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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经济法研究的“合”与“同”
  • 学界普遍关注的经济法研究的“离乱”及其引发的“失序”问题,需要通过“求同存并”、“理论聚合”来加以解决,由此产生了经济法研究应关注的“合”与“同”的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说,应当在离合关系中把握“合”,在“求同”的过程中实现“合”;从经济法研究的具体情况来看,在研究路径、研究范式以及范畴研究上的“求同”,直接关系到经济法研究的方向、路径、方略,以及经济法学最基本的研究范式、特异性范畴的提炼和基本共识的形成,从而会对经济法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 公共经济法:经济法的本质解释——兼与李曙光《经济法词义解释与理论研究的重心》一文商榷
  • 就研究方法之一的词义解释方法距离揭示经济法本质甚远且存在着方法论上的局限。将经济法描述为“与经济相关的法律”并不能洞穿经济法的本质。在经济法研究中,将国家与市场视为主客体关系的思维范式与单向度的管制思维均需抑制,“立体型”与“交互式”才是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真实反映,管制不能统领经济法的全部方法与机制。经济法是调整公共经济关系之法,其有别于调整私人经济关系的市民法。经济法的本质是公共经济法,但公共既可能是一种福利,也可能是一种危险,对公共的规制是经济法的主要任务。
  • 管制与法律的互动:经济法理论研究的起点和路径
  • 管制(监管)与法律的互动不仅确立了政府管制(监管)在经济法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而且直接导致管制(监管)研究将对经济法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产生最为重要的影响。这一命题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论证:首先,管制与法律的密切联系决定了有关政府管制(监管)的研究是经济学与法学的交叉地带;其次,作为国家干预重要方式的政府管制(监管)及其与法律之间的互动决定了经济法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基本路径;再次,从管制与法律互动的角度,政府管制(监管)研究将对经济法有关国家适度干预的边界、经济法律的内在结构以及中国经济法体系框架构建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 “法律”概念是怎样被使用的——在中西近代日常话语实践的交流中比较考察
  • 在特定的近代中西交往时期里,参与交往的主体的“法律”概念的使用,不可避免地是“策略”性、“目的”性的,而非“一般语言化”的。在这一特定时期里,交往中的“法律”概念的涵义表达是具体语境化的、而非“中西对立”化的。在区分“法律”概念的“感性使用”和“探讨使用”的条件下,这一时期的“法律”概念使用,从某种角度暗示着从近代演化而来的现代及当代法律话语实践本身的相对自主的发展道路,在和近现代政治经济相互纠缠的过程中,甚至在融入近现代政治经济的过程中,中国近现代法律实践反而在一些基本方面依然可以是“独立”的.于是,发现一个认识历史的“法律行动者”的视角是必要的。
  • 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
  • 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被中国法律界学者广泛认同,并认为中国现阶段法律不能得到倚重和尊重,关键就是人们没有“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是一个错误命题,法律不能被信仰在于法律不能成为被信仰的对象,法律至上的追求不等于“法律信仰”,中国的法治现状与西方的法治现状存在根本差别,倡导“法律信仰”是将中国法治引入误区并会带来危害,它转移了社会价值危机的视线并混淆了信仰与权威的界限,是一个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念。
  • 未竞的循环——“犯罪论体系”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展开
  • 回首走过百年历程的中国刑法学,是一段向异域学习的历史,是一段移植的历史,这段历史的轨迹也是很清晰的:德日一前苏联一德日。在“大历史的视野”中,去考察“犯罪论体系”这一中国刑法学理论在近现代中国一百余年的命运,把握中国刑法学理论在近现代一百年间演变的脉络,从而可以看出所谓“未竞的循环”,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是在痛定思痛后,所做出的理性抉择。
  • 刑事诉讼价值的历史嬗变
  • 伴随着弹劾式刑事诉讼向纠问式刑事诉讼、纠问式刑事诉讼向现代混合式刑事诉讼的历史更替过程,刑事诉讼价值发生了由古典的实现刑法目的价值和妨碍刑法目的价值并存的价值体系向单一的实现刑法目的价值体系、单一的实现刑法目的价值体系向现代的实现刑法目的价值和妨碍刑法目的并存的价值体系的历史嬗变。
  • 经济规制的国际协调
  • 从经济规制的国际协调的含义、历史以及最近被广泛利用的背景、国际协调的分类(对象、程度与方法)、除国际协调以外可供选择的方法、为实现经济规制的国际协调而进行的多边谈判中出现的主要论点等有关经济规制的国际协调的基本理论问题来看,在对跨越国境的经济活动维持传统的规制(边境措施的缓和、承认国内措施的多样性等)已变得日益困难的情况下,对于规制主体的国家来讲,经济规制的“国际协调”将是一个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有效尝试。
  • “保护的责任”与现代国际法律秩序
  • 《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将“保护的责任”的范围限定于“保护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的责任”,并明确国际社会提供保护的责任是国家保护的责任的补充。国际社会提供保护的前提是国家不能或怠于提供保护。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属于威胁人类安全的事项,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在联合国及其集体安全制度的框架范围内提供保护的责任。联合国框架下的“保护的责任”有利于防止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和保护人类的安全,但在相关国际实践中要防止以此为借口破坏不干涉内政原则与联合国现行的集体安全制度。
  • 论继承性共犯
  • 继承性共犯,是指在先行为人已经实施了犯罪的手段行为或者结合犯的前一犯罪之后。以共同的犯罪故意单独或者帮助先行为人实施犯罪的目的行为或者结合犯的后一犯罪的犯罪人。继承性共犯只存在于两种犯罪形态中:一是由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结合而成的犯罪,二是结合犯。对继承性共犯应确定与被继承性共犯同样的罪名。
  • 唐律“一准乎礼”辨正
  • “唐律一准乎礼”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唐律特征所做的一个经典性概括,唐律因此也成了中国传统儒家化的典范和象征。应当注意的是,唐律所据以为准之“礼”是唐礼,亦即秦汉以来繁衍变异了的礼。这种礼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或称之为“礼教”,或称其为“名教”,构成了秦汉以后历代帝制王朝的官方正统。但这种“礼”与孔子所倡导的礼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差别。因此,对此命题以及中国法律儒家化之类命题都必须辨正地看待,做具体地分析,以确定何者是名副其实的儒家化,何者是形式主义的儒家化。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因固有法律的残苛而迁怒于儒家,乃至造成认识上的偏差。
  • 条约制度的建立对传统法律变迁的影响——以地政管理制度为例
  • 近代国门大开之后,中国融入国家交往的条约制度之中。通过双方的谈判与协商,确定各自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是条约制度的基本原则。谈判与协商这种互动的活动使得双方的法律意识与原则彼此产生影响。由于处于战败国的弱势地位,中国所签订的条约为不平等条约,中国方面更多地接受外来的影响。随着这些影响的日益加深,西方法律原则与制度大量地引入传统社会,法律制度开始向近代转化。条约制度的建立与传统社会法律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地政管理制度是这种关系的最好说明。
  • 问题与误读: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质疑
  • 当出现涉案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逃跑或者丧失诉讼行为能力等情形时,案件将处于不立案、诉讼中止或者终止的状态。在这些诉讼状态下,如何处理涉案的非法财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我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背景下,构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似乎成了一个没有争议的选择。然而,该制度在理论上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只有适当将物的处理与人的处理相分离,完善我国的刑事没收程序,才是当前解决相关问题的有效途径。
  • 证据开示·沉默权·辩诉交易关系论——兼评中国司法改革若干问题
  •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构建,不仅要考虑该制度与现行法律制度的配套与衔接,而且还要研究与该制度相关的共生制度的设计与协调。“辩诉交易”、“证据开示”和“沉默权”是刑事诉讼程序构建的三个孪生兄弟,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构建要求必须建立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和明示的沉默权制度,否则,辩诉交易的引进与移植,就如同澳大利亚的牧场主开始从南美洲只引进了“仙人掌”而忽视了“夜蝴蝶”一般。
  • 从政策定位到法律规制的理性复归——《违法行为矫治法》的立法理念与取向
  • 我国劳教制度作为特定时代背景下政策定位的产物,在当下中国已备受责难,其功过是非及存废之争在理论界众说纷纭,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该项制度的变迁应当更被关注。重构劳教立法中的《违法行为矫治法》应当坚持与宪法、宪政协调发展,与法律接轨,增强可诉性和可操作性的立法理念,以建构和谐的,富有科学性、严密性,能够逻辑自足的法律体系。
  • 涉外劳动纠纷中竞业禁止协议准据法之研究——以微软与Google纠纷案为视角
  • 竞业禁止协议的准据法确定问题,直接决定着涉外民商事关系主体应承担的具体权利、义务和责任,尤其是由于此类协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雇员的择业自由,适用不当极有可能演变为雇主不正当竞争的工具,故此各国立法对其的有效性均采取审慎态度,并按照所奉行的公共政策对其进行法律调整。
  • 读韦伯《法律社会学》札记
  • 有社会斯有法律。学法律出身的韦伯,早先以法律家视社会与历史,晚后又以社会学家视法律,正是一位穿梭高手。生于1864年的韦伯,在1892年之前曾于海德堡学法律,于柏林为律师,拿到法学博士学位,复获罗马法、日耳曼法和商法之大学任教资格。可以说,早年的韦伯,是个道地的法律人——从法学生、法律实务者到法学教师。其后,韦伯关注领域日多,从农业、农业史到经济学、政治学及宗教理论——当然,更不用说他一统诸理论而开创了他个人的社会学帝国。虽说后世记住韦伯处远不是法学——人们越简单地介绍他,就越不说他是法学家,但是,韦伯在世时对法律的兴趣却未止歇。他是社会思想家,但他仍是出色的法学家/法律史家/法律社会学家。他仍关注和参与法学研究,从法律史到法律社会学;仍关心法律实践,从私法层面之个案,甚至己之个案,到公法层面之国是。或者说,如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中所言,“他的社会学理论总是借助于法律史,他最重要的著作中有一本是法律社会学”。
  • 劳动债权与金融债权
  • 破产程序中,劳动债权与金融债权的清偿顺位是一个困扰法律研究者的问题。传统法基于物权理论认为“劳动债权原则上只能优先于一般债权而不能优先于担保物权实现”,即金融债权优先于劳动债权;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草案)二审稿及部分学者仍主张劳动债权应优先于金融债权受偿;本文从特定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现实性的视角出发,认为职工的人身性生存权(即劳动债权,包括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应优先于金融债权,而财产性发展权(即一般债权,包括基于违反劳动合同所生的补偿金等)则应后位于金融债权,这是公司治理目标的要求以及对不同债权人利益权衡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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