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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狂人日记》与鲁迅文学的生命结构(三)
  • 鲁迅杂文是《狂人日记》的置换变型。鲁迅杂文的基本结构与《狂人日记》是基本相同的,只是由于书写方式的不同而进行一些调整。我们说过,《狂人日记》的结构揭示了世界的悲剧性结构。世界是破碎的无序的碎片,在这个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社会总体性与个体生命是对立性的,而非和谐性的。人是孤独的个体,但是,孤独个体才是最终真实,只有个体生命才可以揭示世界的真相。
  • “倘若”与“然而”——鲁迅话语世界的理想类型
  • 本文是“鲁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这一问题的引论。在当下有关现代中国文化的各种现代性话语日见驳杂的情况下,鲁迅研究也概莫例外。何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呢?本文不拟再在西方庞杂的现代性知识谱系中巡游一番。我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领悟可以在竹内好的下列论断中找到:“中国文学只有不把鲁迅偶像化,而是破除对鲁迅的偶像化、自己否定鲁迅的象征,
  • “赋莫若司马相如”——鲁迅与司马相如
  • “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本文引文以《汉文学史纲要》为主,如不注明引文出处,即指此文),这是鲁迅对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的最高评价。 那司马相如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鲁迅介绍说:“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日犬子;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訾为郎,事景帝。”
  • 书讯
  • 废名诗集
  • 由“通过语言”到“在语言中”——论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 五四时期,很多现代启蒙话语都处在初创阶段。时过境迁,我们在探讨问题的时候,不自觉地对其拿来即用,无暇考虑是否早已背离原义。胡适概括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就是这样一个似乎无须再追溯的硬化口号。但是,当力图回到胡适精神原点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完全可以理解成这样一个启蒙方案:
  • 贵族与平民——周作人中庸范畴论之一
  • 中庸是周作人思想的核心范畴。周作人曾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八十年来他也因此备受指责。近二三十年来这种状况虽有所改观,但大多数人是把周作人的中庸范畴当作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来使用的,而很少考虑到周作人中庸概念的特殊性和对概念本身的辨析和运用,这与周作人对中庸的极力提倡是不太相称的。本文选取周作人中庸范畴中三组具有代表性的概念,
  • 鲁迅“代议制观念”初探
  • 1902年,作为清政府的官费生,鲁迅怀揣“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梦想来到了“同中国很两样的”的日本。在这里,鲁迅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天地,明治维新后迅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以及思想状况都令鲁迅感到惊奇。除此之外,更让鲁迅印象深刻也是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是留东学界活跃的政治和思想现状。到达东京伊始,改良派创办的《新民丛报》里的一些文章,
  • 鲁迅避难过的皇甫庄旗杆台门及其主人范啸风
  • 鲁迅的外婆家在绍兴靠近海边(杭州湾)的偏僻小村安桥头,一度徙居绍兴昌安街三脚桥,后来,又典租了皇甫庄旗杆台门的西半部分房子。鲁迅的外祖父鲁希曾(晴轩)系清咸丰元年(1851)举人,同治年间初期当过几年户部主事。他在安桥头的祖宅实在太矮小,连那时为世人所重视的“文魁”匾额都没有地方挂。皇甫庄旗杆台门屋宇高大宽敞,与其身份相符,主人范啸风副榜出身,知书达理,
  • 谈谈鲁迅时期的《莽原》广告
  • 为了“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鲁迅团结“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于1925年4月成立了莽原社,《莽原》便是他们“施行袭击”的阵地。直到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开北京前往厦门止,鲁迅一直是《莽原》编辑:包括32期周刊和前16期半月刊。不但鲁迅发表在上面的文章如《舂末闲谈》、《灯下漫笔》等值得重视,就是这期间刊登的广告也很值得研究。通过研究这些广告,不但能发现鲁迅的不少佚文,并能发现莽原社成员与鲁迅的亲疏程度及变化情况,同时能发现莽原社与其他社团的关系及变化情况,还能知道鲁迅对刊物刊登广告的看法。
  • 从小说《士敏土》的一篇“译者题记”谈起——兼谈新发现的一组鲁迅手迹
  • 《士敏土》是苏联作家革拉特珂夫(1883—1958)1925年创作的一部反映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长篇小说。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是以内战的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为起点的。这是一个异常艰苦的时代。阶级敌人的破坏,对知识分子的团结,与官僚主义的斗争,对新型两性关系的认识和对传统家庭观念的颠覆等内容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框架。“记述往事,是历史书的任务。
  • 北平师范大学访问鲁迅的人及其“访问记”
  •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鲁迅回北平探望母亲,二十五日日记中写道:“晚师范大学代表三人来邀讲演,约以星期日”。次日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也提到了这件事,说:“受师大学生之坚邀,只得约于下午去讲”。鲁迅的日记和书信中都未具体提到师范大学这三位来访者的姓名,1981年版《鲁迅全集》也未对此加注,2005年新版的全集对日记中“师范大学代表三人”注释为:
  • 党家斌与鲁迅
  • 我在二十几年前就想写《党家斌与鲁迅》这篇文章。当时鲁研界的老专家单演义教授还健在,他知道我这个想法后就对我说:“这个题目有价值。党家斌这个人是你们渭南人,你熟悉,你写吧。”但出于各种原因,我一直没有写。现在我已六十多岁了,再不写就迟了!再说,也太有负已经作古多年的单老先生了吧。
  • 忧思与期望——北京语言大学“鲁迅座谈会”侧记
  • 2007年10月21日,由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主办的“鲁迅座谈会”在该校举行,来自北京各文化单位的专家以及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博士生、硕士生共三十多人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由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高旭东教授主持,他对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在开场白中说:鲁迅研究界是中国所有文学研究领域中最泥沙俱下的一个,其中精英与糟粕共存。
  • 周作人父子赠我的两方印章
  • 上世纪六十年代,知堂老人赠寄我一方他的用印,刻阳文“知堂”二字。印盒底面有知堂老人的题字,文曰:“杨伯屏君所赠民国癸未十月六日”(癸未,一九四三年)。翻阅《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日记上部空白处钤有此印,日记云:“……下午遣人取此新款一五0又取同古堂印及砚来……”同古堂主刀者为张越丞。此印何时被杨柏屏收藏、后又回赠知堂老人,详情不清。
  • 随感录(五):一条注释的简与繁
  • 《鲁迅研究月刊》第3期第33页署名用口的《关于“左联五烈士”的一条注释》,对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的注释提出质疑,说:在1981年《鲁迅全集》的这条注释中有“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他们为反对王明等人召集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东方旅社参加集会被捕。……”,
  • 陈丹青眼中的鲁迅
  • 陈丹青先生是一位画家,因为他属于学院派的,一般读者对他知道的并不多,和陈逸飞先生略有不同。陈逸飞先生活跃于艺术界与娱乐界,经营的“大艺术”理念主要还是着眼于市场的推广。陈丹青先生为读者熟悉源于其对研究生招生制度的不太满意,因为某些公共课程的“重要性”使得无法召到专业特色突出的研究生,同时对千人一面的素描考试也有微词。(丹青先生对青年学子日益衰弱的国文水平也是很忧虑的,认为母语学不好的,外语的水平也高不了,而文化是讲究传承的,国家有关部门过分强调了外语的重要性,而忽略了自己的语文教学。)陈丹青深感失望而辞去了美院的教授和博导,这事曾引起过不小的轰动。
  • 如果允许说真话,就该说出真实的鲁迅
  • 老学者朱正以研究鲁迅闻名于学界。最近,他的两本关于鲁迅的新书出版,一本是鲁迅传记《一个人的呐喊》,另一本是朱正谈鲁迅的文章集《鲁迅的一世纪》。朱正研究鲁迅的时间已超过半个世纪,写过四本鲁迅的传记,研究性的文章也有很多。鲁迅研究作为一门“显学”,每年新出的相关书籍林林总总,难以计数,但朱正的论著有非同一般的价值和意义。同为知名的鲁迅研究者,钱理群如此评价朱正:“作者对鲁迅即非仰视,也非俯视,而平视之的态度和眼光,或许更能给读者以启示。”客观地平视伟人,这是一件看似简单其实极难做到的事情。朱正以数十年的努力,做到了这一点,从而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尽可能真实的鲁迅。
  • 《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选刊
  • 鲁迅研究月刊
  • 高莽绘《鲁迅像》(彩墨)
  • 《鲁迅研究月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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