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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设立中公司法律问题研究
  • 设立中公司是在公司设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市场主体,它既不同于将来成立的公司,又与合伙判然有别。过渡性是设立中公司的最大特点。设立中公司的法律地位是设立中的法人社团;设立中公司的机关是发起人、董事和监事会;对设立中公司实施行为的责任归属,应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对待;若公司设立成功,设立中公司的所有权利义务由公司继受,设立失败,设立中公司应进行清算并解散。
  • 与我国反垄断立法关系研究
  • 我国新世纪的反垄断立法,应当充分关注WTO、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要求,并善于从中吸取力量、营养和经验,加快立法步伐,加大反对行政垄断的力度和进展;应当奉行新思路,摒弃结构主义,贯彻效益优先原则,将制裁的重点设在滥用优势限制竞争造成效益低下的垄断行为上,并将反对国际垄断涵盖其中;应当在规定“适用除外”制度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努力创设足以对滥用知识产权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实行有效监督和制裁的新制度。
  • 罗马法合同赔偿制度
  • 从我们能够读到的为数不多的原始文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罗马法学家们未能将有关合同赔偿的规定系统化、抽象化,形成一套整齐有序、逻辑性强的制度体系,但是,罗马法无疑为现代合同赔偿制度的立法提供了极富价值的理念和可供效仿的结构框架。事实上,尽管现代法向我们展示了更多的、可供选择的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但是,这些方式就其本质而言均未超越罗马法的范畴。因此,在各国债法日趋融合、我国即将加入WTO之际,学习和研究罗马法的具体制度,对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民事立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传承与超越: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刑法传统考察
  • 现代化的普适性和扩张性,决定了其在本质上反映的是文明的属性,代表着历史发展潮流的共性以及人类社会的普遍出路。文明虽然可以相互借鉴和移植,但作为文明精神底蕴的文化却只孕育于本国的传统土壤之中。古老的中华法律文明在留给我们灿烂的刑法制度传统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有悖于现代刑法文明的观念传统。因而传承刑法制度传统和超越刑法观念传统的并行不悖,决定了中国刑法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走向。为此,我们需要对中国刑法传统的现代价值进行认真的检视和转换性创造。
  •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将对我国刑事司法产生的影响
  • 我国政府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的签署和批准生效,必将对我国的刑事司法产生重大影响。主要是:“严打”观念将会更新,死刑判决将会逐步减少,死刑的核准权将统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增加无期徒刑和长期徒刑的适用,对有期徒刑的期限将会提出新的要求;沉默权与“坦白从轻”在未来的刑事诉讼中将会并行不悖。既要保护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允许其行使沉默权,又要提高诉讼效益,教育和鼓励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如实坦白交待罪行;司法工作人员的人权意识将会有较大的提高,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职务犯罪将会明显减少。《公约》对公民权利的规定,不少内容同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有关。《公约》的签署和今后的批准生效,必将促进我国司法工作人员人权意识的提高,有效地预防和减少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
  • 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兼谈犯罪学的性质与特点
  • 犯罪学与刑法学互为亲缘学科,但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母子关系”或派生与被派生的关系,而是有着一定亲缘联系的共生关系。按学科属性归类,犯罪学属于行为科学;按学科功能归类,犯罪学可以归于刑事科学。通过对犯罪学的实证研究,对犯罪可以获得本体性和规律性的认识,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指导意义,因此,犯罪学不是刑法学的辅助学科。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发展,需要二者的结盟。
  • 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的反思与重构
  • 行政诉讼类型是行政诉讼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它直接关系到对行政诉讼原告诉权保护的广度和深度,但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针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的种类缺乏且范围狭窄的现状,应当在确定构建行政诉讼类型标准之后,借鉴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分类标准并结合我国国情,重构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即划分为撤销诉讼、课予义务诉讼、给付诉讼、确认诉讼、公益诉讼、机关诉讼、当事人诉讼等七类。
  • 论刑事诉讼中控方举证责任之例外
  • 在刑事诉讼中,在坚持无罪推定原则及控方对犯罪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基础上,规定一部分控方难以证明甚至无法证明,而被告方易于证明的辩护事实由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将有利于查清事实真相及实现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的平衡。我国应在对相关理论及制度予以完善的基础上,对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进行合理配置。
  • 论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从证明责任角度的思考
  • 由于证明责任机理的存在,证明标准呈现出多元化和层次性。从证明责任的角度对刑事证明标准进行分析,不同证明责任承担主体、在不同的诉讼阶段、针对不同的证明对象履行证明责任所需达到的证明标准也不相同,具有层次性。
  • 试论单位犯罪的强制措施
  • 1997年刑法规定了单位犯罪,使得单位与自然人一样成为刑法所规定的犯罪主体。单位犯罪强制措施的特点表现为适用对象的多元化;主要适用经济型强制措施;具有削弱单位的犯罪能力、防止单位继续犯罪和防止单位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等多重功能。单位犯罪强制措施的适用对象应当包括诉讼代表人。只有犯罪嫌疑单位、被告单位可能实施或者已经实施了妨碍诉讼的行为时,才能对其适用强制措施。
  • 略论程序法与实体法的执法观念定位——兼论执行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
  • 程序法与实体法具有不同的价值和功能,二者之间不仅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而且程序法在一定情况下亦可弥补实体法的不足。随着法制的完备,执法的民主性、科学性、公正性备受重视,所以重新评价和认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重视程序法的价值、功能,确立程序法与实体法并重的执法观念,应引起法学界、法律界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 反致制度反思与展望
  • 反致制度产生100多年以来,理论之争一直不断,然而此争论并没有阻碍其在实践中的发展。采纳反致制度是国际私法历史发展的要求,更是国际私法发展现实的需要,并且符合国际私法的目的与宗旨。反致的发展趋势表现为:接受国家增多,适用范围趋同,各国并通过一些具体措施克服反致弊端,使之更具有可适用性。我国立法也应规定反致制度,以便顺利解决国际及区际法律冲突,更好地维护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 环境问题的国际法律调整
  • 面对危及人类生存的环境破坏和污染,人们从“先污染,后治理”到“可持续发展”,似乎已猛然醒悟了!与“和平、发展”一样,“环境保护”也已被列为当今的世界主题。然而,由于受到自身利益的驱动,人类的环境保护意识尚未达到使人自觉行为的境界,而且,环境保护并非是一个人、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就能够做到的,需要全世界、全球范围的大动员,是整个人类共同的事业。面对人类共同的危机,为了人类共同的利益.人类必须采取共同的行动。
  • 德日两国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之探讨
  • 特别权力关系是指具有某种职务的人(如公务员)与国家统治权之间的法律关系。处于此种关系中的相对人之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否提起行政诉讼,存在不同观点。目前,德国、日本对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作了修正,更强调相对人的权利保障,值得我们借签。
  • 略论中国古代君权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 中国古代自有信史以来即实行君主制,甚至是君主专制制度,直到20世纪初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君主政体才宣告结束。君权的强大和持久有其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其中很重要的是获得了法律与道德的支持。君权至上、法自君出是中国古代传统法律的特征之一;而理想中的君主又是古圣先贤和道德楷模的化身。因此,考察君权的起源、君权的合法性与合理合道德性以及君权与法律和道德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加深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法律文化的认识与理解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科举制的廉政效应
  • 中国古代的贪污腐败问题与选官制度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先秦时期的世卿世禄,西汉的任子、察举、征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是贵族政治时代的产物,这些制度的实行有力地维护了贵族的世袭特权,使得中国古代贪污腐败现象延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科举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较为彻底地消除了选官任官方面的世袭特权,对古代社会的廉政建设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 前进中的诉讼法学研究中心
  •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是我校惟一入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独立科研实体。于2000年10月26日正式揭牌。中心成立后,在教育部和中国政法大学的关心支持下,在中心全体人员的努力下,中心的组织机构已经基本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也逐步落实,课题研究、学术交流、对外咨询和人才培养等工作均取得一定的成果。
  • 《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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