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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
  • 作者认为,社会分层机制总是嵌入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之中,并由规定着社会经济形态特征的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的。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生产资料并以行政性的委托-代理方式经营,人力资本产权残缺;这样的基本制度安排,决定了人力资本只能以非市场贸易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结合,经营剩余以国家租金的形式存在;国家公共权力不但表现为索取剩余的租金权力,也表现为分配这些租金的再分配权力。再分配者在再分配过程中偏向自己而导致阶层分化。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情形下,公有资产的既具行政性又具契约性的委托-代理制度,以及嵌入在政治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制度,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如此制度安排,决定了国家公共权力持续地但只是部分地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同时它还衍生成了权力精英谋取私利的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对生活机遇的分配产生着影响。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以这些动力基础为依据,作者构建了一个由十个阶层构成的框架,以呈现当前中国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的轮廓。
  • 低层政府干预下的软风险约束与“农村合作基金会”
  • 本文在软风险约束的概念框架下对具有县乡银行特征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导致风险约束软化的两个结构性条件,即决策权分配和风险转嫁渠道;在决策权分配的讨论中,通过资金投放博弈和与之关联的等级博弈分析,指出合作基金会作为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的不可自我实施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决策权一责任结构和软风险约束之间的关系;在风险转嫁渠道分析中,归纳出三条和政府行为相联系的转嫁渠道;探讨了软风险约束下合作基金会对低还款率的漠视、低准备率的贷款冲动等行为特征。本研究的一个现实关怀是中央政府直接掌控之外的各种金融组织的发育和筛选。
  • 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
  • 本文着重从意义关联的角度讨论社会科学田野工作中的深度访谈法。从深度访谈的性质出发,本文尝试分析了与访谈有关的诸种意义体系,并讨论相关的访谈方法。本文主张,访谈既应当以“悬置”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态度进入现场,同时又要随时保持反省;访谈的过程应以日常生活及生活史的结构为结构,以发现问题,追究问题,最后再讨论个案的普遍性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访谈将不仅仅是单纯搜集资料的过程,而已经成为研究的一个环节。
  • 纵贯性数据与生长模型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的应用
  • 这篇文章演示了如何使用纵贯性数据和生长模型来回答关于“变化”和“趋势”的研究问题。首先,我们讨论纵贯性数据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主要优点;然后,通过比较几种纵贯性数据分析方法,揭示生长模型较之于其他传统方法的主要优势。我们还讨论了简单生长模型的几种延伸,包括对模型中固定效应的延伸和对随机效应的延伸。最后,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中讨论的分析技术,并进而能够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这些技术,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单范例来解释文中提到的主要概念和分析策略。
  • 政府权力、精英关系和乡镇企业改制——比较苏南和温州的不同实践
  • 通过对苏南和温州乡镇企业不同的改制方式的比较,本文分析了改制背后的政治因素。虽然财政约束、监管约束和信息约束可以部分地解释两地改制方式的差异,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两地权力关系的不同,即政治约束。本文指出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不同的权力关系解释了谁可以参与、谁被排除在外,谁的利益得到考虑、谁的利益可以牺牲。乡镇企业改制所揭示的问题对当下国有企业的改革有着借鉴意义。
  • 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险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
  • 近几年随着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我国的社会阶层分化已呈现出职业位置与标志人们社会阶层地位的其他指标明显趋向一致的状况。与此同时社会保险制度与多样化的所有制一起对职业位置的层级分化也有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不同类别的劳动力的作用方向是不同的。有关数据表明,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没能发挥对市场竞争中的最差结果予以修正的作用,因此我们需要对社会政策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予以更多关注。
  • 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
  • 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试验,以往外国学者的研究都将解决城市就业和人口问题作为领导人发动这场运动的动机。现在可参考的资料并不支持这种似乎合理的解释,因为正是在城镇青年下放的同时,发生了大规模的城乡劳动力的对流。本文重点分析了1968至1980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认为毛泽东防止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建立政治新秩序的动机起了最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个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它没有得到知青和他们的父母的拥护,从70年代末开始,公开的抵制出现,最终以上山下乡政策的结束而告终。虽然这场运动的确培养了很独特的一代,但是下乡城市青年没有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获得正常的教育机会。这对他们,对国家都是很重大的损失。
  • 社会变迁的折射:20世纪50年代的“毛人水怪”谣言初探
  • 论文回溯了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几个省的“毛人水怪”谣言,指出这一谣言爆发是当年社会巨变的一种反应;谣言的实质是被重新建构的集体记忆。在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中,社会变革的受冲击者起了关键的作用;在谣言传播过程中,民众呈现出集体行为的非理性,同时也存在理性的成份。
  • 社会认同的基本心理历程——香港回归中国的研究范例
  • 本文以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期间香港人经历的社会认同历程为例,阐述社会认同的基本社会心理原理。讨论范围包括社会认同研究在欧洲和北美的发展简史,社会认同论中重要概念的定义,社会认同背后的心理动机、认知历程,及其对社群观感、社群关系和社会行动的影响。文中特别强调社会认同的动态历程及其与社会中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信念间的相互关系。
  • 梁漱溟的“新礼俗”——读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
  • 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救国之路的一种探索,“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已是不争的事实,就连梁漱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诚然错了。”(梁漱溟,1993:428)但是,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梁漱溟的兴趣的恢复,以及我们由此想起的他当年的固执与一意孤行,却不容我们对这场运动和梁先生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弃如敝屣。“乡村建设运动”结束半个多世纪后,中国农村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些问题更无不促使人们重读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倒是梁先生在上述那篇回忆文章中的另外一句话,更值得回味:“然而所见仍然没有错,只不过是说出来太早了。——失之于太早。”诚然,与乡村建设截然对立的革命路线获得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无法得到的成功,也使他心悦诚服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哪怕在中国革命成功了30年后,在梁漱溟亲眼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之后,他仍然坚持说自己的所见并没有错。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首先想到的一个答案是,梁先生当年所看到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从而使他坚持认为,自己的方案仍然是有意义的。
  • 重返生产的核心——基于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脉络阅读《生产政治》
  • 一、劳动过程理论:源起与发展。“劳动过程理论”是《资本论》第一卷的核心理论,马克思借此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利润的真正来源,深切影响了以后的政治经济学发展。但是自20世纪中、晚期以来,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工厂体制安排发生了重大变革,导致西方劳工问题的研究者更多地将研究视线转移到劳动过程以外,以社区、学校、家庭、大众媒体和文化领域等为焦点,试图从中发现统治阶级掩盖阶级对立、消解工人意识的奥秘。这样的努力或许不无裨益,但却远离了马克思的核心关怀,而且也无法从根本上超越“劳动过程理论”所揭示的那些问题。在劳工研究重心逐渐偏移的学术潮流中,力求捍卫“劳动过程理论”并做出巨大理论贡献的美国学者当属布雷弗曼撰写的《劳动与垄断资本》(Braverman,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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