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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
  • 本文首先提出研究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是事关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一个重大问题,然后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草根动员——来切入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作者通过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突破了西方社会运动研究范式与印度底层社会研究范式在有组织的精英场域与无组织的底层场域之间的简单对立;作者拓展了对“依法抗争”概念的理解,并批判了国内目前流行的农民群体利益表达已进入“以法抗争”新阶段的观点。作者认为草根行动者是一个既不完全认同于精英、也不完全代表底层,而是有着自身独特行动目标和逻辑的行动者。草根行动者所进行的草根动员,使农民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权宜性,在组织上具有双重性,在政治上具有模糊性。草根动员既是一个动员参与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进行理性控制并适时结束群体行动的过程。
  • 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1981-2000年南街村的集体化与政治化
  • 在1981-2000年,南街村形成了高度政治化、高度集体化的“南街村体制”。本文从经济增长、政治合法性和思想路线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南街村的这一制度变迁过程。高度政治化、高度集体化的南街村体制是国家与市场互动演化,即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竞争、制约、强化和改变的结果。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演化有利益、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等三个维度,而互动演化所造成的制度变迁轨迹和结果则同时受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化进程,以及渐进式改革中的路径依赖和文化堕距的影响:一方面,现代化进程作为一种共同的历史条件制约着国家和市场各自在互动过程中的制度选择;另一方面,在路径依赖和文化堕距的交互作用下,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会形成多种复杂的、犬牙交错的组合,从而塑造出千姿百态的制度景象甚至“悖论”。
  • 国家介入与邻里社会资本的生成
  • 本文论证了国家介入在社会资本生成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的城市社会,邻里间社会信任关系的演进和存量可以通过对嵌入于居民区的组织联系而得到解释。国家介入所提供的组织资源及其制度化方式,对居民区内部的社会交往和人际信任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纵向行政动员的组织策略中,居民间的交往关系往往被吸纳或建制化;而国家的基层组织的网络化则提供了社会资本增生的空间和激励。本文通过1996年以来上海的社区组织重建政策讨论了这些命题。研究发现,特定形式的国家介入乃是社会资本得以发展和增进的必要动力;居民区社会资本存量的差异,必须和国家介入的类型进一步联系起来分析。
  • 机会空间的营造——以B市被拆迁居民集团行政诉讼为例
  • 本文从西方社会运动理论、行动社会学理论及公民权和公民的勇气三条理论脉络出发,探讨了当前社会转型期都市运动的一个关键个案。围绕该集团诉讼为何在党政权力最为集中的B市出现及其出现后如何建构所需的机会空间进行自我再生产这两个问题,提出了三个观点:首先,B市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所具有的特殊权力结构,是营造机会空间的一个潜在资源,而90年代以后飞速发展的城市化,则为其提供了初始动因;其次,这些客观机会结构只有经由行动者的积极建构,才能成为维权运动真正可以利用的机会空间;最后,行动者的积极建构体现为公民权利的争取、“生活智慧”的积累,以及“以法维权”的策略建构等三个方面。
  • 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分析
  • 本文基于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了公众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作者检验了关于环境关心之性别差异的社会化假设与社会结构假设,指出这些假设在本研究中不能得到支持。在引入环境知识这一中介变量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应当重新反思关于环境关心之性别差异的理论解释,关注社会化过程与社会结构位置影响的两面性,探索环境关心性别差异生成的具体机制。
  • 传统框架中的现代性调适——河北省平安村1949年后的招婿婚姻
  • 在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儿子的家庭往往采取过继侄子的方法来延续宗祧。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无子家庭通过招婿的方式解决延续宗祧和老人赡养的问题。不过,中国农村目前的招婿婚姻是一种应时性的招婿婚姻。在平安村,对招婿婚姻的民俗安排是在父系家庭制度中实现的,这个招婿的女儿其实被当作儿子对待,我们可以称她为承祧女,假子,这一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释她在乡村社区中的待遇。招婿婚姻被平安村村民普遍接受,无疑受到了现代因素的影响,但这一因素仍是在传统文化的框架中被接受的。
  • 身体的社会形塑与性别象征——对阿文的疾病现象学分析及性别解读
  • 本文一方面对一个男子阿文的腹泻进行疾病现象学描述,关注一个“活生生的身体”的痛苦和不适,以期揭示并理解社会历史背景、文化框架对阿文的日常生活及其身体与疾病的形塑过程;另一方面,通过解析社会等级制度对阿文(及其妻子阿英)身体的不同形塑,力图将阿文(及阿英)们的身体概念化为有关社会关系性质的话语,理解成一个象征系统,试图理解他们不同的身体实践是如何成为一个更大社会结构的隐喻的。
  • 中国社会学的责任和承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 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指出:“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党要带领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 加强社会建设理论和经验的研究
  • 中国社会学当前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个机遇的到来,与和谐社会建设重大战略任务的提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中国经验产生的广泛影响,以及中国社会学多年来基于深入调查积累的研究成果,都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目前也面临诸多理论和经验领域的挑战,这些挑战我觉得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如何从规律和法则的高度来认识、理解和阐释中国的巨大变迁;二是如何回答中国发展中目前的和一些中长期的重大现实问题;三是如何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建设理论。
  • 以社会重建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 一、从经济增长到社会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模式的一种重要转折,即由过去的单一中心时代转向多中心时代。这种转折是根本性的。
  • 优化社会结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 一、结构的稳定性是最大的稳定性 我国社会学者在研究社会稳定的过程中,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结构的稳定性是最大的稳定性。为了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首先需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10年前,我在《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与政策选择》一书中指出,中等收人者占多数的社会结构最稳定。当中等收入者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矛盾和社会紧张程度就会大大缓和,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市场;中等收入者的生活方式就会推动与稳定消费市场,从而有效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与繁荣。现在看来,这种视角可以继续开拓。社会结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优化社会结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 重塑转型期的社会认同
  • 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学探索,需要关注“社会自我调适系统”的生成,这其实也是新时期社会认同再结构的过程。如何把握好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并了解它们间的配合机制对社会整合的影响,是当今社会建设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 走向发展型社会政策与社会组织建设
  • 社会学要对当前我国的改革和社会进程做出反应,实现发展学术、经世致用的学科理想有许多介入点。但要使这种介入发挥比较重要的效果,就应该在政府和社会都比较重视的重大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并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和建设性的观点。毫无疑问,当前我国面临的最重要的是经济持续发展(而不是片面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或社会秩序)问题。社会学的基本介入点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去选择,即从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形成的社会基础的角度去思考。就是在这一领域也可以有许多课题去选择,比如中产阶层的发展、劳动就业与劳动关系、贫困问题、社会公平、重建社会信任等。我认为,有两个重大课题是不可忽略的,这就是研究发展型社会政策和社会组织建设问题。
  • 制度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 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任务不是仅仅停留在现象层面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或排除各种社会矛盾,而是要开展有效的制度建设,保证社会形成稳定的秩序,使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在有序的状态下得到不断地调整或解决。
  • 公民资格建设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依据
  • 在我看来,“和谐社会”的建设,就根本而言,实际上是一个在市场转型条件下的社会重建的问题,也就是说,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今天,市场体制的完全建立,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增长能量,极大地提升了民族的竞争力;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框架来匹配甚性化的制度建设?
  • 立足于社会公正,优化社会结构
  • 如何获得社会学在和谐社会方面的话语权?如何能够使社会学对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重大的影响?应当立足于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以社会学特有的视角和特有的解释力来关注重大的现实问题。这样,社会学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优势就能够充分地显示出来。
  • 社会学与总量-结构的宏观政策
  • 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诸多社会矛盾的呈现,提示人们在宏观政策的制定和运用中,不仅要注意总量分析(如运用国民总产出、总供给、总需求、价格总体水平这些概念进行的分析),而且也要注意社会结构分析,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形成总量一结构的宏观政策,并不断完善之。
  • 社会建设:社会学的社会承担
  • 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一样,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基本骨架。现在,经济建设已经有了定论的基本制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发展范畴内一系列具体问题也有了明确的操作方法;而社会建设的任务现在还刚刚提出,更没有一套成熟的制度。现在,我们应把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建设体制作为重要任务。
  • 从社会主要矛盾分析入手,抓住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理路
  • 要回答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社会学能够做什么的问题,首先要回答目前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在现阶段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或者如何结合目前现实在理论上重新理解中共中央“八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从实践方面讲,还有两个根本性问题值得注意,一是社会利益格局问题,二是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社会,这三个问题可以说是密切关联的,而且是目前社会种种不和谐问题的主要根源。
  • 着力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把握中观层面“和谐社会”概念
  • 首先,对“和谐社会”这个概念应该作几个层面的澄清,否则,什么问题都放在里面谈,最后势必煮成一锅粥,也见不出社会学什么独特的学科担当了。我觉得对于“和谐社会”可以作宏观、中观和微观之概念离析。所谓宏观,是《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涉及到的层面,政治、经济、社会,林林总总的问题尽在其中,它所指涉的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总体性方向。所谓微观,它所指涉的层面接近初级群体或熟悉人的社会层面,如家庭、邻居、社区等等,是传统社会学或社会工作中的一个局部领域。作为一个有自己独特视角、研究方法和思想传统的学科,社会学关注和谐社会的立足点不宜放在宏观层面,因为这可能使社会学漫无边际,近于国策清议。不过,社会学对和谐社会的关注也不宜停留在微观层面,因为这又会使社会学自缚手脚,显得小里小气,远不足论对中国社会转型应有的贡献。社会学对和谐社会的关注应该立足在中观层面上。
  • 坚持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相结合的学科视角,处理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大问题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社会学家确实应有所承担。怎样才能有所承担?首先,我们不能自甘于作为一种补充学科或剩余学科,只想着去搞圈地运动,寻找仅仅属于自己研究对象的现象和领域,总希望在经济学家的市场和政治学家的政府之外寻找自己的一块领地;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永远摆脱不了这些学科的阴影,总想跑到别处去确立自己的正当性,而遗失了对社会总问题的关怀和承担。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变迁来说,学科间的差别并不是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的差别,而是视角的问题、思路的问题、着眼的逻辑有所不同。其中的道理也许在目前学科的细分中不容易看到,但如果我们回到现代社会的早期阶段,也就是回到社会学面临着现代危机的那个经典阶段就会看得很清晰、很透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中国社会学必须回到西方经典时期的总问题上去的理由。其实,经典社会学三大传统的兴起,无不应对的是社会总体结构的问题,这与中国目前的境况很相似,所有细微的现象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都会牵掣出总体性的结构问题。19世纪,不管是马克思、涂尔干还是韦伯,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从来都没有绕出国家和市场之外,绕出工厂和企业之外,专门发明一套所谓“社会”的学问与这些实质问题毫无联系;相反,摆在眼前的现象都是一样的,可他们处理这些现象的角度和方法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马克思不再满足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从商品中看到了市场、企业和国家的本质,乃至人的物化本质;涂尔干也始终坚持用社会的道德意涵来统摄现代社会中的个人、群体和国家;韦伯从人心、社会和经济的诸领域中看到了理性化的逻辑。
  • 社会转型与个体痛楚——评《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
  • 潘毅博士的《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MadeinChina:WomenFactoryWorkersin a GlobalWorkplace)一书通过对深圳经济特区一家电子厂年轻女工生活的民族志考察,深入探讨了全球化对于中国农民工日常生活的意义。作者全面分析了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动因、在工厂和城市遭遇的歧视、对剥削的有限的公开抵制和女工的身体痛楚(pain);深入考察了打工妹的身份认同(identity)在现行体制、全球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三重压迫下的形成过程和打工妹的身体呈现。鉴于该书对底层(subaltern)劳工研究具有的开创性意义,我将从底层研究的角度来进行回顾和评论,讨论其理论定位和不足。
  • 消融在消费中的公共领域——读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
  • 英国社会理论家约翰·基恩认为,20世纪的政治思想界是以德国的两位巨人开始和结束的,他们是马克斯·韦伯和尤根·哈贝马斯,另一位重要人物汉娜·阿伦特则正好处在他们之间。作为20世纪政治思想家中最杰出、最独特的人物之一,阿伦特并非一开始就对政治怀有浓厚的兴趣,或许从根本上可以这么说,阿伦特本来对政治毫无兴趣。然而,20世纪特有的政治现象,使得阿伦特决意要从政治上找出发生这种悲剧的原因。政治之所以成为阿伦特的思考对象,主要不是出于理论动机,而是出于经验的动机。正如著名的阿伦特研究者卡诺芬指出的:“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整个议程都是由她对世纪中叶的政治灾难的反思决定的”(f~ovan,1992:7)。这个政治灾难就是被阿伦特称为“极权主义”的纳粹统治和斯大林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阿伦特的一切思想活动都是以研究极权主义的起源作为出发点的”(川崎修,2002:5)。
  • 2003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数据开放使用公告
  • 科学研究在20世纪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将科学知识编码化,此特点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体现是,通过收集和运用系统的调查数据,阐释具有理论或实践意义的议题,而综合社会调查则是重要的手段之一。基于这个认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商定,从2003年开始共同推进中国大陆的综合社会调查项目(简称CGSS)。目前全国综合社会调查已连续执行并完成了2003、2004、2005、2006年度的调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目的是通过对城乡家庭每年或每两年的社会调查,系统地监测社会结构和生活状况的互动与变化,收集和建立社会变迁趋势的追踪资料数据库,阐释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相关问题,为国内、国际学术界提供研究资源。
  • SOCIOLOGICAL STUDIES
  • [论文]
    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应星)
    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1981-2000年南街村的集体化与政治化(冯仕政)
    国家介入与邻里社会资本的生成(刘春荣)
    机会空间的营造——以B市被拆迁居民集团行政诉讼为例(施芸卿)
    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分析
    传统框架中的现代性调适——河北省平安村1949年后的招婿婚姻(高永平)
    身体的社会形塑与性别象征——对阿文的疾病现象学分析及性别解读(郑丹丹)
    [学术评论]
    中国社会学的责任和承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加强社会建设理论和经验的研究(李培林)
    以社会重建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孙立平)
    优化社会结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宋林飞)
    重塑转型期的社会认同(李友梅)
    走向发展型社会政策与社会组织建设(王思斌)
    制度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刘少杰)
    公民资格建设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依据(沈原)
    立足于社会公正,优化社会结构(吴忠民)
    社会学与总量-结构的宏观政策(刘世定)
    社会建设:社会学的社会承担(邹农俭)
    从社会主要矛盾分析入手,抓住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理路(陈光金)
    着力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把握中观层面“和谐社会”概念(应星)
    坚持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相结合的学科视角,处理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大问题(渠敬东)
    [书评]
    社会转型与个体痛楚——评《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郑广怀)
    消融在消费中的公共领域——读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冯婷)
    [学术信息]
    2003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数据开放使用公告
    [英文目录及摘要]
    SOCIOLOGIC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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