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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对话《刑法知识去苏俄化》的作者
  • 断言“苏联的犯罪构成体系是对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体系改造而来”,是依靠想象的力量所作出的伪判断;在苏联的犯罪构成体系中并不乏评价要素,也没有将事实要素与评价要素混为一谈,只不过同德国殊路而已;德国与苏联的犯罪构成体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苏联的犯罪构成体系的特点在于便于司法操作,极具实践品格;社会危害性在我国刑法中仍有存在的价值,讨论它不能脱离刑法的规范。
  • 动产交付规则的解释与适用
  • 交付在物权法上和合同法上的法律意义不同,在物权法中交付是物权变动的一种公示方式,指示交付、占有改定不应规定为公示方式;而在合同法中的交付只是合同的履行行为,无论是现实交付还是观念交付均无不妥。现实交付在占有移转时生效,观念交付随意思表示的生效而生效。物权法第23条中的“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有4种,不包括合同法第133条“当事人的约定”在内。准不动产物权变动有交付和登记两种公示方式,占有与登记不一致时以登记为准,但登记权利人恶意的除外;其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其物权的变更、消灭,应当予以登记;登记权利人处分其物权的行为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 矿产资源有偿取得法律问题研究——以山西煤炭资源有偿使用为例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究其原因,除了体制方面的因素外,主要是法律制度上的缺陷。消除这些缺陷的路径在于实行国有矿产资源的资产化,并以此为基点建立和健全我国的矿产资源有偿取得制度。
  • 对中美知识产权海关处置措施的对比分析
  • 中美关于知识产权执法问题的争端由来已久,知识产权侵权物品的海关处置又是其中争议聚集点。在对比分析了中美国内立法和TRIPS协议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相关规定之后,可以肯定中关海关对知识产权侵权物品的处置方法虽然存在着不小的差异,但都符合TRIPS协议的相关规定,美方针对中方的此项诉求是不成立的。但是,中关海关处置知识产权侵权物品措施的差异,也反映出两国保护知识产权时立法取向的差异。
  • 城邦如何构建:变迁中国的法律职业解说——读《失落的城邦:当代中国法律职业变迁》
  • 在当下中国,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和展开,作为司法过程之重要角色的法律职业也逐渐成为法学界研究的热点。但是,或许是律师及其他法律服务市场主体在整个政治体系及司法体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缘故,对于法律服务市场主体的研究一直在学界中处于相对冷僻的角落。因此,尽管一方面在出版市场上流行着大量与律师相关的图书——这些图书主要是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在执业技能、律师事务所营销和管理等方面自发思考的产物,但在另一方面,对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主体所处生存状态及对其在理论层面上自觉反思的著作却相对缺乏。刘思达先生的近著——《失落的城邦:当代中国法律职业变迁》,在我看来,就是对当前中国法律职业特别是法律服务市场进行系统反思的一个努力。
  • 从离婚障碍机制谈我国婚姻法中应增设别居制度
  • 婚姻自由原则是我国婚姻法所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其既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但近些年来,伴随着“闪婚”等一些社会现象的出现,我国的离婚率偏高,同时随着离婚率的提高,复婚率也在不断的提高,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我们有必要设置一些离婚障碍,以促使人们能更加理性的对待婚姻问题。别居法律制度是国外一些国家亲属法或家庭法中的重要内容。我国婚姻法中没有关于别居制度的具体规定,但国内许多地方已出现了相关的司法实践——“试验离婚”(冬眠离婚),我们有必要在婚姻法中增设别居制度,为这一司法实践提供法律支撑,以增加婚姻的稳定性。
  • 走向交往理性的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下)——哈贝马斯的民主法治思想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 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原创力和建构性的学者之一。他借助于语言学转向所提供的哲学革命契机,从语用学的视角提出并论证了交往行为理论,回应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挑战,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悖论,批判了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这一社会理论在政治哲学和法学领域的运用,对于法律的事实性与有效性、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人权与主权、法治与民主、形式法范式与实质法范式以及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解。这种理解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等政治哲学传统,也迥异于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理论等各种法学流派,不仅在西方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发展中国民主和法治的理论和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证据规则的法典化——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的制定及对我国证据立法的启示
  •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是法典化运动背景下制定的一部成功的证据法典,其法典化的基础是存在着区别于其他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则的独特证据规则:证据的可采性规则。该法典体现了韦伯所说的法律的高度形式理性化,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在法律的统一性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些成就激发了中国的法学者在证据规则法典化方面的努力。
  • 国际私法的秩序、正义及其衡平
  • 以法律一直致力追寻的秩序与正义双重价值为切入点,展开研究国际私法中对秩序与正义的寻求是一种全新的视角。从国际私法的发展进程来看,国际私法对秩序的追求所体现的是对传统国际私法以地域为联结点的冲突规则的确定以及确定的方法。而现代国际私法发展所体现的是对正义的渴求,并由此提出对传统国际私法的革命和改良。但是,从当代国际私法发展轨迹来看,对秩序和正义任何一种价值的追求都不能割裂开来,而是要寻求秩序和正义的衡平。
  • 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法条竞合理论的一种解释
  • 在单位实施犯罪主体仅限于自然人之犯罪的情况下,对于单位内部的责任人员能否按自然人犯罪定罪处罚,刑法理论界存在着“否定说”和“折中说”,两种学说均存在固有的理论缺陷且难以解决现有问题;将规定单位犯罪的特殊条款视为具体犯罪的量刑条款而不是定罪条款,并从法条竞合理论出发,将单位犯罪理解为自然人犯罪的特殊表现形式,或许是解决单位犯罪面临的现实司法尴尬的一种尝试性通道,也能避免通过司法摸索来逐个为所有犯罪增设单位犯罪条款的过高的司法成本和立法成本。
  • 清朝官代书制度研究
  • 清代国家法律规定,当事人呈交的状纸须由通过考试获得资格的官代书抄写及核查,并盖上衙门颁发的戳记。官代书有义务检查当事人控诉是否真实,据之书写状纸并以此向当事人收取费用。代书制度的设置,弥补了诉讼制度的不足,但主要目的在于去除讼师行业、协助衙门限制过多的诉讼、提高衙门的审判效率。官代书虽有为私人服务的现代律师色彩,但工作性质更像是庭前立案审查机制,成为协助公权力运作的工具。因此,在清末,官代书制度演化为审判机构的部分职责,而非成为向近代律师制度转化的本土资源,从而走向了终结。
  • 走出私人领域:法学教育、法律职业中的女性
  • 女性进入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是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影响和妇女运动推动的结果,而女性进入法律界反过来也促进了妇女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女性主义法学的产生。20世纪70年代以后,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中性别歧视明显地减少了,但“微观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女性仍然处于“他者”地位。男女入学机会均等并不意味着必然的教育平等,实现平等的更为重要的尺度是教育环境的公平、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以及男女两性在教育中获得自身发展的条件和机会的公平。把性别意识引入法学教育,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来重新审视中国法学教育的观念与实践,消除法学教育中的性别刻板模式,将社会性别观念纳入法学教育改革之中,应成为法学教育研究的新视点。
  •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
  •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以下简称“法制现代化”)于2004年立项,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为首席专家。
  • 《政法论坛》·2008年总目录·
  •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司法制度基础理论问题研完
  • “中国司法制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是以陈光中教授为首席专家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也是教育部为发展高校社科问题研究,于2003年确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研究40个攻关项目课题之一。
  • 构建刑事和解的中国模式——以刑事谅解为基础
  • 刑事和解是控辩双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过对话和协商,就刑事纠纷的解决达成一致意见,从而终结诉讼,不再将案件移交法庭审判的活动。国家与被追诉人之间的“刑事和解”和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刑事谅解”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意义。目前国际范围内的刑事和解主要包括宽宥型、合作型和妥协型三种类型。我国和谐司法语境下的刑事谅解与西方恢复性司法语境下的刑事谅解有着不同的产生背景,但都旨在促进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协商。刑事司法环境的优化与刑事谅解机制的出现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我们应当以刑事谅解为基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 刑事和解工作机制实证研究
  • 刑事和解是一项自生自发的刑事司法改革实验,近年来检察机关的实践表明,刑事和解具备了现实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在刑事和解的公正性、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解协议效力的明确等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问题上需要进一步探索。
  • 公法契约观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协议
  • 刑事和解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新近出现的一种纠纷解决模式,而其实质就是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过程。刑事和解协议是一种公法视野下的契约,其定位、主体、签订过程、协议效力等,除具有普通“契约”本身特点之外,还渗透着公法上特有的品质。
  • 建构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思路
  • 检察机关关于刑事和解的实践并没有突破刑法第37条的授权和刑诉法第142条的规定。基于实现公正的需要及检察官“法律监督者”的角色定位,检察机关有义务组织、主导、推动刑事和解实践,并在犯罪嫌疑人要求或同意时主持和解。审查起诉阶段“协商”程序的建立,可考虑将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被害人,听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意见三个环节同时进行,使该程序兼具核实案情与当事方协商的功能。
  • 《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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