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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创新福利模式 优化社会管理
  • 创造适合国情的福利模式,是社会管理成功的基础和奥妙所在。一个好的福利模式要能保持四个基本均衡:经济发展与福利支出的均衡,福利支出中的基础部分与非基础部分的均衡,福利机制中的刚性与柔性的均衡,福利责任结构中的政府与市场、家庭、个人之间的均衡。中国一些富裕农村所搞的集体福利为实现这些均衡提供了实践经验,而这些经验与底线公平理论非常契合。底线公平福利模式具有四个特点和优势:教育为基,劳动为本,服务为重,健康为要。它充分发挥中国优秀文化和社会结构优势,把发展性要素内置于福利模式之中,可以实现社会福利的内外平衡,为社会安全奠定基础。
  • 从利益诉求的视角看社会管理创新
  • 社会管理不是要追求一个无差别、无矛盾的社会,而是要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建立一个有序的关系。当今中国社会矛盾的凸显和日显激烈的趋势与普遍存在的"个体化诉求"和利益博弈力量不对称相关,与利益诉求的转型和群体博弈制度的缺失相关。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搭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符的利益博弈平台,探索利益诉求的群体表达机制;需要搭建能累积以网络、信任和规则为要素的社会资本的平台。由此,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地带"才能重新形成,政府才能真正回归到法律的执行者、秩序的维护者角色。
  • 以社会公正奠定社会安全的基础
  • 中国社会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日益凸显。究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特别是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核心内容亦即社会公正方面出现了明显的问题。社会公正是社会安全的基础,也是制度安排的基本依据。维护社会公正是缓解贫富差距的重要杠杆。社会公正有利于形成良性互动的社会结构。维护社会公正是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的主要途径。只有维护并促进社会公正,才能有效地解决和缓解社会矛盾问题,确保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
  • 国家政权建设与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形成及演变
  • 本文旨在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讨论新中国信访制度形成及演变的历史过程和规律。研究发现,信访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根据群众路线而创立的。根据群众路线,信访工作有社会动员和冲突化解两个基本内容,并应做到二者的有机统一。但在信访实践中,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偏重其中一个方面,并相应形成社会动员和冲突化解这样两种信访工作取向。1978年以前,在社会动员取向主导下,信访制度建设趋于革命化,结果造成国家社会动员与民众利益诉求之间的严重对立。1978年以后,国家信访工作的主导观念向冲突化解取向调整,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信访制度的科层化。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冲突化解取向也逐渐暴露出它的局限,即不能有效地回应民众的政治参与需求,却又在客观上有利于民众的政治动员。国家怎样回应这一矛盾,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信访制度的演变。
  • 中国城乡居民的中学教育分流与职业地位获得
  • 布劳-邓肯的经典职业地位获得模型把教育水平作为阶层地位再生产的中间变量,却忽视了教育分流的效应。本研究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中,中学教育分流对阶层地位的再生产的效应是不可忽视的。对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的分析显示,曾就读重点初中或高中的人更有可能获得较高水平的教育,从而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但是教育分流的优势并未对人们现职职业地位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只能通过教育获得和初职职业地位获得对现职职业地位获得产生间接影响。中国的重点、非重点中学校制,导致了后续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进而影响了人们职业地位的获得。这些研究结论以中国的资料拓展了布劳-邓肯模型关于教育作为阶层地位再生产的中间变量的内涵。
  • 社会网络与女性职业性别隔离
  • 社会学理论认为,人们的社会网络具有性别偏好,这导致了男女求职结果的性别分化,并部分地解释了职业的性别隔离问题。本文根据2009年8大城市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城市女性的职业性别隔离在何等程度上受社会网络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8大城市在职者的社会网络具有性别同质化倾向,女性和男性更多地与同性亲朋交往;使用强关系成功求职的女性往往进入性别隔离的女性职业;使用弱关系成功求职的女性能摆脱职业性别隔离趋向,进入中性职业或男性职业。
  • 上海居民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基于上海社会质量调查数据的分析
  • 合理有序的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本文基于2010年上海社会质量问卷调查的数据,比较了上海居民制度化、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情况的差异,着重分析了文化资本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区分了教育水平和文化资本,并把文化资本分为具体化、客观化、体制化三种类型。研究发现,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制度内政治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可以显著促进制度外政治参与。文化资本,尤其是具体化文化资本对两类政治参与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 选择性应付:社区居委会行动逻辑的组织分析——以G市L社区为例
  • 本文把某些城市社区居委会有选择地采取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乃至欺骗的办法应付上级派发的各种工作压力的现象概括为选择性应付行为。通过构建街道办(政府)、居委会、居民三者间行动逻辑和策略选择的理论框架,本文尝试对居委会的选择性应付行为为何发生以及何以可能发生加以解释:一方面,居委会组织内部人力、财力、权力、时间等资源的极度短缺,造成了居委会协管能力严重不足,作为"弱者",居委会只能以应付的方式来抵触上级政府的超负荷压力。另一方面,在职责同构和压力型体制的行政环境下,上级政府尤其是街道办事处迫于向居委会寻求政绩支持的需要,默认乃至容忍了后者的选择性应付行为;而辖区居民受经济理性的影响,只关注居委会能否回应和解决居民事务的基本诉求,对于居委会的选择性应付行为采取了听之任之的冷漠态度。如此,居委会的选择性应付行为便有了重复发生的生存土壤。
  • 韩国人推特网络的结构和动态
  • 本文旨在通过对韩国人推特网的分析来掌握推特网络的结构和动态。作者追踪了自2010年8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的1133365个韩国人推特帐号,并进行网络分析。文章主要包括两部分,前半部分分析了韩国人推特网络的一般性特征、回推(RT)信息的特性和超链接(URL)现状;后半部分对推特中成为热点的"中秋节假期暴雨"和有关"理念性消费发言"的相关推(tweet)的传播过程进行了分析。本文虽然是一个探索性的研究,但可能具有几个重要的理论意涵:根本上来说,推特是交流和谈论的空间,对已被广泛熟知的幂律分布进行社会科学的解析时需要多加留意;另外,推特与脱网(off-line)的传统媒体不同,其应对性媒体的特性十分突出。RT是意见和信息传播的手段,灾难情况下的RT和关于政治社会事件的RT可能会以非同寻常的方式被使用。在推特的论争中,一般说来,存在着使用与某一概念相反的概念或使用新的概念这两种方式。
  • 混合研究方法的方法论、研究策略及应用——以消费模式研究为例
  • 近年来,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广泛应用,但鲜有研究注意到其方法论含义并科学地选取研究策略。事实上,学术界对于定量定性方法的结合仍有争议,而且不同的结合方法背后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含义也不同,对于研究结论的意义和作用也不同。本文以中产阶级消费模式的研究为例,详细阐述了该研究使用混合研究方法的原因、目的、方法论、具体研究策略及其应用。文章使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发现说明了混合研究方法如何丰富和深化了研究结论,如何以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为背景挖掘了消费生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 中庸实践思维体系构念图的建构效度研究
  • 本研究的目的是就杨中芳(2010)提出的"中庸实践思维体系构念图"中的13个关键构念加以测量及进行相关分析,藉以探看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否与杨氏构念图的构想一致。同时检验结果也提供了未来修订该图及相关测量工具的方向。这13个关键构念分别为:"两极感知"与"转换感知"的认识世界方式、"待人守则"、"拿捏意识"与"处世信念/价值"的处世原则、"趋势掌握"与"多面性"的择前思考、"整合性"的抉择策略、"和谐性"的抉择执行、"公我意识"与"私我意识"的事后反思,以及"生活满意度"与"安适感"的事后心理状态。厦门大学128名大学生参与了这项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除了"转换感知"外,本研究的其他关键构念间的相关形态大致与杨氏构念图中的构想吻合,表明这些关键构念确实有联系成一体系的现象。然而,由于"转换感知"的例外结果,不论对有些关键构念的设想及测量,或对杨氏构念图本身,都有再思考及修订的空间。
  • 工厂外的赶工游戏——以珠三角地区的赶货生产为例
  • 中国沿海地区代工制造产业中的赶货现象挑战了传统的企业组织理论,受制于订单和劳动力市场的高度不稳定,珠三角地区正在兴起的厂内赶货和租户赶货的外包模式与传统的家庭代工模式迥异。赶货代工既不是家庭收入的补充或临时性劳动,也不是产业的后备军,赶工游戏是农民工的自我剥削,工人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非常低。赶货工与雇主双方在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找到自己的平衡点,这种劳资双方"自愿"达成的合作弱化了工人基于工作现场的反抗,也游离于国家的立法保护体系之外。
  • 我国2000-2009年腐败案例研究报告——基于2800余个报道案例的分析
  • 基于一家中央法制报刊2000-2009年的腐败案件报道,本文试图通过数据来观察我国腐败现状及特征。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腐败规模处于上升状态,政府采购、工程承包成为腐败高发案件领域。土地腐败案件更为突出。同时,处、厅局级干部成为腐败的高危人群,不仅是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问题的主体,还是索贿案的主要查处对象。因此,我国廉政建设更趋复杂和艰巨。为此本文提出若干廉政治理的对策。本文也指出腐败数据研究的难点及局限性。
  • 社会保险权的历史发展:从工业公民资格到社会公民资格
  • 伴随着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社会保险权的发展轨迹也愈加清晰:从德国《1881年帝国诏书》中面向劳工阶级的"书面性"权利,到美国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中"较为丰满"的法定权利,再到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描画的国民普享式社会权利,并经受住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保守主义及其政策导向的考验",经历了从工业公民资格到社会公民资格的螺旋式演进。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保险制度呈现出的全民化、福利化和私营化趋向,已经、正在、未来必将继续影响社会保险权的发展。
  • 英文摘要
  • 《社会学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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