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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梦魇”中的姊妹篇:《在酒楼上》与《孤独者》
  • 经过1923年的沉默,1924年2月,鲁迅开始写《彷徨》,第一个月一口气写了三篇,其中第二篇就是《在酒楼上》,在这重新开口的小说中,是否存在打破沉默的秘密?1925年10月,鲁迅又写了《孤独者》和《伤逝》,这是其仅有的两篇写完但没有立即发表的小说,篇幅很长,却没有发表,对于以写作为生的鲁迅,颇显蹊跷,莫非牵涉隐私不好公开?
  • 论鲁迅小说中女性伦理身体的病相表达
  • 研究“现代叙述”的彼得·布鲁克斯在其著作《身体活》中曾指出,“作为一种哲学立场的现实主义的兴起,使身体成了没有任何超越自然的先验原则的情况下的实体,它作为心灵的先决条件,一切形而上学的思考最终都必须归结于此。”五四文学之所以被视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点,身体作为一种书写资源进入文学叙事并得到充分开掘与呈现,应是一个重要方面。
  • 鲁迅的杂文概念考辨
  • 由于鲁迅对杂文的绝对影响力,当下的杂文研究总免不了要运用鲁迅的杂文思想资源,然而实际上却多有误用,原因是鲁迅的杂文概念与我们今天的杂文概念常有出入,而且往往多变。当下论者不加区分地直接引用鲁迅的观点,常常无意中误解了鲁迅的原意,也给杂文研究带来理论上的混乱。
  • 狼的传人:鲁迅·自然史·叙事形式
  • 鲁迅·自然史·叙事形式《孤独者》中的叙事人回顾道:“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与鲁迅一些脍炙人口的其他作品相比,这篇小说多少受到了些冷落。但是不可否认,《孤独者》复杂地展示了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改革主义者所面临的关于发展的僵局。他们如同《呐喊·自序》“铁屋子”隐喻中“较为清醒”的少数人——想象着用自然一历史的话语来演绎“发展”,却陷入了困境。
  • 从周树人到鲁迅:文学证据的连续性
  • 1918年,周树人37岁,此时他才开始以鲁迅为笔名撰写小说和散文。他此后撰写的作品被视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开山之作。他这次写作是应朋友之邀,这位朋友和众多其他新精英,提倡以严肃文学改造现代中国。鲁迅顺应潮流,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小说,当时以白话文写严肃文学尚无先例,此外,他还借用十九世纪欧洲小说的现实主义风格,这在当时的中国也是陌生的手法。
  • 中国鲁迅研究学会成立过程及一段小插曲——陈荒煤五封未刊信跋
  • 1979年11月14日,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宣告成立。三十多年来,鲁迅研究学会是推动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机构,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上个世纪九。年代开始,很多鲁迅研究界的专家学者,倡议进行“鲁迅研究之研究”,关于鲁迅研究的历史也纳入到鲁迅研究的范围之内。作为一直推动鲁迅研究的鲁迅研究会,自然是“鲁迅研究之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 竹内好《鲁迅》的“玄学主义”与“西田哲学”
  • 一 竹内好的《鲁迅》作为日本鲁迅研究的奠基之作,不仅深远地影响了战后日本的鲁迅研究,而且,也深刻启示了中国的鲁迅研究。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鲁迅》在中国学界的影响有增无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与此同时也开始受到更多的理性审视,尤其是它所体现出的独特的思想方法,被有的学者冠以“玄学主义”而遭到质疑和诟病,然而却并没有得到深入的理解和客观的评价。
  • 《绍兴公报》的“顽石”:周作人抑或傅顽石?
  •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相当多的作家使用过笔名,而且有的作家笔名往往不止一个,甚至有的一个笔名往往很多作家都曾使用过。这给后人认定、编辑作家作品带来不小的困难,不加仔细辨别便会发生张冠李戴之误。辛亥革命前后,发表于《绍兴公报》上署名“顽石”的文章,就给学术界的认定带来不小的混乱。
  • 镜头下的重述——1957年香港影片《阿Q正传》考
  • 1956年,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其小说《祝福》经夏衍改编后搬上银幕;同一年,在香港,为了同样的纪念,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开始筹拍《阿Q正传》,改编者许炎(即姚克)、徐迟,导演袁仰安,主演则由新人关伯威(影片拍摄过程中改名为“关山”)担任。1957年1月《阿Q正传》正式开机,该片于当年底完成摄制并进行了内部试映。
  • 2005年版《鲁迅全集》注释不确之处举隅
  • 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家,鲁迅很熟悉西方文化源头之一的希伯来精神与基督教文化资源,故而在作品中常有与此有关的术语、典故、史实等出现。 然而,2005年版《鲁迅全集》在为与此有关的术语、典故、史实等添加注释时,有不少仍沿用过去版本中不确当乃至错讹的注释,未能改正,甚或加添了同属不确乃至错讹的注释,诚属憾事。
  • 《伤逝》中涓生忏悔心理动因分析
  • 一开始定下的基调是忏悔,涓生的忏悔不仅是“为子君”,也是“为自己”的;也即是说他想通过叙说来卸下过往的经历给他带来的沉重与虚空、压抑,从而能“向着新的生路跨进去”。人们往往感动于这种真诚而坦率的忏悔与袒露的姿态,认同他按照一己思维所叙述的爱情从产生到失去的过程,却忽略了对其叙述所表露出的心理进行深入分析。
  • 民族的良知——鲁迅与柏杨
  • 我初见柏杨,是在1990年12月13日台北文化界的一次聚餐会上;他最后一次亲笔给我写信,是在2005年8月26日。在这十五年间,我跟他曾在台北和北京多次晤面;每年岁末,也常用写年终信的方式互致问候。其间柏杨先生对我帮助甚多,也宽宥过我出于善意的失误。柏杨夫人、诗人张香华女士同样对我多有帮助,特别是2001年10月,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第38届贝尔格莱德国际作家笔会,熟悉东欧诗坛并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张女士更对我多有关照。
  • 鲁迅博物馆藏品欣赏
  • 冰凌花(黑白木刻)
  • 《鲁迅研究月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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