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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中国破产法实施的法律经济分析
  • 从契约和产权的角度,破产法改变了企业原来的合同束,并根据新的合同束界定利益相关人对企业的产权,产权界定清楚可以激励相关人为提高破产效率去行为。这就是市场化的破产理论和实践的经济学基础。市场化的破产实施方法需要配套的制度以降低实施成本,这种制度既包括人的因素,又包括市场因素。我国破产法的实施效果,也有赖于这两个因素。
  • 破产法的程序结构与利益平衡机制
  • 我国2006年破产法因在程序设计中采取了“一个大门,三个小门”的设计思路,因而,破产法必然含有破产清算程序、和解程序与重整程序共同适用的部分,也含有各自的特别规定。“三种程序”的共用部分,包括:申请程序;公告与通知程序;管理人及其职责;破产债权;破产债权的申报;债务人的财产;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取回权、抵销权、撤销权;法律责任等。而特别部分包括各种程序的启动主体、启动后的效力、程序之间的转换等。除此以外,因破产法是对债务人财产的一次性概括处理,因此,各种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冲突在破产法上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债权人与出资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债权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有担保债权人与无担保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与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利益冲突、共益债权人与一般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管理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职工利益与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冲突等,破产法对于这些利益冲突进行了平衡性制度安排。但在对这些冲突进行了平衡性制度安排的背后,却存在着有争议的价值判断。
  • 破产别除权理论与实务研究
  • 别除权是破产程序中一项重要的优先受偿权利,其优先权的行使不受破产清算与和解程序的限制。根据新破产法的规定,别除权之债权属于破产债权,其担保物属于破产财产。别除权的基础权利是担保物权及特别优先权,定金担保债权和一般优先权不享有别除权。同一担保物上存在两个以上的担保性质相同或不同的别除权时,应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确定各项别除权间的清偿顺序,以保证破产程序的公平、顺利进行。别除权人享有破产申请权,也应当申报债权,未依法申报债权者不得依照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别除权人是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未放弃优先受偿权者也有表决权,但对债权人会议与其无利害关系的特定决议事项无表决权。新破产法对债权人会议表决标准的规定仍有需完善之处。
  • 我国企业再生程序的制度分析和适用
  • 我国企业破产法实现了对破产程序制度的重大改革,将现行的企业清算主导型破产程序转变为企业再生主导型破产程序,规定了重整程序、和解程序和清算程序。其中有关重整程序与和解程序的规定,即为企业再生程序之规定。企业再生程序的制度设计在我国企业破产法上不仅涉及破产程序理念的提升,而且涉及制度基础的完善。
  • 证券交易所的法律地位——反思“与国际惯例接轨”
  • 与美国的情形不同,中国证券交易所由政府发起、所有和控制,在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上承担着多重角色。因此,模仿纽约股票交易所,把中国的股票交易所界定为会员制法人,乃是不得要领。随着经济全球化,法律移植的增长在中国史无前例,而它的正面效应似乎也是不容怀疑的。但是,通过对那些有关证券交易所的法律的分析或许会引导我们得出不同意见。
  • “迎法入乡”与“接近正义”——对中国乡村“赤脚律师”的个案研究
  • 在职业法律服务队伍加剧了法律系统与社会生活之间距离的时候,目前在中国一些乡村存在的“赤脚律师”铺设了一条“接近正义”的桥梁。赤脚律师主动的“迎法入乡”,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在农村法律服务体制中发挥拾遗补缺的功能,而且是在乡村社会重建了“法律服务”的概念,即以长远的人情交换而非现时的金钱交易为基础的法律服务。因此,赤脚律师与单求经济利益的黑律师有着本质的差别,他们对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以及公民社会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方式与乡村社会自生自发的利益表达方式之间面临着冲突,所以,赤脚律师还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困惑,也即所谓“周广立式的困惑”。
  • 死刑与误判——以美国68%的死刑误判率为出发点
  • 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刑事法方面的教授为主体的一批美国学者对美国1973年至1995年判处的全部死刑案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们统计出了美国死刑案件的平均误判率,推算出了影响刑事案件审判质量的各项因素与死刑误判之间的具体数量关系,并据此提出了解决死刑误判问题的十项对策。该研究虽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其对中国死刑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的研究以及改革与完善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价值。
  • “常识”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从一个疑难案件(新会田坦案)展开的思考
  • 自晚清变法修律以来,学界多批评传统州县司法的主要弊端是行政兼理司法和与此相关的非专业化司法,现在发现了大量反映传统司法实际运作的司法档案材料,此种观点有了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事实上,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的实际运作来看,其重点是查清案情和进行判决,起决定作用的是“常识”而非“专业知识”,而且“常识”才是传统地方司法所真正需要的。这种“常识”包括了“律学常识”、官员“伦理常识”和“地方性常识”等部分,从而具有浓厚的主观性、地方性和个人化特征,使得传统地方司法更依赖于官员个体。从司法独立和专业司法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是一种时代错位,它忽略了制度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应关系,既不利于学术研究.同时也回避了建立现代司法体系的真正阻力所在。
  • 电脑量刑辩证观
  • 在中国电脑量刑之所以很容易被接受,并且迅速得到普及,是以固有的思维方式为前提条件和催化剂的,虽然有关努力值得给予充分的评价,但在现阶段对法律专家系统软件的设计和运用应该持一种慎之又慎的态度,尤其是在电脑量刑方面更不可急于求成。
  • 人本的过程性与权力运作过程的人本性
  • 时下关于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关系的惯常表述是:以人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或言“出发点和落脚点”),其实,人本不只是一种终极关怀,更首先是一种过程,是人本的目的须以人本的过程和方式实现。只有这样,人本才可能切实成为每一当下的现实存在。以人本的这种过程性观照权力Ⅲ运作过程及程序,即可发现权力运作过程及程序的人本性、正当性与人本的过程性之间的内在关联:人本的过程性要求过程本身的人本性,特别是公权力运作过程及程序本身的人本性。不仅权力运作的实体目标应是人本的,且权力运作的过程及程序本身也应甚至更应是人本的、符合人性的。
  •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公民资格权利的发展
  • 从公民资格权利发展角度考察我国的社会转型有利于分析、解释国家面临的挑战和宏观发展轨迹。19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分化和利益的多元化、社会公平问题、政府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公民资格权利取得了一定进展:与市场经济建设相关的公民权利内容进一步发展,民主政治的实践使公民政治权利的形式和内容有所充实,社会权利的保护和发展尚处于探索当中。从宏观角度看,公民资格诸权利呈现出分化发展和相互推动的特点;国家主导制度构建与公民积极行使权利构成公民资格权利发展的双动力;户籍制度对权利的分等作用弱化,平等的公民资格权利的普遍化进程加速;程序性权利的设置与保障仍然不足,呈现出探索性特征。
  • 法学之殇
  • 学非易事,磨砺以求,未必有所成,现如今法学论文人人会写,学术研究似为易事,这类现象的背后是学术出现严重失范、脱序现象。真学术必然要有创新,法学研究必须强调学术原创性,窃人立意,掠人之美,与剽窃词句如出一辙;创制一套新词,制造语言的魔障,也不足取。学者不能不没有一点“专利权”意识,某种学术观点既然有人提出,再当作自己的创见,便属“学术不端”。法学论著最重要的是思想,其价值应当表现在有原创性观点,做不到这一点之所谓“学术”不过是“表态式学术”。缺乏健全的学术批评是当今法学研究保持低劣化和“学术成果”泛滥成灾的一大原因。高质量的法学研究成果需要精工细雕,为减少垃圾学术,学者应有不写或者少写的勇气。
  • 李浩培与百年中国国际私法学
  • 19世纪30—40年代,李浩培在国内外法学名校研习国际私法,后在国内从事国际私法教学研究工作,其早期的论著反映出,一批国际法学人吸收国外国际私法学的新近发展,并结合中国的实践思考中国的国际私法理论问题,中国国际私法学正初步形成。建国后,国际私法学在中国发展基本停滞,李浩培在艰难的情况下坚持国际私法研究,并致力于翻译工作。文革后,李浩培出版一批重要论著,推动了中国国际私法学重建,获得国际学术声誉,同时留下了学术遗憾。
  • 中国传统与现代法治答问
  • 第一次(2004年2月13日) 孙笑侠(以下简称孙):昂格尔教授,你好!我来自中国浙江大学法学院,现在哈佛作访问学者,主要关注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与当代法治秩序的关系问题。我有一些正在思考的问题想通过与你的交谈,得到一些指教和启发。
  • 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冲突关系的质疑
  • 正义本身就是一个标表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被合理平衡的概念,这种平衡可能动态地体现在某种程序中,也可能静态地体现在某一结果中,因此只存在程序是否合乎正义,结果是否合乎正义的问题,并不存在程序合乎“程序正义”,结果合乎“实体正义”的分别。人权保障和真实发现都是程序所必须平衡的利益要求,它们之间的冲突不应被理解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冲突。程序正义是结果正义的根据,它们之间也不存在冲突。
  • 权力制衡与民主法治关系的思考
  • 权力制衡与现代法治的内在关联,是法律史上的一个经典概念。法治意味着法律的统治、意味着良法的至高无上,作为一种良法被普遍遵守的状态,法治和法治秩序具有相通的内涵。权力制衡无论从过程还是从结果来说,最终必须纳入法治的轨道,才能保证它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同时,法治必须依赖权力制衡的政治结构基础,才能符合现代民主的要求,从而构建法律至上的良好状态。
  • 《律师文摘》征订启事
  • 语言立法与语言权利——第十届国际语言法学研讨会综述
  • 国际语言法学研究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Linguistic Law)(简称IALL)成立于1984年9月。这是一个国际性的交叉学科学术研究组织。研究会的会员由多个学科的专家学者组成,既有法学家、语言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还有许多对法律语言问题感兴趣的普通成员。IALL侧重于从学术或职业的角度关注法律与语言的关系问题,或者对法律语言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比较语言法学”比较的是不同的法律规范、语言规范、法律语言和作为基本权利的语言权利。
  • 强化内控与监管机制 促进保险市场和谐发展——中国财经法律论坛·2006(中美日保险经营与监管国际论坛)综述
  • 2006年10月21—22日,由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保监会法规部、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主办,亚洲人寿保险振兴中心、中国保险报、中央电视台“经济与法”栏目协办,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承办的“中美日保险经营与监管国际论坛”(中国财经法律论坛·2006)在北京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以及美、日等国的专家学者,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保监会法规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保险报,中央电视台,中、美、日各大保险公司的代表约200余人参加了此次盛会。在两天的会议中,各位专家、学者和保险实务界人士围绕“保险监管与保险法治”、“保险经营与保险创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保险业”三个主题发表了深刻而富有意义的看法和观点,论坛取得圆满成功。在中国保险业深入改革、“十一五”规划全面启动和保险法修订的时刻,论坛就我国保险业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改革与发展中的理论和实践前沿问题提出了真知灼见,在认真介绍和探讨国际保险业的成功经验的同时,为“十一五”期间中国保险业的未来发展出谋献策,对于推动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 《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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