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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法制现代化:一个西方的“幽灵”?
  • “现代性”在西方的古典——现代——后现代历史逻辑中,首先意味着对古典的反叛。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具有不可选择性和不可逆转性,而在历史时序上它开始于“后现代”对“现代”的反思之时,内含着对传统的反叛和应对“后现代”思潮的双重使命。
  • 对新时期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理论反思
  •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呈现出若干相互关联的风格或特征,呈现出供给主义、威权主义、精英主义等三个基本特征。供给主义是指由国家通过立法满足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的制度需求的理论主张和实践,它以“供给创造需求”和“立法为惟一法律”为前设。威权主义是指依靠强大而有权威的政党和政府来领导全体人民进行法制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主张和实践。精英主义是指由政治法律精英在政府之内代表政府或在政府之外协助政府领导和推进法制现代化事业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这些特征既构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在目前阶段上取得相当大成功的基本经验,同时也是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已展现出来的种种困难和将来所面临的诸多风险的症结之所在。
  • 现代性重建进程中的法治变革趋向
  • 随着现代性的时代发展,现代性反思和重建已成为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正是在这一境遇下,现代法治也开始发生了重要变革,形成了法律多元主义的规则秩序、互动平衡的功能取向、反思回应的程序主义诉求等发展走向。因此,我们应立足于现代性反思和重建的时代关怀,积极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
  • 国民心理对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的影响及其现代价值
  • 中国人的国民心理对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使中国法制运作模式具有了自己的特色:道德在法律的运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调解、私了等非法律手段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机构和民间力量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形成了司法部门、政府机关、民间力量三足鼎立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我们既要看到由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国民心理所决定的非法律手段在解决纠纷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又要看到树立法律的权威、使法律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主导力量的必要性。只有当我们的法律真正成为普通民众可亲、可近的东西的时候,只有当广大人民群众在心理上真正认可了法律的地位和作用的时候,法律的权威性才会真正树立起来,法律才会逐渐取代各种非法律手段而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主导力量。
  • 敬告作者
  •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文库》2007年度受理公告
  • 清代中国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以《病榻梦痕录》所载案件为中心的考察
  • 通过对汪辉祖自传所载案件的详尽分析,发现既无纯粹“依法裁判”的取向,也无全然按照“情理裁判”的做法。清代中国的司法裁判属于“形式化”与“实质化”的有机结合的类型,在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之间充满着张力。而其原因在于:其一,与皇帝集权统治和官僚体制的“照章办事”有关;其二,与“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关;其三,与巨型帝国的法律统一和乡土社会的人情、习惯有关;其四,与“民本”社会旨在沟通“民情”和哲学上的“权变”思想相关;其五,与传统中国的“审美秩序”有关。无论“命盗”案件抑或“婚姻、田土、钱债”案件,清代中国的司法官员都是在“律例”的前提下寻求“情理”的平衡,只是两类不同案件在“依法”或“准情”的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
  • 胡适与张君劢的自由主义比较
  • 胡适和张君劢的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不同的自由观。由此不同的路径,胡适、张君劢向我们展现了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点滴改良与彻底改造的不同画卷。
  • 回归与重构:服务行政在中国的源起
  • 服务行政是与传统的干涉行政截然不同的行政类型,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对中国而言,1949年后的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即以对公民和社会的全面负责为己任,但这种全面负责以牺牲个体的主体性为代价,并非行政法意义上的服务行政。因此,服务行政顺理成章地出现于从全能政府回归有限政府的改革过程中。
  • 技术性贸易壁垒中贸易和环保的平衡
  •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合法、合理、适度使用已经成为当今WTO框架内涉及贸易自由化和环保平衡的重要问题之一。OATT第XX条为部分涉及环保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实施设立了条件和要求。《TBT协定》为涉及环保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施设立了指导原则和判断标准,但这些原则和标准的适用则是一个复杂的技术和法律的冲突和协调过程,贸易保护之目的和效果都会影响技术性贸易壁垒实施过程中贸易自由和环保措施之间的平衡。
  • 经济法之人性价值
  • 就经济法产生的逻辑及主要内容考察,经济法是“人性冲突与调适”的法律形式。就实践而言,经济法产生于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的深刻原因在于市场领域内人性的冲突;就立法而言,经济法产生于民法失灵,而民法失灵的真正根源在于民法注重人性解放的同时,对人性的反映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经济法应当从厚重的“纯经济色彩”的层层包裹中破壳而出,复归人性之路。
  • 除魅与重构:刑事诉讼法律移植与本土化
  • 法律移植是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在诉讼制度移植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摒弃主客两分的心理情结,同时还要认识到“普适性”作为法律移植的逻辑前提难以成立。在理性有限的前提下,我国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不能完全以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为摹本,而应适当考虑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协调。
  • 缘何不是法律方法——原本法学的探源
  • 中国法学界对在汉语中到底是使用“法学方法”还是“法律方法”存在着争议。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争议是因为人们对德国法学中“法学方法论”一词中的“法学”的蕴涵不太清楚。德语的“法学方法论”中的“法学”有特定的内涵和意义,而不是中国法学界所普遍理解的法学。前者是由西方法律文明的创造者——古罗马人所创立的一门独立的科学或实践智慧,是西方两千多年法律文明中绵延不绝的伟大传统。这种传统意义的法学称为原本法学。相对于原本法学来说,现在所谓的其他法学学科如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史学、甚至法哲学,都是一种交叉或边缘学科。在这种意义下,在汉语中还是使用“法学方法”一词较为合理。
  • 价值哲学视野中的现代犯罪问题
  • 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发展使文化差异日益显耀,并导致了范围扩大和意蕴深刻的文化冲突,以至于进一步恶化了价值迷乱,一系列观念性的因素渗透到了个体和群体行为的背景中,构成犯罪的隐含动因。这种随着现代性和全球化而发展的现代犯罪及其文化因素,对传统的犯罪学构成了新的挑战,从而提出在文化冲突境域中,重构价值哲学的必要性。
  • 犯罪客体的分类
  • 我国刑法学者虽然广泛支持犯罪客体的纵向三分类,但所持的分类标准及其说明不尽相同。主要客体、次要客体和选择客体的划分不是根据法益自身的重要性,而是取决于其与同类客体的关系。相对于主要客体,次要客体与选择客体都具有补充性,是独立于主要客体之外的。
  • 财产保全的功能界定与思考
  • 财产保全制度是为保障民事私权的实现而设置的,其所适用的案件类型应界定为金钱请求的案件,法院无权依职权采取且只需做形式审查。其申请的理由仅是无法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担心即可。在宽泛的申请背后,为保护债务人的利益应确立担保为一般原则,但也有例外。
  • 法行为的性质
  • 法行为是法所要规范的核心内容,但对法行为的认识在法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特别是在当代混合社会和信息社会条件下,这种争议的条件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时,重新认识法行为的性质,使其摆脱传统法律思想的束缚而面对现实,对当代立法和司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我国正处于一个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时期,这一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要。法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权利义务(权力职责)的统一。
  • 从PIC程序到AIA程序:继承与发展
  • 现代科技的发展给人类物质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尤其是现代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生物安全成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面对这一威胁,国际社会给予了广泛关注:世贸组织《关于实施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协议》中全面涉及这一问题;作为多边环境协定的《生物多样性公约》规定了采取措施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取得;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制定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中更是专门规定了改性活生物体(LMOs)的越境转移的制度。通过国际合作,诸多国家在保护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和运用现代生物技术方面达成了一致。
  • 法律论证的问题与立场——从《法律论证原理》一书切入
  • 自20世纪70年代一跃成为法哲学中的显学以来,法律论证理论经过30余年的发展,借助于各种理论资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脉络。但颇为缺憾的是,对法律论证研究的主要成果作概要式评介的著作却一直付之阙如。幸而伊芙琳·菲特丽丝(Eveline T·Feteris)博士于1999年出版的《法律论证原理——司法裁决之证立理论概览》一书及时填补了这一空白。该书对不同理论背景的法律论证研究及法律论证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作了一个评论性的概览;对法律论证各种进路(逻辑/修辞/对话)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提出一个能以成体系的、原则的方式体现各种研究路径的理论框架。虽然本书以介绍为主,但笔者认为其最重要的意义却在于:通过对各种理论的分析归纳或显或隐折射出法律论证的问题意识与基本立场。
  • 法治与和谐社会——首届中国法治论坛综述
  • 由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首届中国法治论坛暨首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颁奖大会,于1月19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刘飚,以及来自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高等学校、中国社会科学院、法院和检察院系统等国内百余家单位的代表,首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励委员会委员、获奖者等二百余人出席了会议。
  • 2006年法律史学科新进展
  • 2006年,法律史学界召开了几次重要的学术会议。在这些会议中,无论是正式代表数目,还是提交论文的数量,以及代表来自区域的广泛性上,都超过了往年的规模,反应了我国法律史学研究队伍的壮大以及研究实力的增强,同时作为一个学科,也越来越多的得到世界的重视。
  • 《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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