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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中国行政诉讼范围的演变与趋向——划定·限制·恢复·拓展
  • 中国行政诉讼范围的变化是中国行政法治程度的晴雨表。中国行政诉讼的范围于1989年由行政诉讼法作统一划定,但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越权缩小了行政诉讼的范围,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恢复了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原本范围,与此同时,中国行政诉讼的范围在四个方面得到扩张,即教育权、抽象行政行为、不作为与教育行政案件。无论这种“扩张”是否科学适当,它毕竞代表着中国行政法治的进步!
  • 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进程回顾——经验与教训
  • 建国以来,行政法治经过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今天终于完成了一个伟大的选择:走法治之路。50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缺憾和成就,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行政法治的建设工程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完善行政立法,变革传统观念,等等,都向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这是行政法治建设和行政法学研究的共同课题。
  • 行政诉讼案件理论的发展与检讨
  • 我国行政诉讼案件理论经历了概念性研究、制度性研究和实践性研究阶段,基本线索是逐步扩大行政诉讼案件。总结回顾这20余年的发展,对四个主要问题进行了反思:行为诉讼与关系诉讼的检讨,国家行政与非国家行政的检讨,限制范围与保障权益的检讨.权利之诉与利益之诉的检讨。
  • 行政法上的义务责任体系及其阐释
  • 我国行政法的义务责任在体系上存在诸多缺失。必须确立统一协调的义务责任体系。行政法上的义务体系主要由法定义务、意定义务和承诺义务构成。与义务相对应,行政法上的责任体系包括法定责任、契约责任和违诺责任。这些责任与义务层层相因,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约束体系和权利保障体系。
  • 行政行为的分类:概念重构抑或正本清源
  • 要解决我国行政行为分类学说的混乱,从功能上说,只需保留少量必要的分类,而应将大量分类纳入相关原理介绍和讨论;从行政行为的内涵上说,勿需概念重构,只需正本清源,即将行政行为界定为行政权作用并实行分级分类;从行政法制度建构上说,行政救济范围的确定并不完全取决于行政行为的分类,不必过多批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这种划分主要服务于依法行政自律机制的建立,并且从行政程序法的草拟和行政行为的统计上来看,也有必要将行政行为界定为行政权作用,然后再作进一步的分级分类。
  • 判决与民意——兼比较考察中美法官如何对待民意
  • 职业主义要求法官像法律家那样思维,但是按照民主主义的要求,法官应该像民众那样思维,判决应当符合民意。在中国,传统法官采用平民化、大众式的思维方式,力求判决能够体现民众的意愿。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中国。而在法律职业发达的美国,法官在对民意的问题上既强调限制又强调开放,具有两面性。中美在判决与民意问题上的共性与差异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 理性的宰制——关于帝制中国版权问题的省思
  • 近代版权制度是西方文明的衍生物,它在帝制中国没有生长的土壤。中国自宋代以来已有对文学领域智慧财产的保护,但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制度性的法律规范。秦皇以后的集权官僚国家垄断了绝对的权力与资源,消弭了人们“用脚投票”的权利,排除了商人和士绅形成第三等级的可能性。商人依附于政治,士人秉持一种“学而致仕”、“信而好古”的传统,以及帝制时期的法所具有的治理性质与“法律儒家化”的进程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版权制度的自我生成。
  • 革命析说
  • 中国历史肇起于政治化的动机和需求,然其救济、平衡之法却在伦理之中。唐虞时代的“禅让”制尝标为政治伦理化之帜,不幸却被夏启的“家天下”中断。如何使“家天下”重归伦理化的良途,实为“三代”强烈的历史情结。《周易》以“革命”为枢,力陈政治伦理的新标准,重张历史、文化、社会、国家、政治伦理化的大旗,以新且体系化意识形态的建构,为“家天下”的伦理化提供了学理解说。故知,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的伦理化,以及所谓“替天行道”、“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革故鼎新”、“推陈出新”诸说,当为《周易》之特出。
  • 论放任
  • 在确定间接故意的诸种见解中,容认说基本上是合理的。放任的存在与否,必须结合行为人对构成要件结果的发生是否有高度盖然性认识,是否存在认真的估算,是否对结果的实现毫不在意并认可、接受这一结果这三个层次的内容进行递进式判断。在区别放任和轻率时要考虑行为人对客观危险的认识、对结果是纵容还是有防止结果的真挚努力。
  • 国际私法的法典化进程
  • 当我国正在紧锣密鼓地起草和制定国际私法法典时,借鉴先进的立法经验是必要的。总结已有的立法经验,在国际私法的立法过程中,需要把握好一些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问题,其中,辨析传统与现代理论的发展趋向、坚持保护私人利益原则和实现法律适用的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协调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等对立价值、选取使用管辖权选择规则与内容或结果为导向的法律规则和如何保证法律选择争议的正当解决就是一些核心内容,这最终决定了立法的基本体系和具体内容。
  • 晚清刑事法律改革中的“危机论”——以沈家本眼中的领事裁判权问题为中心
  • 清末礼法之争中,就修律与收回领事裁判权关系问题的辩论表明,法理派清醒地认识到单纯修律本身并不能收回领事裁判权,但在礼教文化占主流地位而法理派本身又不敢正面否定礼教文化的价值的情况下,只好拿“危机论”(即领事裁判权问题)作为推进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手段。这本身表明以沈家本为首的法理派是认同和接受了西方法律文化的精神和原则的,他们希望用西方法律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因此,清末修律中收回领事裁判权问题不过是手段,法律的近代化才是目的。手段和目的的不相协调,是导致晚清刑事法律改革出现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
  • 一部宪法与一个时代——《美国宪法》在清末民初的传入及对民初中国立宪的影响
  • 在世界法制史上,法律移植和法律融合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各国法律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美国宪法》输入中国,并对中国发生影响的过程,就是中国移植《美国宪法》及其制度,并以之为蓝本改造本土法,使两者并存融合的过程。探究这一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我国近代法制,以及在转型时期如何吸收外国法都有重要的意义,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值得借鉴之处。
  •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理性思考
  •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确立以下几种理念:刑事诉讼法的直接目的为发现真实与保障人权;诉讼模式应以职权主义为基础,融合当事人主义的一些做法;扩大司法参与;确立程序本位和国际优位的思想。
  • 公共领域兴起中的法治诉求
  • 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发展和重大社会转型,促进了中国公共领域的兴起,它不仅为公共权力和国家制度提供了合法性根基,也形成了开放的民主均衡机制,促进了公民性社会资本的生成,推动了多元兼容的公共精神的确立,从而促进了民主和法治进程。尽管中国的公共领域还存在自主化和法律规制等问题,但其发展前景可观,意义重大。
  • 申辩禁止不利变更——一个不断扩展的行政法基本原则
  • 申辩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既是相对人陈述申辩权的保障,也为相对人提供了强有力的平等武器,同时也是国家行政权谦抑性的表现。但这项基本原则要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完全展开,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理论,同时进行渐进的立法修改,更需牢固地树立人权观念和程序观念。
  • 法文化共性、相异性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转型
  •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属于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从法文化的共性要求出发,我国应改变现行刑事诉讼中权力控制的方式,即将权力控制的主要方式从单向度的纵向权力控制转变为以同位权力之间的制衡,同时在立法中贯彻权利保障的非纯功利思想。但与此同时,法文化的相异性要求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必须要考虑本国的国情。将刑事诉讼模式定位于以职权主义为基础,同时吸收当事人主义的混合模式,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 中美定罪机制之比较
  • 中美在犯罪的界定、犯罪的构成、定罪的证据要求以及定罪程序和运作方式上均有明显的不同,美国的定罪机制有其先进的一面,我国的定罪机制有固有的缺陷,美国的做法对我国定罪机制的完善有借鉴意义。
  • 证据是如何排除的
  • 证据排除是现代证据法的核心精神。在理想状态下,一项证据被“排除”,意味着该证据所反映的信息对于案件事实的最终认定不产生任何影响。从世界各国的具体情况来看,为达到这种理想状态,共有三种途径,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法系。总体而言,普通法系的程序设置最符合证据排除的要求,而大陆法系在这一问题上则显得力不从心。为了使证据排除规则真正落到实处,包括我国在内采取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的国家都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 对加害给付概念与救济的再思考
  • 加害给付是合同一方当事人侵害对方当事人固有利益的违约行为,构成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受损害方有权在二者中选择其一保护其利益。这是我国关于加害给付的主导观点,其影响了我国合同法第122条。然而,这种观点是否得当颇值商榷。加害给付应为债务人有责违反合同义务,给债权人造成履行利益以外的人身、财产利益损害并不排除可能同时侵害债权人履行利益的行为;对于加害给付的救济并非只能依据合同法第122条规定的责任竞舍来处理,而应根据加害给付侵害的利益区别对待。
  • 知识产权权利客体析疑
  •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既保护智力成果、也保护非智力成果,既保护创造性的智力成果、也保护非创造性的智力成果,既保护劳动、也保护投资,而许多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并未纳入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今天“知识产权法”已经名不副实,它保护的对象并不是“知识”,而知识产权的权利客体也不完全是“智力成果”。
  • 新中国宪法变迁的见证——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一书是我国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教授在晚近出版的一部呕心之作(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2005年第二版)。众所周知,许祟德教授曾亲自参与新中国多部宪法的起草或修改工作及其讨论过程,如今把积蓄已久的私人珍藏史料整理公诸于众,并加诸了作者本人作为老一代宪法学家的那种成熟而又富有学理的洞见,乃成此晚成之大作。
  •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的前身为1989年建立的国际经济法系,本院的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的,懂法律、懂经济、懂外语、懂计算机的法律专门人才。国际法学科自1979年北京政法学院复办以来即成为我校重要的法学专业之一,1980年起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5年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98年本院国际法学被科评为司法部重点学科,2002年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学科。
  • 《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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