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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中国刑法学的想象力与前景
  • 在法学界普遍缺乏自省习惯,法学类成果从表面上看蔚为大观但创新明显不足的今天,邓正来教授关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追问,恰逢其时地开出了一剂治病良药。邓教授以法理学为思考素材所提出的中国法学研究缺乏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等问题,在刑法学领域同样存在。
  • 借题发挥:中国法制史向何处去?
  •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所产生的学术反响,已成为当今大陆法学界一个让人咀嚼且回味无穷的学术现象。尽管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法学作品的通病,但是其所提出的问题,戳破了法学界所呈现的一派繁荣景象的泡沫。无论如何至少在这点上其学术意义是不可否认的。这也许会让人感到难堪,但较多年前法学被批评为“幼稚”说,恐怕要体面些。实际上,早在60多年前蔡枢衡就曾批评过当时的法学界。蔡氏的意见在今天来看仍不算过时。蔡、邓二氏在这点上正好隔世纪遥相呼应。
  • 法学的中国学派:原因、方法及后果——以延安新法学会为中心的考察
  • 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独特的文化和法律传统的国家。而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制度和教学研究体制则均从国外移植而来,而且这种移植的背景及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讲又并非出自民族自愿,是与一段屈辱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此外,由于文化的差异,移植的时间尚短,加之中国社会本身又正处于转型时期,因而这种移植而来的法律制度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社会显出明显的不适应。但不可否认的是自打晚清以来,大多数国人则一直把这种移植而来的法律体系和制度看作是解决中国问题、特别是使中国强大的灵丹妙药,把这一制度背后所隐含的一些理念当作惟一的真理;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对于这种法律体系、制度和制度背后潜藏的法制理念、法制理想始终不以为然,或者认为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或者认为其过于超前,存在着一种抵触情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41年1月6日,一群对未来新中国法制和法学抱有强烈责任感的法学家们在延安发起成立了新法学会,并向社会公布了热情洋溢的成立宣言:
  • 证据法学研究的迷思——在西方样本和中国现实之间
  • 2006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证据学研究所和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相继成立,在我看来绝非偶然,可以作为中国证据法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作为背景的事实是,这些年来,证据法学的论文、教材和著作如雨后春笋,证据法学在全国各高校和法学院也都逐渐成为独立的课程和学位培养方向。另一方面,随着证据立法从幕后走到前台,前赴后继的证据法草案已经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由此带来的效应似乎昭示着证据法学研究在中国正在迎来一个“黄金时代”。在这股热潮背后,笔者的困惑却越来越强烈,面对这喧闹和繁荣的学术市场,中国证据法学研究,将走向何处去?
  • 经济法学术研究定位的反思
  •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学界之间曾发生了一场在当时法学界可谓规模空前的大论战,论战的核心是经济法的地位。这场论战虽然早已告一段落,然而,“论战意识”却一直存留于一些经济法学者的头脑中。
  • 《政法论坛》2007年期刊征订启事
  • 抛掷物致人损害的责任
  • 抛掷物致人损害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侵权,具有自身的特点。对于这种侵权行为,由受害人自己承担损失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是说不通的,而应当由可能致害的业主负责。这种归责原则的确定,实际上采取了一种对于因果关系的推定机制。而对于责任承担,各个可能造成抛掷物危险的业主应承担按份责任,在赔偿范围的问题上适用公平原则。对此,应建立完整的、综合性的抛掷物致害救济体系,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 契约伦理中西境遇与权利差异
  • 契约伦理是一种具有影响力的伦理类型,但它在中国与西方的境遇是截然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牢固的血缘家庭关系、整体主义和漠视利益,使契约伦理失去了外部环境、主体性条件和动力机制。而西方传统文化中的淡薄的血缘家庭关系、个体主义和注重利益,使契约伦理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主体性条件和动力机制。这些不同,导致了中国权利观念和制度的落后。西方权利观念和制度的发达。
  • 从秦、汉律到唐律的变化看齐儒学对中国刑律的影响
  • 从秦、汉到唐,中国刑律发生了从法治到礼教、重刑主义到恤刑主义、法不阿贵到刑分等级的变化。这些变化实质是在齐儒阴阳学的主导下完成的。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确立了“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把刑罚的作用置于礼教的从属地位。秦律奉行的重刑主义,在后世至唐的立法中逐渐被废止。秦律在法律适用上虽然做到了“刑上大夫”,但对各种犯罪仍然规定“同罪不同罚”。汉文帝后,“刑不上大夫”的礼治原则逐渐复活,到唐律形成“议、请、减、赎、当、免”完整系统的法律适用体系,使礼治的“亲亲”、“尊尊”在律法中得到了更彻底和全面地体现。汉以降,侵害父权和孝道成为刑律重点惩戒的对象,但实质是维护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 著作权扩张及其缘由透视
  • 对著作权法的历史考察表明,它代表了被保护权利的持续扩张,以及相应的在作品中作为公共领域部分的持续减少。著作权扩张表现在受保护的客体不断增加、著作权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使用方式不断增多、著作权保护期限不断延长等方面。从技术发展方面看,技术因素对著作权扩张具有极大的影响。著作权的扩张不仅可以从著作权制度本身的角度加以考察,也可以从政治、文化视野和经济学的层面上分析。著作权扩张还可以从利益平衡原理得到解释。著作权扩张与限制的辩证关系也说明,利益平衡是著作权法永恒的主题。
  • 从写者到作者——对著作权制度的一种功能主义解释
  • 著作权制度是诸多支持文学作品创作的机制之一。著作权制度的产生得益于18世纪的政治语境,也从宗教改革的运动中获得支持。著作权制度之于写作的人而言,促进了作者的自主。经由确认灵感、原创性、天才等概念与书写者的联系,作者们得以与抄写员分开。同样是在这个过程中,著作权获得了合法性的认知。这个发掘独创性、原创性等概念的过程是知识传播的结果,后者促进了读书市场的扩大。最终,作者可以依靠笔与纸而生活。
  • 论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
  • “当事人陈述”是法定的证据种类之一。虽然从理论上能够区分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但其“融合”于当事人的一般辩论过程中则是我国司法实践的普遍现象。相对于外国民事诉讼将当事人的陈述从一般辩论中区别开来的制度安排及背后的社会条件,我国目前状况同样有其复杂的原因和背景。但近年来我国民事诉讼也开始产生了通过特定程序场景而将当事人陈述“剥离”出来的内在需求。不过有关的制度设计不应照搬国外做法,必须充分考虑这种证据的特殊性质及既有的制约因素。
  • 法律逻辑的基本问题
  • 法律领域里有三种推理:事实推理、法律推理、判决推理。法律推理是法律逻辑的主要研究对象。法律推理的正当性问题的探讨是法律逻辑的基本问题,解决法律推理的正当性判定问题和推导问题是法律逻辑的重要任务。
  • 萧公权的宪政观——《宪政与民主》评述
  • 萧公权先生写于民国年间的诸多政论,于宪政四要素法治、自由、民主、分权中更为青睐民主与法治,主张民治为体,法治为用。萧氏晚年愈加趋向保守,若以对待传统、历史进步论以及宪政建构的路径依赖为区分,其可谓一个中国特色的古典宪政主义者。
  • 价值抉择:反恐措施与刑事诉讼——以美国法为范例的检讨与反思
  • 反恐措施对刑事诉讼领域的入侵,对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提出了前所未有之挑战。监听、搜查、羁押、司法审查、法庭审判、证据规则等刑事诉讼基本制度受到猛烈冲击并对人权保障产生直接影响。美国的反恐怖立法及其司法实践的变革,成为全球的焦点,也成为该领域的典型范例。这种变革的背后是深层价值选择,是正义和功利之间的博弈引领美国反恐怖立法和司法的走向,而尊严价值的勃兴为程序正义的重新抬头奠定了理念基础。我国刑事诉讼理念更新和立法完善应当引以为鉴,对恐怖犯罪作出合理的反应。在平衡理念之下,程序正义的内在价值决不能向打击犯罪的功利需求轻易低头。
  • 行政许可法的制度创新与私权潜能
  • 行政许可法是行政法领域的一部重要的“控权法”。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宗旨和意义不仅在于规范政府治理社会的行政行为,建设有限、理性、负责的政府,更在于扩大市民社会自由、自主的空间。“听证程序”、“拍卖招标”方式发放特许以及“信赖保护”是行政许可法的三大制度创新,其中体现了私法精神,运用了私法方法,展示了私权潜能,同时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创举也不无缺憾并面临一些实践挑战。
  • 我国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完善
  •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的规定实施已15个春秋。面对新形势下日趋复杂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以及轰轰烈烈的民事司法改革大潮显然已捉襟见肘。鉴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纳入本届人大立法规划内,这无疑为完善我国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对该制度作一全方位的扫描,着重分析其亟需弥补的缺陷与不足,推动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并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产生持续、有效的影响,是极为必要的。
  • 契约精神与民刑冲突的法律适用——兼评《保险法》第54条与《刑法》第198条规定之冲突
  • 民刑冲突是法律冲突的表现之一,其困惑在于法律适用上的难以选择。总结民刑冲突现象有两种:一是涉嫌违法或犯罪的民刑交叉案件;二是合法与犯罪截然对立的民刑冲突现象。民刑冲突现象的产生原因关键在于平等的个体于内在理念上的冲突:即,民法的个人权利保护与刑法的社会利益保护的不同价值取向所至,也是契约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冲突。“民法优先”是契约精神在民刑冲突的法律适用中的必然选择。实践中应具体考量社会公正、功利主义、社会效益、从严解释四个价值导向。
  • 七旬圣贤的境遇: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
  • 考究中西文化的源头,人们习惯于把孔子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就相同的方面来说,两位圣贤在中西文化传统中的历史地位大致相当,获得的尊崇难分伯仲,甚至都喜欢“述而不作”这种表达思想的方式——格言式的孔氏“论语”是孔门弟子整理而成的,论辩式的苏氏“论语”则是柏拉图、色诺芬等人记载下来的,等等。不过,两位圣贤之问的差异更加引人注目:孔子曾“居庙堂之高”,怀有强烈的用世之心。为了重返庙堂,曾多年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各国;苏格拉底则始终安心做一个职业的雕刻技师,喜欢利用业余时间漫步雅典街市,自由闲适地找人谈天。此外,孔子晚年的基本身份是教师,招收的学生比较多,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的说法,相比之下,苏格拉底的朋友比较多,在交往的过程中,平等的争辩随处可见,似乎并不享有孔子那样的尊严……。
  • 法律文化的国际视野历史传统的现代思考——中华法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2006年9月16—17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华法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友谊宾馆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以及日、韩、德、英、美等国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出席了会议,代表中有多位国际知名的一流学者,是近年来在我国大陆召开的本学科中层次最高的学术会议。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中,与会专家学者就中华法系的历史发展与特点、中华法系的理论基础、中华法系的实质内涵、中华法系与东亚法文化、中华法系的价值和当代意义及其与和谐社会之构建等问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对充分认识中华法系,重新定位中国法律文化传统,兼具学术、理论和现实三重意义。现根据相关材料,将本次会议研讨的主要问题和观点略作综述,以飨读者。
  • 《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总目录
  • 《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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