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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强范式与弱范式:文化社会学的双视角——解读J.C.亚历山大的文化观
  • 缘J.C.亚历山大关于强弱文化范式的理路,本文在陈述概念、回溯文化思潮的基础上,综述了文化社会学理论的一段历程:文化在社会学领域从非主流趋向主流的努力,伴随“文化的社会学”向“文化社会学”视角的转向而发生;亦伴随“弱文化范式”向“文化范式”思潮的变动而发展。文化解释力因此在亚历山大的理想型下由“边缘”到“相对自主”再走向了“独立自主”。
  • 叠合认同:“多元一体”的生命逻辑——读杨凤岗《皈信、同化和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
  • 一、中国宗教的迷思:文化特异性路径 中国宗教史是世界宗教史的缩影。就中国宗教共同体的建构而言,从近代中国开始,世界上最主要的宗教在这里都能发现她们最虔敬的信徒。但对中国多元宗教的实证研究,无论是本土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一直受困于东方学的语境,在其中,中国作为“他者”或对象;其主宰性的研究路径则是中西文化特异性。
  • 日常生活与底层的真实表述——评《女工1970:她们的反历史》
  • 一、导言 “怎样接近和还原底层女工真实的主体性存在”是韩国西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金元(召钽)教授所著《女工1970:她们的反历史》书中追问的核心问题。在这本充满斯皮瓦克式解构主义风格的著作中,长期被工人研究忽视的“底层女工”进入研究视野,作者通过对上世纪70年代韩国出口加工型行业的“女工”的日常生活进行“谱系学”式的研究,对传统工人研究追求“工人”主体自我同一性的学术旨趣进行解构,并揭示其背后隐藏的知识一权力关系,试图还原被知识权力掩盖的“女工”话语的真实性叙述。
  • 征订启事
  • 《社会学研究》2008年总目录
  • 编辑部声明
  • 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
  • 中国一些基层上下级政府行为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在执行来自上级部门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各种指令政策时,常常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各种手段,来应付这些政策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检查,导致了实际执行过程偏离政策初衷的结果。本文从组织学角度,对这类现象提出一个理论解释。本文的中心命题是:在中国行政体制中,基层政府间的共谋行为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非正式行为;这种共谋行为是其所处制度环境的产物,有着广泛深厚的合法性基础。本文讨论组织制度的三个悖论,对这一现象提出理论解释:(1)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的悖论;(2)激励强度与目标替代的悖论;(3)科层制度非人格化与行政关系人缘化的悖论。本研究强调,共谋行为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政府官员或执行人员的素质或能力,其稳定存在和重复再生是政府组织结构和制度环境的产物,是现行组织制度中决策过程与执行过程分离所导致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近年来政府制度设计特别是集权决策过程和激励机制强化所导致的非预期结果。而欲改变这一状况,首先需要对政府组织现象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有力的理论解释。
  • 乌托邦现实主义:何以可能与可取?——兼论吉登斯社会理论的特性
  • 吉登斯在诊断“晚期现代性”或者“后传统社会”时,提出了“乌托邦现实主义”的主张,但对于这一主张何以可能与何以可取,他并未提出充分的论证。本文首先从吉登斯有关社会生活和社会理论的基本观点出发,阐发这一主张的思想背景;接着讨论了乌托邦现实主义中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张力.尤其是当代社会现实的异质性和多元性乃至碎片性给乌托邦现实主义带来的困境;然后尝试着以吉登斯有关“情感民主”的观点为例,说明乌托邦现实主义的启发意义和理论限度。文章最后从修辞策略的角度讨论了吉登斯社会理论的特性。
  • 1993—2000年中国城市的自愿与非自愿就业流动与收入不平等
  • 本文提出了一个关于就业者从国有部门进入市场部门的选择性流动模型,用以阐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如何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变化。2000年在中国一些城市所做的调查显示,近些年来就业者进入市场是由两种不同的机制所驱动:一些人是自我选择的自愿进入,以求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另一些人则是由于下岗而被推向市场的非自愿进入。其结果使得市场部门从业人员的异质性较之以往显著增加。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我们通常所观察到的市场部门从业人员收入较高这一现象,仅局限于后期自愿进入者这一社会群体。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一步揭示出,后期进入市场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效应与市场进入倾向呈负相关。那些本来就在国有部门干得很好的人.进入市场部门的倾向性较低,然而一旦其选择进入就会获益最多。
  • 市场转型时期国企工人的群体认同与阶级意识
  • 本文结合一个案例具体阐释了在市场转型时期,拥有共同经历的国企工人的群体认同和阶级意识产生的过程及特征。在具体分析中,分别阐述了国企工人的利益共识产生的过程和原因,以及构建群体认同和阶级意识的要素和过程,从而提出了本文的中心命题,即国企工人的群体认同和阶级意识产生于生产过程之外。文章认为,国企工人抗争的本质并非是雇佣劳动力与资本的斗争,导致国企工人形成群体认同和阶级意识的也并非是工厂纪律,而是社会制度变迁和单位管理层的腐败。
  • 村庄民主及其影响因素:一项基于400个村庄的实证分析
  • 村庄基层民主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近30年,在对这一领域的诸多讨论中,有一个问题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村庄民主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本文试图使用一个全国性的大样本来定量化地考察各方面因素对村庄民主的影响。本文不仅讨论经济因素,同时也将组织因素与政治因素纳入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实证结果显示:(1)从经济因素来看,人均村民收入并不会影响村庄民主;而人均集体收入却呈现一个显著的曲线效果;本地非农经济的发展会促进村庄民主。(2)中国乡土社会的本土性组织资源对于村庄民主的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宗族组织的存在会有效地促进村庄民主的发展;村民之间互助程度高的村庄社区也有利于村庄民主。(3)政治因素对村庄民主的效果在本文并未得到证明。
  • 行业协会对集群企业外生性集体行动的作用机理研究
  • 行业协会在集群企业外生性集体行动中的作用机理是通过其外部治理来影响集体行动影响因素与集群企业集体行动意愿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集群企业的外生性集体行动受外生事件、外部反应、反抗意识、外部资源、组织水平及集体认同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会不同程度地影响集群企业集体行动的意愿。同时,行业协会对于其中的外生事件、外部反应、外部资源及组织水平因素中的动员强度一向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 农村银色力量何以可能?——以浙江老年协会为例
  • 本文旨在研究老年协会在农村获得较高自主性和行动力的原因。作者认为,地方政府对社团组织的选择性管理为老年协会自主性的获得提供了发展空间,而老年协会连带性吸纳功能增强了它在农村的权威及其在集体行动中的动员能力。地方政府虽然容易转变管理老年协会的动机,从“维稳”的目标出发加强对老年协会的管理,但老年协会连带性吸纳的功能却难以在福利供给模式不变的情况下被削弱,因而相应的规管难以在短期内奏效。
  • “家”“国”关联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兼论“差序格局”的宏观建构
  • “家”“国”关联是理解“差序格局”宏观建构的关键,“家”“国”之间“移孝作忠”的伦理设计并不能消解“化家为国”的潜在紧张性,直至宋代科举制的完全确立才标志着绅权与皇权相联结的“家”“国”同构真正得以确立起来,但“移孝作忠”的伦理形式背后却是绅权依附于皇权的利益共享机制。其中,“家”之诸子均分制与“国”之嫡长子继承制表面上并不一致,实质上却对巩固皇权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此中也正暗含了“外儒内法”的文化传统。
  • 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
  • 本文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为背景,从我们在云南省一个名为绿寨的农村推动农村发展的实践中,试图超越宏观(“基变社会工作”)与微观(“临床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的两极化论争,总结出一种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此模式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强调如何利用社会工作的介入手法和策略,发掘农村当地社区和民众所拥有的资产和能力,从而使得当地社区和民众成为农村发展的真正主体。本文先介绍西方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状况,然后澄清农村社会工作的两种理论视角,最后将用我们在2007年开始推动的城乡合作的公平贸易项目作为例子,阐述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背后的理念、立场及行动的实际操作。
  • 《社会学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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