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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NGO的生态关系研究——以自我提升型价值观为视角
  • 本研究利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焦点组座谈等方法,研究了四川M地区草根组织联合体的成立与解体过程,得出两个结论:(1)并非所有的NGO对公民社会的发育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如果NGO为自我提升型价值观所主导,它将倾向于对权力、社会声望以及项目资金等资源的占有和控制,在与其他主体出现对峙、冲突或控制的情形时,组织之间亦容易形成消极型生态关系,最终对公民社会的发育产生扭曲。(2)自我提升型价值观下,资源和互动双方彼此控制的有效性共同决定着互动双方的生态关系是否朝向“互害”关系演化。当存在自我提升型资源且一方对另一方拥有绝对控制的能力时,NGO的生态关系类型将取决于双方的互动行为利弊情况。
  • NGO与政府合作中的自主性何以可能?——以上海YMCA为个案
  • 本文运用“制度-生活”分析框架,根据个案调查获取的经验资料与文献资料,对个案NGO组织与政府合作的过程加以考察。研究发现:在合作过程中,NGO既要有妥协又要有坚持,妥协要妥协得有智慧、有策略,坚持要坚持得有理性、有原则;在“强国家弱社会”的背景下,“做加法”是NGO同政府妥协的一种有智慧、有成效、可复制的策略;“理念与责任”、“专业化道路”是NGO必须坚守的底线,在NGO自主性成长的内部条件中,它们比“经济基础”更为重要。
  • 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
  • 本文以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实践为个案,揭示了专业社工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嵌入原有的行政社会工作之后,对街区原有治理主体形成的适应和挑战的过程。本文指出,专业社工被吸纳到街道的权力网络过程中产生了外部服务行政化、内部治理官僚化和专业建制化的过程。复杂的街区权力关系限制了专业社工深度嵌入社区治理,这使得表面光鲜的社会工作在街区权力体系中逐渐式微,失去影响。作者认为,要挽回式微的专业权力,就要有专业社会工作的批判意识,策略性地与街区政府建立既独立又合作的关系,社会工作者还需要重拾资源公平分配的价值观,与原有的本土社会工作结盟,这样才能推动街区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变革。
  • 论日常生活
  • 日常生活是社会生活中对于社会行动者或行动者群体而言具有高度熟悉性和重复性的实践活动,是一切社会生活的社会历史性的基础。然而也正是在日常生活那前意识的不言而喻的实践中蕴含着力量的差异、知识的运作和利益的争夺,以及由此所带来的隐蔽的暴力和不平等。虽然日常生活的不言而喻的表象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日常政治的社会历史性的暴力,但是日常生活世界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依然导致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张力的存在,一种准意识的反抗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展开。由此可见,深入细致地研究日常生活对于反思当代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为自由的民主计划和社会技术——曼海姆晚期社会学思想解析
  • 曼海姆的以“为自由的民主计划”来重建社会为主题的晚期社会学很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多有误解。曼海姆认为,社会计划本身是中性的,它和正确理解的自由、民主不但不冲突,反而内在契合;为自由的民主计划和重建社会的实现有赖于社会技术,其中教育和现代议会宪政推行的三权分立和制衡等社会技术非常重要。曼海姆的晚期社会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当今转型期的中国很有理论借鉴意义。
  • 非正式制度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T村个案研究
  • 不论是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还是外在的民主制度,国内外研究者始终关注的是正式制度对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用及其影响,很少有学者意识到在社会环境中自发生长的非正式制度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可能产生有效影响。本项研究结合定性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对T村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进行个案研究。研究发现,由于历史和宗族因素而在T村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即“头家轮流制”和特有的习俗惯例,促进了村民在村庄宗族性活动和村庄修建水泥村道中的捐资行为,最终对T村公共物品的自我供给起到了积极有效的影响作用。
  • 在广州的非洲裔移民行为的因果机制——累积因果视野下的移民行为研究
  • 本研究通过研究在华非洲裔外国人国际迁移行为的因果机制,来验证国际迁移理论,尤其是累积因果理论。针对广州的非洲外国移民属于隐藏的小群体,故采用受访者驱动抽样(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方法。实证量化研究发现,2005—2011年来华在广州的非洲裔外国人迁移(非法居留)行为具有国际移民早期阶段的发生特征,移民社会资本的累积因果效应不断加强。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社会稳定,后续的非法移民将不断加强和拓展。建议在现阶段,政策上应通过抬升来华非洲裔外国人的社会阶层,抑制流入者的阶层下降速度和规模。
  • 户口、“农转非”与中国城市居民中的收入不平等
  • 导致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对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分层和流动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户籍制度改革亦具有政策启示意义。本文将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农转非”的城市居民纳入研究视野,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 2003、2006、2008),考察非农户口对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户口转换所带来的收入优势仅限于通过高度选择性渠道实现“农转非”的群体。倾向分值匹配方法的分析更进一步显示,户口转换带来的收入效应仅限于在国有部门内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较高的群体。这些结果共同展示了户口身份对收入影响式微的过程,在市场部门内则尤其如是。
  • 社会风险与地方分权——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实行地方分级管理的原因
  • 中国不仅在行政上实行高度地方分权,而且,在一些重要领域,地方分权的程度超过了效率原则的限度,形成“过度分权”。“过度分权”的表现是,中央政府把一部分全国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也下放给地方政府,要求“地方政府负总责”,形成地方分级管理体制。与美国等联邦制国家相比,中国之所以形成高度地方分权,是源于中国的一个特殊之处,即中央政府能够而且也需要通过地方政府来分散和转移社会风险。因此,在中国,中央政府为了降低自身承担的社会风险及保持政治稳定,就需要把容易引发社会风险的行政事务尽可能交给地方政府去完成,使得从效率角度来看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一部分行政事务,因降低社会风险的需要,也转移给了地方政府,导致“过度分权”。
  • 实用主义团结——基于珠三角新工人集体行动案例的分析
  • 本研究重新审视了对新工人团结文化的两种判断:“守法抗争”抑或“阶级团结”。基于笔者在珠三角的田野调查,本研究提出,在新工人各种类型的集体行动中,盛行着“实用主义”的团结文化。工人能够灵活地运用并界定官方提供的各种意识形态,尤其是充分地利用国家法律所赋予的空间,但又不被法律话语和司法途径所束缚。工人日常生活的资源为工人形成更广泛的团结提供了可能。对工人行动“守法主义”、“蜂窝式”的判断显得过于谨慎。但新工人维权行动的升级并不一定意味着“阶级团结”的出现。基于工人自身的利益、关系、议价能力、维权风险、生活压力,工人审慎地选择自己的行动策略。工人的集体行动本身作为市场博弈的一种手段,体现了市场逻辑并确认了其合法性。其经济诉求的提出也是基于各种市场因素的综合考虑,而制度诉求的广泛出现也体现着一种将市场议价机制常规化的愿景。“实用主义”的团结文化有其生活的基础和系统性根源。
  • 从关系研究到行动策略研究——近年来我国非营利组织研究述评
  •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研究和非营利组织的行动策略研究。这些研究关注制度和资源对非营利组织的约束,通过描述其行动来看其发展。笔者认为,今后要把非营利组织理论预设与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研究并有所创新,要从关注非营利组织策略性行动到关注实现非营利组织的可持续性发展。
  • SOCIOLOGIC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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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会学研究》开设“论文”、“专题研究”、“调查报告”、“研究述评”等栏目。本刊热诚欢迎国内外学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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