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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新政治社会学:范式转型还是理论补充?
  • “经典政治社会学”与“新政治社会学”在关注权力存在的形式和权力运作的方式时,理论视野存在着差异。前者的权力概念集中在民族-国家层次上。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作为核心问题;后者则更注重充斥于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权力现象,在高于民族-国家的宏观领域里或者在低于民族-国家的微观层次上来考虑权力问题;然而,“新政治社会学”并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理论范式来替代经典政治社会学,相反,其理论观点不过是对“经典政治社会学”的补充。经典政治社会学和新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对于认识中国社会的权力现象都是有价值的。
  • 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评《美国黑人运动的政治过程和发展(1930—1970)》
  • 自社会运动作为社会学重要分支领域的地位奠定以来,研究者就一直在思考以下关于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核心问题:在哪些因素的作用下,心理失衡的个体会大规模走上街头,或是揭竿而起?掌握资源的精英在动员被剥夺群体参与抗争时扮演了何种角色?哪些组织在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中会起到作用,而这些作用又如何随着组织形式的变迁而变化?
  • 2008年中国社会史与新史学研讨会综述
  • 2008年9月25—27日,由浙江大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汉学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推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国内外10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其中,“中国社会史与新史学”作为三个相对独立的论坛之一举行,日本学者森正夫等以及国内约20名学者参与了讨论。
  • SOCIOLOGICAL STUDIES
  • 编辑部声明
  • 征订启事
  • 小农地权的不稳定性:从地权规则确定性的视角——关于1867—2008年间栗村的地权纠纷史的素描
  • 要将地权稳定性的问题操作化是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经验数据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广泛对比。本文从逻辑上提出,稳定的地权需要以确定的地权规则为前提,所以,我们可以从地权规则是否确定来接近地权是否稳定这一问题的内核。参与地权界定的规则是多元的,这时,必需一种相对强大的规则具有超越其他规则的力量,否则,规则只能成为主体利用和选择的对象,而不能约束主体。所以,我们假定,在多元规则中存在一个主导性的规则,是地权稳定的必要条件。本文通过对一个村庄自太平天国以来的土地纠纷史的素描和分期来检验这个假定,从中发现多元规则的结构演变,而这个结构演变的实质就是多元规则中的主导性规则的突生、转换和湮灭。
  • 产权代理分析下的土地流转模式及经济绩效
  • 土地流转,在我国目前主要是指农地的承包经营权流转,就是拥有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也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是基于市场交换原则、通过土地使用权流转价格反映的特定经济行为。本文针对我国土地流转的现状,以对六省各县市的大量实地调研为基础,总结了三种土地流转模式:私人代理、政府代理和市场代理模式,并对各种模式下的土地代理绩效做出比较分析。针对在各种土地流转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只有靠明晰土地产权。结合合理高效的市场机制以及土地中介机构,同时配合国家提供便利的制度环境,土地流转才会不断在实践过程中,逐步适应现代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发展要求。
  • 内核-外围:传统乡土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动——以鄂东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重构为例
  • 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巨变,必然带来乡村社会关系的结构性质变,因此研究乡村社会关系结构的变迁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鉴于当前乡村社会关系功利化、理性化的共识,本文以面对生命安全这一人类的利益底线作为试金石,考察乡村农民与乡村艾滋病人之间的关系取舍行动。通过对乡村艾滋病人原社会关系系统的断裂、旧关系修复与新关系重建过程的分析,我们发现乡村社会个体的社会关系系统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内核与外围两极分化的结构,乡村社会关系的外围已高度利益化,而与之对应的是内核部分的高度情感化。乡村社会关系结构日益简单,传统的社会支持网络向家庭内核萎缩,使乡村生活的风险加大。因此,在乡村家庭作为基点的社会支持系统之上,建立以经济利益导向为基础、现代“抽象体系”为媒介的社会组织体系与社会关系系统,来变革乡村社会组织形式,并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以现代的利益关系纽带取代对传统伦理、情感关系纽带和传统社会支持网络的依赖,以适应乡村市场化社会发展的未来。
  • 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
  • 社会大众对于当前中国不平等的状况和趋势的不满程度如何?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和一些中国政府官员都提出,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市场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状况不断加剧,普通民众对资源分配的不公非常不满、甚至愤懑。通常认为,那些从改革中获益甚微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应该对当前的不平等心存怨怒。为了考察这些看法是否属实,我们对一项于2004年在全国范围内收集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首先,尽管中国受访者对当前不平等的一些方面确有微词,但是他们总体上仍倾向于认为,目前产生各种社会不平等的资源分配模式是比较公平的,尤其是在社区内部。其次,与其他一些国家的类似调查结果的比较发现,中国受访者相对而言对社会不平等批评较少,同时更容易对个人通过教育、天分和勤奋努力来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持乐观态度。再次,总体而言,农村居民受访者,尤其是从事农业的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和职业地位较高的受访群体,反而对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反应要来得和缓,他们不太认为当前的情况是过分和不公平的。由此可见,民众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并不一定能代表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的主观态度,而仅仅知道基尼系数或其他一些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也未必就能预测社会大众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基于这些发现,本文在结论部分讨论了中国今后在社会稳定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
  • 从“生存”到“承认”:公民权视野下的农民工问题
  • 对当代中国“农民工”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生存论预设下的“生存-经济”叙事模式到公民权视野下的“身份-政治”叙事模式的转变;由于“身份-政治”叙事模式既包容了“生存-经济”叙事模式的关怀,又避免了生存论预设对于“农民工”本身的矮化和对于“农民工问题”的窄化倾向,故相对具有优越性。不过,目前不少在“身份-政治”叙事模式下的农民工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研究者们对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农民工问题之关系的本质化理解和处理有关。通过对户籍制度与公民权的重新检视,本文援引新近有关公民权的社会学研究,从承认与排斥的关系来理解公民权的实质,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和思考了“农民工”这个“群体”及其获取公民权的进程。
  • 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
  • 近年来,农民工为争取自己合法利益的抗争行为不断增长,他们或者采取体制内投诉的方式,或者采取体制外集体行动的方式,但也有相当一些农民工保持沉默。本文试图探讨是什么因素影响农民工在利益抗争方式上的选择。从整体上讲,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对劳动法的认知水平、社会网络规模和企业集体宿舍制度对其利益抗争行为有影响。但是在投诉和集体行动的方式选择上,影响因素表现出差别,教育和网络对投诉有更显著的影响,企业集体宿舍制度对集体行动有更显著影响,但企业所有制对减少农民工在企业外部展开利益抗争,或者在引导农民工用体制内方式解决利益纠纷问题上没有显著性影响。加快劳工组织建设,降低利益诉求成本,推进劳资关系的制度化,是提高农民工利益博弈能力、增加利益抗争的理性化程度、将利益抗争行为纳入制度表达内的前提。
  • 社区自治主体的二元区隔及其演化
  • 本文利用2008年南京市BX区10个街道居民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SPSS交叉分析及因子分析方法,对社区自治主体的二元区隔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果发现:城市社区自治主体呈现“以居委会为中心”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内外两大群体,两群体在社区生活、自治理念及未来行动方案上均表现出二元区隔的状态,双方的异质身份、文化目标、利益取向等多方位的差异导致了区隔的形成。本文指出,两大群体之间鸿沟的弥合需要互相通力协作,同时政府的权力让渡、中介组织的培育及仿企业化机制的导入等均有助于双方携手社区自治。
  • 中国背景下组织认同的结构——一项探索性研究
  • 本研究是一项质性研究。通过访谈法、类属分析和德尔菲法等对中国背景下组织认同的维度进行探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背景下组织认同的结构包括以下9个维度:归属感、身份感知、成员相似性、个体与组织的一致性、组织吸引力、组织参与、感恩与效忠、人际关系、契约关系;(2)本研究得出的前6个维度与西方的研究是相似的。这6个维度基本能够涵盖现在西方研究中已经提出的组织认同的维度,并且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有存在的价值和特殊意义;(3)本研究得出的后3个维度是中国背景下组织认同所特有的维度,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意义。
  • 《社会学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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