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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独立董事在中国:假设和现实
  • 独立董事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外来制度。把“独立性”当作某一类董事的人格属性,并假定这一属性能够在他们的任期内保持不变,这是独立董事制度的基础。有关独立董事的实证研究常常得出一个相似的结论:独立董事的实际效用与预期效用相去甚远。
  • 唐律“得古今之平”补辨——兼评《四库提要》之价值观
  • 唐律“得古今之平”是《四库提要》对唐律所做的经典性评价。自该评价问世以来,时常为研究者们所引证、称道。然而细加推敲,该评价却与正统儒家,特别是宋儒的古史观大相径庭。本文在考察了纪昀在编纂《四库提要》过程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后指出:尽管尚不能绝对地肯定该评价必系出自纪昀手笔,但就其所反映之价值观看,确实符合纪昀的基本理念,而该理念所映衬的则是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清王朝所推行的文化专制政策,其目的无非是要以官方的价值体系取代宋儒的价值评判体系并进而为清王朝的暴力统治辩护乃至歌功颂德。
  • 程序正义现代进路
  • 程序正义是法治社会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刑事诉讼一个重要理念。它强调过程道德性和法律公平性,它与自然权利理论有着天然契合。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现代主义危机开始出现,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出现和社会法学、实证主义和反程序主义的“批派”兴起,后现代主义呼之若出,法律从维护个人权利走向创造社会整体利益,程序正义必然遭遇新的挑战。
  • 犯罪构成要件:形式抑或实质类型
  • 刑法中的构成要件是形式意义的类型还是具有实质内涵的规范评价类型,是一个与犯罪论体系是形式还是实质有关的重要问题。大陆法系刑法中规范性要素和主观要素的发现与推广,使得构成要件由抽象形式类型发展为具有价值属性的犯罪类型。我国刑法犯罪构成要件是从整体上说明行为社会危害性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各种要件之统一,它从来就是实质的。顺应构成要件的实质价值属性,应从是否具有处罚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角度理解刑法构成要件,并以之为内容建立实质的犯罪论体系。
  • 经理控制的法律有限性
  • 公司的成长和发展过程是一个权力流失的过程,公司实践中公司被经理控制,经理的道德失范让股东的利益屡屡受损,对经理人控制成为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经理人的控制机制包括内部机制与外部机制两个部分,法律在经理控制中起到制约、保障、安全、“漏洞补充”作用。法律只是经理控制中的一种方式,经理在经营中的很多权能不为法律所调整和规范,在法律适用中也很难确定相应的法律事实,实践中经理人的控制的选择机制、业绩考评机制、激励机制与责任机制也很难找到相对应的法律制度,经理人实践中的失范进一步实证了法律在经理控制中的有限性。
  • 相对不起诉制度若干问题探析
  • 相对不起诉研究的难点是检察官的裁量权与法官的审查权之间配置平衡问题。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充分发挥检察官行使起诉裁量权的能动性,适度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率,解决我国相对不起诉规定的内部冲突,从制度上规范被害人的内部救济程序,并约束法官对相对不起诉审查权,实现轻微犯罪案件在审前程序中有效分流。
  • 重要协定与非重要协定——兼谈中外税收协定的重要性
  • 中国宪法和缔结条约程序法规定了重要协定制度。重要协定和非重要协定缔结的国内法程序不同,法律效力也应有所不同。决定重要协定及非重要协定的内在根据是协定事务的重要性,根据税收事项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和《缔结条约程序法》的规定,中外税收协定应为重要协定,其批准应由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作出,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上公布。中外税收协定在经过上述程序后应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效力。
  • 对《共产党宣言》中文本两处表述的思考
  •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有些表达需要修改,如“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可改为“一种思想,共产主义的思想,在欧洲传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可改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改动后的表达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原因在于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马克思逝世之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不断完善的,中文译文应当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终的真实意思表达;《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应当选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原文。
  • 现代国际私法理念下反致制度的发展前景评析
  • 反致制度是国际私法领域中一项重要的也是颇具争议的制度。结合当代国际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透过对反致制度的功能解析和理论分歧,反致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存在并发挥辅助性调节冲突的作用。制定我国反致制度时,应充分考虑我国国际私法发展的实际需要。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治背景下的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研究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治背景下的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研究”于2006年10月批准立项。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应急专家组成员马怀德教授为课题负责人。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利益冲突及其法律调整研究
  • 2005年10月,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以我校赵旭东教授为首席专家的课题——《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利益冲突及其法律调整研究》被立项为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 走向交往理性的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上)——哈贝马斯的民主法治思想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 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原创力和建构性的学者之一。他借助于语言学转向所提供的哲学革命契机,从语用学的视角提出并论证了交往行为理论,回应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挑战,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悖论,批判了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这一社会理论在政治哲学和法学领域的运用,对于法律的事实性与有效性、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人权与主权、法治与民主、形式法范式与实质法范式以及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解。这种理解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等政治哲学传统,也迥异于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理论等各种法学流派,不仅在西方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发展中国民主和法治的理论和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我国刑事庭审中人证调查的几个问题——以“交叉询问”问题为中心
  • 我国刑事庭审的人证调查技术须置于我国刑事审判的特定的“法空间”中进行观察与研究,由于相关制度因素缺失与支持条件不足,目前的庭审人证调查的有效展开受到诸多限制并因此而形成自身特点。调查方式为控辩询问而非交叉询问,并形成调查被告人与证人的特殊制度安排与操作方法。证据调查规则尤其是禁止诱导性发问的规则难以按照交叉询问制度要求设置,但也应当做出适当的规则限制以维系正当性并追求真实性。随着配套改革应强化人证调查主线并一以贯之,同时加强法官关照义务。审判指挥权应当适当集中于审判长。
  • 侵权法上损害证明的确定性
  • “损害证明的确定性”,是侵权法损害赔偿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的“确定”一词有“无疑的”、“可依赖的”、“确切的”、“不含糊的”等含义。这一术语在侵权损害赔偿的背景下,特指证明的充分性和可信性。侵权法中损害证明的确定性的主要问题首先是“不同的证明对象和标准”,继而是不同种类的“在证明上缺乏确定性但可以获赔的损害”;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我国构建相关制度的建议。
  • 法律主体资格的开放性
  • 近年来,我国环境法学研究领域,有关非人类主体法律地位问题的争论引人注目。从法律关系的逻辑结构着眼,分析法律主体制度的法学构造,沿法律主体制度发展的历史轨迹,梳理从罗马法上的“家父”至法国法上的“人格”再至德国法上的“权利能力”概念,析出“权利能力”型构主体制度,其逻辑结构具有开放性。此种开放性表现在:第一,法律主体类型的开放性,即历史纵向维度上,法律主体类型呈多元化样态;第二,法律主体范围的开放性,即法律主体范围呈扩大化趋势。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权利能力的法学构造摆脱了“人格”对主体观念的属人暗示,人类之外主体在法学构造上成为可能。
  • 税收优惠条款的解释原则——以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相关条款的解释为例
  • 为了避免税收优惠条款解释的恣意和混乱,迫切需要确立税收优惠条款的解释原则。基于税收优惠条款本身的特殊性,与之相适应的特定解释原则是:价值导向原则和区别对待原则。“价值导向原则”强调从税收优惠的“社会目的”或“经济目的”来解释税收优惠条款;“区别对待原则”侧重于解释的宽严相济,在解释中谋求“合目的性”与“宽严相济性”的有机结合,以实现税收优惠条款解释的科学合理化。
  • 我国实行城镇义务教育全面免费的法律问题研究
  • 我国对城镇义务教育实行全面免费是由义务教育权的属性和性质决定的,也是我国承担的国际法上的义务。在新义务教育法对此加以确认和农村义务教育已经实现全面免费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部分省市已经对城镇义务教育实行了全面的免费,但全国范围内的城镇义务教育免费性法律保障问题亟待深入讨论和研究。
  • 民事裁判遗漏的补充判决制度——兼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2项之规定
  • 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对裁判遗漏的通行救济制度是补充判决,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未规定通过补充判决加以救济,而司法解释虽规定对裁判遗漏可适用上诉,而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虽增加当事人对裁判遗漏可申请再审,但这些规定不仅违反诉讼效率,而且有损司法公正,同时也与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制度相悖。司法实务界对此问题的处理比较混乱,而理论界对此现象的关注程度尚不到位。未来民事诉讼法应当规定补充判决制度。
  • 刑罚内在逻辑结构与功能的规范解析——兼论数罪并罚的刑罚缩减机理
  • 以传统的刑罚功能论(报应论)和刑罚目的论(预防论)为基础,指出刑罚在内在逻辑性上包含着客观性的及主观(主体)性的构成要素;前者在逻辑上以行为恶性为施加对象,主要承担普遍而基本的报应职能,并实现一般预防的目的,可称为客观报应之刑或一般预防之刑,后者在逻辑上以主观恶性为施加对象,承担个性化且可增减的报应职能,但主要实现特殊预防的目的,可称为主观报应之刑或特殊预防之刑。根据刑罚的这种二元逻辑结构,初步设计出量刑的数理模型,科学地揭示了各种刑罚制度尤其是数罪并罚刑罚缩减的内在机理,并可为量刑的统一提供理论指导。
  • 诉讼调解既判力论
  • 有关诉讼调解既判力问题,国外已有多年论争并形成了多种学说。就国内而言,尚未对此问题展开议论。国外对诉讼调解既判力的判断多以诉讼调解的性质为基础,诉讼调解既判力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对调解的一次性解决纠纷之目的与调解过程之合意保障的政策性考量。依照我国立法和司法的实际及未来的发展态势,肯定诉讼调解之既判力并对调解瑕疵通过再审途径予以救济,实为当今恰切之选择。
  • 《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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