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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经济法词义解释与理论研究的重心
  • 经济法一词本身有多种理解,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与经济相关的法。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长期致力于构建所谓经济法学科体系,探求与民商法、行政法不同的所谓经济法特有的范畴、方法和原则,以图证明经济法的独立性的研究路径是错误的。现实社会生活中,政府对经济和市场的干预是通过一定形式的法律规则来实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管制的程度往往会使经济法律规则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中国社会转型期存在许多经济法重点、难点和焦点问题,这些问题急待经济法学者去研究和解决,我们应把研究重点放在具体的法律问题和法律规则上来。就改革方向而言,经济法研究将是从“高管制度经济法”到“中管制度经济法”,最后到“低管制度经济法”演变的过程。
  • 理论的解释力来自哪里: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反思
  • 经济法学的科学性、实践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学科地位,从根本上讲都取决于其理论的解释力,但是,目前研究现状中,研究范式的混乱、理论框架不清晰、缺乏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与工具以及理论方法与技术的分离这四个因素削弱了经济法理论的解释力。中国经济法学提高理论解释力的基本路径在于:在吸收各范式优点的基础上,对经济法研究范式和理论进行多元整合,建立一种能够整合各种研究范式和理论流派优势的多元统一理论。在这个路径下,经济法学应当进一步厘清理论框架,引入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将科学方法与人文的方法结合起来,吸纳理性选择理论所包含的分析方法与工具,实现理论与技术的统一。
  • 在变革中发展深化的中国经济法学
  • 中国经济法学在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经济法的表面繁荣到相对沉寂。从各种学说林立众说纷纭,到渐趋一致基本赞同经济法调整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从单纯关注经济法基础理论到注重实用性研究;从以前苏联为蓝本创建体系到立足中国市场体制和中国实践提出新的学说理论。但是在演进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危及经济法发展的倾向,如务实变成了惟实,厌恶甚至否弃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盛行引经据典之风反而销蚀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规范的学术批评损害了经济法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固执和偏见阻碍经济法学科的建设;被补充的智识、被援引的方法和被转换的视角与经济法学本体结合不紧,还没有真正彻底地经济法学化。经济法具有突出的国别性和本土化特性,因此经济法研究应立足本国,自主创新,中国的本土资源能够促成中国经济法(学)自主发展。
  • 审判权缺位和失范之检讨——中国民事诉讼发展路向的思考
  • 民事审判改革是二十年来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共同关注的课题。审判改革的实践为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素材和机遇,民事诉讼理论为审判改革进行方向性的指引。但是,把纯粹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纯粹的程序公正等作为理想目标来进行制度建构,以改革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却忽视了相关的理念和制度配合,造成了审判权的缺位与失范。现实与理想的距离越来越远。为此,理论上必须重新审视民事诉讼理念,通过确认审判权力和审判义务、承认法官独立等途径实现审判权之规制,完成中国版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建构。
  • 对《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的评论——“现实”的问题化:一种崭新的理论进路
  • 邓正来先生17万字长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由本刊分4期发表后,在中国法学界乃至中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关注,国内权威文摘杂志也作了长篇选载,学界评价热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还主要以此文为缘由举办了“中国法学的反思与前瞻”学术论坛。为进一步探讨该文所提出的理论问题,进一步展开对该文的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进一步提升中国法学研究的水准,同时倡导严肃科学的学术批评风气,本刊集中编发8位博士生的评论文章,以求方家教正。
  •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 大约十年前,刘小枫先生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的前言中认为:无论欧美还是汉语知识界,一百年来关注的实质性问题是现代现象。而且,在未来的世纪中,学术思想仍将因现代幽灵的纠缠而费神。小枫先生写作《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的初衷,也就是试图带着中国问题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为汉语学术界审视现代性问题提供一种学理上的建构,使中国的现代性经验参与整个社会理论的修葺,从而推进汉语学术界对当代社会转型中的现代性问题的把握。
  • 论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可能性
  • 今年《政法论坛》连载了四期邓正来教授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长文,在文中他对中国法学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做了整体性的反思和批判,揭示出支配着中国法学的“现代化范式”以及中国学者不思的状态。他在文章中指出:“将在第二部分讨论中国法学在这20多年中的基本格局以及本文选择‘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作为讨论对象的基本理据,
  • 定义“中国”:出路抑或陷阱
  • 就在这个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邓正来向世界发出了他的“知识宣言”:通过撰写《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他呼吁必须终结当前这个受到“现代化范式”支配的中国法学研究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这是一份每一位中国法律学者都必须给予认真对待的“知识宣言”,因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反思自身知识立场的绝好机会。
  • 中国法学存在“总体性危机”吗
  • 30年前,生于巴西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昂格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知识与政治》,成为当代法学中第一个提出要对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法律思想体系进行“总体批判”(total criticism)的思想者,昂格尔在这部书的开篇就表现出一种毫不妥协的批判姿态,他决不满足于对自由主义法律思想体系做零敲碎打的“局部批判”(partial criticism),而是要还原自由主义法律思想体系的深层结构,揭示其内在悖论,对其进行“总体批判”。
  • “知识权力”之下的知识分子
  • 在对中国法学的整体概括与分析上,不同于张文显“政治-法学”和朱苏力“社会-法学”并非批判的外部分析路径,邓正来采取的是“知识-法学”的反思或批判的内部分析路径。这是一种从“知识”本身去透视、批判和反思中国法学的视角,也是邓正来分析社会科学问题时经常采用的分析视角。从这一分析视角出发揭示了中国法学四种主要理论模式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
  • 法学“现代化范式”批判的矛盾境遇
  • 人作为时间性的存在,他的一切筹划本质上都具有未来向度。作为人之聚合体的社会与国家,对未来理想图景的筹划尤其具有构成性的意义:“未来具有一种动态的拉力”。然而,当我们回望中国当代法学的发展轨迹时,却不无悲哀地发现:“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邓正来先生独白式的话语对于看似繁荣的中国法学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人绝不能攀登得比他并不知道要去的地方高!”一旦我们明白,中国法学只有真切地知道它该去向何方,它才能够到达其应有的高度时,邓正来先生在这篇长文中提出的问题也就愈益彰显其可贵的时代价值。
  • “理想图景”讨论中的“哥顿神结”
  • 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邓正来对中国法学进行总体性批判时实现的对中国法学的关注层面的转换。对中国法学的认识和批评并不是从邓正来开始的,但邓正来表明他所做的批判并不如大多数中国法学论者那样是对中国法学的两大基本趋向做简单化的就事论事的描述和批评,而是专注于他所总结出来的中国法学的四大论争及其基本语式之中所含括的一个贯穿始终但却隐而不显的基本问题,即处于急剧转型中的中国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法律秩序。在对这一层面问题的关注上,“重要的并不是中国法学所脱离的那个法律,法律秩序现实本身,而毋宁是中国法学在这个时代究竟是根据什么去想像那个‘法律’或‘法律秩序’的。
  • 敬告读者
  • 中国古代监察法的历史价值——中华法系的一个视角
  •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古代政治权力乃至最高权力的运行,发挥了积极的规范和消极的防范作用。而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监察法体系,不仅具体反映了中国古代本土法文化的鲜明色彩,而且在世界监察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凸显中华法系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监察法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对于当前的监察法制建设很有借鉴意义。但是,中国古代的监察法由于缺乏与民主制度上的关联,所以无法培育出西方近代社会用法律约束权力的法治观念。
  • 和平与冲突:中国面临的六大问题——一位汉语文明法学从业者的民族主义文本
  • 中国正在逐步成长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此刻面临着必须正视的六大问题,包括东、西方关系,前现代与后现代的丛集,民族国家与后民族主义,大国战略与弱国战略的交互为用,政治发展的经济之维,世俗化及其超越等等。其中,法制作为一种重要的软力量,交缠于这些问题的出现和解决过程,考验着儒家人文主义及其和平文化对于这些问题的回应能力,要求文化中国及其法律共同体提供原创性的汉语文明法律智慧,迎接可能来临的“第二期轴心文明”。
  • 中国制度传统的知识与生活基础
  • 中国制度传统的典型特征之一是不从人权立论,这一特征是知识生产方式和经验生活样式互动的产物。主客体交融、互渗的思维模式,重群体轻个体、重义轻利的文化结构,国家与社会的不平衡生活样态,共同缔造了中国的制度传统。
  • 证明标准研究中的模糊视阈
  • 法律真实论与客观真实论的学术争议,使法学研究长期忽视的认识论受到关注。法律真实论从一开始就没有呈现出清晰的面貌,但它渲染的某些观点对司法者追求案件真相的内在动力产生了消解作用,这种消解作用主要是由它在能否发现客观真实和应否发现客观真实两大问题上提出的与客观真实论的不同见解产生的。
  • 国际私法中法律选择方法的价值探究
  • 法律选择方法中的价值观,表现为对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不同追求。传统方法追求法律选择中的形式正义,现代理论则主张以法律适用的结果和利益来决定法律选择,即追求法律选择中的实质正义。法律应当是两大价值的综合,即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那么当代法律选择追求的应是两者的融和与平衡。最密切联系原则依托于连接因素,又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得以发挥,为两种价值观的平衡实现提供了可能。而最终价值的真正实现,还必须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成熟形态进行不断地探索。
  • 有价证券诈骗罪的疑难问题探讨
  • 刑法第197条的伪造、变造的有价证券,仅指伪造、变造的国家发行的债券等资本证券,包括国家发行的彩票;伪造、变造的无客观对应的国家有价证券,属于伪造、变造的国家有价证券;“使用”是指按照有价证券的功能,将伪造、变造的国家有价证券作为真实有效的有价证券行使的行为;“使用”必须具有欺骗性质,将伪造的、变造的国家有价证券出售给知情的对方的,成立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家有价证券兑换现金的,应分清不同情形处理;一般主体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相勾结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家有价证券,在无受骗者的情况下,应认定为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的共犯。
  • 论法治政府的标准
  • 法治政府的评价标准,是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进一步具体化、展开和延伸,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政府实现程度的标尺。评价一个国家法治政府的实现程度包含四个方面的标准,即法治政府的价值标准、职权范围标准、行政体制构造标准和依法行政的标准。
  • 论商标功能的实现途径与反向假冒的危害
  • 商标是商品的标记,集来源识别、质量保证、市场开拓、形象塑造、商誉积累诸功能于一体。商标赖商品而存在,商品假商标以流通,商标功能的价值化凸显使商标超越了纯粹的标记性符号而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财产形态。具有战略眼光的经营者不仅重视现实的经营利益,更关注潜在的竞争优势,因此驰名商标的培育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其经营战略的重要内容。反向假冒行为蛮横地割断了商品与商标的联系,盗用了他人商品的信誉,阻碍了他人驰名商标战略的实施,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背离了诚实信用的商业道德准则,理应被商标法禁止。
  • 以私法形式完成行政任务——以福利民营化为考察对象
  • 20世纪80年代之后,民营化的现象与趋势在福利行政领域日渐出现,一些行政任务开始藉由私法方式得以实现。在此背景下,福利领域出现了公法与私法相互交织和混合的状态,而仅仅依靠传统的行政法学理论似乎已不能应对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这也对传统的公法与私法划分提出了一定的挑战。而福利民营化之后,公法学的适用空间以及政府可能退出和再介入的界限也需加以关注和考量。
  • 宪法与人民——从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奠基》谈起
  • 1787年美国宪法以“我们人民”开头,宣告美利坚共和国的诞生。我们人民,多么神圣的字眼;我们人民,多么庄严的宣告;我们人民,多么磅礴的气势。只是,1787年宪法中宣告的“我们人民”能够代表美国南方种植园奴隶主皮鞭下的黑人奴隶吗?它能够代表那些“活该被消灭的”印第安人吗?它能够代表作为美国人口另一半的女性吗?毫无疑问,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 《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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