一生,著述文字三百多万字,译著三百多万字,还有大量的辑校中国古代典籍、石刻文字。这一切都是用毛笔完成的。鲁迅无意作书家,并不意以书法家名世,但鲁迅留给后世的近千万字的墨迹,记录了他自己的书写史。
  • 汉字,文化霸权抑或符号暴力?——以鲁迅和瞿秋白关于大众语和拉丁化新文字的倡导为例
  • 大众语问题是在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日渐凸现出来的。1934年6月,上海文化界为了回应那些倡导文言的论调,陈子展在《申报·自由谈》上提出了建设大众语的口号,自此,由复兴文言和拥护白话的论战发展为一场弥漫全国、声势浩大的大众语讨论①。
  • 弃医从文精神创痛的深情抚慰——《藤野先生》研究
  • 弃医从文,在鲁迅的人生中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和转折。直接导致鲁迅弃医从文的,是鲁迅在日本仙台学习医学时发生的“漏题事件”和“幻灯片事件”。对此,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正面谈到这些。但审视《(呐喊)自序》里的有关文字,你会发现鲁迅是在自己文学道路的选择上来叙述的,主要强调他思想的转变过程,使人明白他弃医而从文与实现自己人生抱负的关系,
  • 《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研究述评
  • 1939年出版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不仅是李何林个人学术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研究进程中举足轻重的标志性著作。可以这样说,正是《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的问世,使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在刚刚走完其20年的历史时,
  • 从鲁迅到张爱玲——女性异化命题的探索
  • 五四反封建礼教、个性主义思潮的开创具有重大意义,鲁迅先生将近代思想家们提出的国民性批判推向了最高峰,到了四十年代,张爱玲集中笔力对女性命运的叩问,超越了五四时期几乎所有女性作家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思考和描写,她把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上升到人陛关怀的高度。本文认为,正是在这一思想层面上,张爱玲与鲁迅达到了精神互通。
  • 鲁迅藏瓦当拓片
  • 谈起中国的古代建筑,不能不提到将实用与装饰融为一体的建筑构件瓦当。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屋檐前端用于遮挡的盖头瓦,也即通常所说的筒瓦头。最早的瓦当发现于陕西扶风县召陈村西周中晚期宫殿建筑群遗址。早期的瓦当多为半圆形,秦时出现圆形,
  • 胡风文物捐赠北京鲁迅博物馆
  • 2007年3月6日胡风亲属将胡风及夫人梅志生前所用、所藏的文物捐赠北京鲁迅博物馆,实现了梅志先生生前的遗愿,这是其亲属计划捐赠的第一批文物,文物涉及手稿、藏书、实物三类,北京鲁迅博物馆将专辟一文物库房收藏。
  • 鲁迅杂文研究十年
  • 鲁迅的生命是和杂文分不开的。在鲁迅的全部写作生涯中,杂文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他创作的后期,鲁迅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杂文创作中,“这是鲁迅终于找到的最足以发挥他的创造天才的,
  • 《达夫书简》出版后发生的事——三版前言
  • 本书初版于1982年5月,印了24500册,次年8月再版,增加了采自德国汉学家马汉茂(Helmut Martin)于1970年编的自印本《给郁达夫的信》中收入的王映霞致郁达夫的10封信及其它若干重要信件和资料,成了本书的第二版,印了20000册。这个印量且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出版界和读者群对于文学史料的需求,即使今天一个作家的通信集能印此数量,也可列入畅销书排行榜了。
  • 谈谈《鲁迅全集》第六卷
  • 二00五年版《鲁迅全集》的修订整理工作,分给我做的是第六卷,因为一九八一年版我担任的是第六卷的责任编辑,比分给我另外一卷要省力一些吧。这是真的。一九八一年版出版之后,我在平日的阅读中,遇到有关校、注方面的材料,就随手写在书上。这一回领到任务以后,就从那书上把这些添注的材料抄下来,所以比较快就弄完了。听编辑室的同仁说,我是第一个交稿的。
  • “捉”与“如”——就《鲁迅全集》修订事与张梦阳先生商榷
  • 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面世前后,诸多媒体就《全集》的修订情况做过不少报道。出于关心,我也搜集、阅读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其中2006年1月12日《光明日报》第9版上有一篇“本报记者”采访的通讯:《新版(鲁迅全集)修改何处》。文中写道:“张梦阳专家负责修订《鲁迅全集》第二卷”,
  • 鲁迅抄《秦汉瓦当文字》手迹选刊
  • 《鲁迅研究月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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