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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产品责任与合同责任竞合探析
  • 产品责任与合同责任竞合是民事责任竞合的典型形式,其产生具有深刻的现实根源、理论根源和法律根源。学者对其法律性质存在诸多争议,各国立法模式选择迥然不同。产品责任与合同责任竞合的产生具有必然性,请求权规范竞合说应予重新解构。我国立法模式选择应着重解决好请求权行使、管辖及赔偿等问题。
  • 平等原则在反歧视法中的适用和发展——兼谈我国的反歧视立法
  • 反歧视法的制定和适用正在经历重大变革,反歧视法的目标正在从形式平等转向实质平等。形式平等虽然在应对显而易见的直接歧视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缺点是无法改变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社会结构。反歧视法作为保护人权,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的重要法律之一,必须体现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这两种平等形式,而间接歧视概念的确立和肯定行动的实施成为实现实质平等的重要手段。
  • 比例原则审查强度的类型化操作——以欧盟法判决为解读文本
  • 被誉为公法之帝王条款的比例原则,司法适用中呈现多元的审查强度。欧盟法相关判决群显示,其强弱不同的审查强度可以根据案件性质差异进行学理上的类型化,并且决定个案审查强度选择的要素也具有类型化的可能性。了解比例原则在审查强度的类型化适用,有助于深化比例原则的理论发展和实务操作。同时,在推进类型化理论和审查强度理论的基础上,还有助于清晰审查强度差异所折射的司法与行政权力边界问题。
  • 《政法论坛》征订单
  • 对我国商自然人法律制度的审视
  • 商人的种类依通说为商自然人、商合伙和商法人。对于商合伙和商法人我国法律给予的关注要更多。不仅如此,我国现有的商自然人法律制度还存在着诸多不足,除调整商自然人的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着零乱外,对商自然人的范围、法定条件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对现行商自然人法律制度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应该完善我国商自然人法律制度,可以考虑将追求营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商自然人法律制度重构的价值理念,对商自然人的法定条件等进行明确的规定。
  • 中国税收立法的宪政思考——从税收法定主义谈起
  • 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收立法的首要原则,界限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分配关系,体现税收领域的宪政精神,是税收立法合法性和合宪性的基础,决定税收立法的根本方向。以税收法定主义作为切入点,在我国宪法中确立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明确税收立法权,规范税收授权立法是中国宪政建设中完善中国税收立法的可行之道。
  • 汉唐律中反映的和谐理念——以汉简《二年律令》与《唐律》为例
  • 汉简《二年律令》(《汉律》)与《唐律》两部法典在封建时代很有代表性,其中的和谐理念在体现封建法律的基本精神方面具有典型性。应该说,它们为汉唐时期“盛世”(如“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等)局面的出现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力和推动力。汉、唐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比较强盛的王朝,也是中国封建时代相对和谐的两个历史时期,这种和谐局面的出现与封建统治者治国之策的相对开明、法律制度的相对宽和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 犯罪故意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 强调意志因素的传统故意理论难以满足刑法控制风险的需要,有必要以对危害结果是否存在认识或预见作为区分故意与过失的标准,并在故意与过失之外引入轻率的罪过形式。随着刑事立法受行为本位思想的影响,结果要素在刑法体系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这对以结果作为认识内容核心的传统故意理论构成重大挑战,后者因此无法对某些犯罪的罪过形式做出合理的解释。
  • 测谎结论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 测谎技术在刑事侦查中的作用往往受到普遍重视,但测谎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反对和支持的态度并存。在我国目前立法框架下,测谎结论不可作为证据,只能用来审查判断证据,而且应该严格测谎鉴定的相关程序。在将来立法修改中,可以将测谎结论作为证据,同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规范测谎结论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 阿Q之死的标本意义——为《阿Q正传》赘附的法律学解释
  • 阿Q绝非“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人物;相反,他的身世很暧昧,在赵太爷“不配姓赵”的严厉呵斥后,他连姓氏都无法自清,活得模模糊糊、迷迷登登。阿Q不仅活得窝囊(他自己未必这么想,所以整天精神胜利着),也死得狼狈和草率,被捕、游街示众、处决,整个过程都是含含糊糊的。
  • 论检察职权内部配置的基础与路径
  •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重要任务。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就必须重新合理界定和配置司法机关内部权力体系。当前,我国的检察机关拥有职务犯罪侦查权、批准和决定逮捕权、公诉权、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刑事审判监督、刑罚执行监督、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等权力。但是,在检察实践中,这些权力未能形成监督合力成为制约检察职能行使、影响法律监督效能发挥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本文从检察机关现有权力出发,以系统论关于整体与要素相互关系原理为工具,
  • 当前我国贪官外逃的基本特点及预防措施
  •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腐败问题也呈跨国化、国际化的趋势。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和改革的深入,腐败已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进程的痼疾,国家公职人员以权谋私(俗称“贪官”)犯罪后潜逃出境或将赃款转至境外的案件日益增多。应当从理论上就当前我国贪官外逃的基本特点、贪官外逃的方法步骤和贪官外逃出境的主要方式进行总结和概括,以建立健全防范我国贪官外逃工作机制。
  • 卷宗移送制度改革之反思
  • 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卷宗移送制度的改革,是在未充分考虑刑事诉讼制度之基本原理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失败的尝试。不仅改革的预期效果未能实现,而且还带来很多在改革之初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但是,从理论研究角度看,此次改革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对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以及今后的立法改革都提供了许多重要启示。
  • 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视角下的正当法律程序探析
  • 一国司法判决寻求他国司法机关的承认和执行,除了有条约或互惠关系依据外,还需符合他国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正当法律程序无意要求外国法院判决遵循与内国一致的诉讼程序,但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立法和实践来看,正当法律程序有其共同的规则和内容,对此,我国立法应予借鉴和完善。
  • 从法律经济学角度看我国时效制度的完善
  • 一、时效制度体系及我国立法现状 时效即一定的事实状态在法定期间内持续存在,从而产生与该事实状态相对应的法律后果。自最早于罗马《十二铜表法》出现以来,时效制度在各国民法体系中得到了延续和不断发展,最终形成被广泛接受的两大类别:取得时效和诉讼时效。取得时效指占有人公开、善意、和平地占有他人财产,持续经过法定期间即发生该占有人合法取得其所占有财产之所有权的法律后果。
  • 论和谐司法——在传统与现实之间
  • 古往今来,法与理、公正与效率、援弱济困与法律平等保护、诉讼至上与多元解纷之间的文化冲突,从未断绝,和谐司法正是化解其问矛盾的价值统率。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对和谐的追求一以贯之,形成独特的司法文化传统,至清末法制改革而终结。当代社会明确提出“和谐司法”,不仅是对曾经中断的传统进行继承和发扬,对现实司法理念的提升和司法状况的改善,更有着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
  • 反思与超越:公司社会责任诠释
  • 公司社会责任产生的背景,是以厘清公法私法的相互融合,着眼于公司营利目的与承担社会责任之间关系诠释的一种超越——效率目标下的公平追求。也就是以尊重公司营利本位的目的为分析进路,寻求向尊崇与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合约的转变,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共同演绎超越的进程。
  • 刑事程序公正的心理学分析
  • 心理学方法的引入对拓宽程序公正理论研究的疆域具有重要作用,而对刑事程序公正的心理学研究,也有助于司法人员在实施程序时多关注当事人的心理因素及其相应影响,促进刑事司法公正。需要在研究影响程序公正性判断的变量、程序公正的意义以及程序公正重要性的限度等心理学问题的基础上,认真审视刑事程序公正对人们的心理影响机制。
  • 从三法司到司法院——中国中央司法传统的断裂与延续
  • 古代中国在君主专制的背景下形成、完善了三法司的中央司法体制。中国法制(包括司法)近代化以来,历经清末司法改革后的(法)部(大理)院分权;北洋时期大理院、平政院(肃政厅)、司法部并立;最终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形成了司法院这一垄断所有司法审判权与准司法审判权的最高司法机关(“一法司”),其权限与监察院(1943年后还有司法行政部)亦做严格区分。从三法司到司法院,我们的中央司法体制近代化/“西方化”/“理性化”了;但仔细观察制度变迁的历程,我们仍可发现传统的延续,中央司法体制的中国特色仍无法抹煞。
  • 隔阂与落寞:分析法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其命运
  • 分析法学派是19世纪西方三大法学流派之一,在清末民初开始传入中国。它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五四运动”之前,它只是处于初步传入阶段;“五四运动”之后,人们对分析法学的研究开始深入起来,到20世纪20、30年代,终于形成了分析法学研究的第一次热潮。但是,分析法学在中国并没有真正扎下根来,在我国的法律领域并未产生很大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分析法学的传入不可避免地受到强大的、带有异质性的中国本土法文化的拒斥。
  • “确定性”与中国古代法
  • 中国古代法律的特征是否可用“卡迪司法”解释和归纳,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卡迪司法”本身含义;二是中国学者为说明中国古代法律是,或者不是“卡迪司法”而各自运用的史料以及对相同史料的不同解释;三是中国古代法律是否可以用“确定性”或没有确定性的“卡迪司法”来描述、评论。正本清源,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法当然不是韦伯所说的那种具有理性的确定性的法,但也更不是“卡迪司法”。以确定性评价中国古代法律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错位。
  • 知识之学与思想之学——近世中国法理学研究省思
  • 近世以来中国法理学研究成就巨大,但也存在四大缺陷:向上看,它不具备对“法律是什么”与“为什么要遵守法律”等法学元命题进行追问的能力,无法型构自己的法哲学或者法律理论体系;向下看,它对本国现实的民生问题与具体法律实践极少有分量的关照,成了不知刀向何处的屠龙之术;向前看,它主动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割袍断义;向后看,它也面临不知“向何处去”的困局。通过将法理学的发展放置在与国家法律实践互动的层面上进行观察,通过从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双重维度,从学术思想与国家建构的二元互动,来对150多年来中国法理学研究的基本动力、进取路径、内在理路、深层结构、资源汲取、价值取向进行梳理,可以看出它已沦为知识之学而非思想之举。
  •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环境侵权救济机制立法及研究
  • 《环境侵权救济机制立法及研究》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是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教授。该项目由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福州大学以及美国马里兰大学法学院、香港城市大学的著名教授参与,并得到全国人大环资委和国家环境保护部(原国家环保总局)的支持。
  • 中国政法大学科研成果展示(之四)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证据科学的理论体系与应用研究
  • “证据科学的理论体系与应用研究”,是以张保生教授为首席专家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也是教育部为发展高校社科问题研究,于2006年正式立项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之一。
  • [评论]
    产品责任与合同责任竞合探析(王庆丰)
    平等原则在反歧视法中的适用和发展——兼谈我国的反歧视立法(李薇薇)
    比例原则审查强度的类型化操作——以欧盟法判决为解读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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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国商自然人法律制度的审视(林艳琴)
    中国税收立法的宪政思考——从税收法定主义谈起(王士如)
    汉唐律中反映的和谐理念——以汉简《二年律令》与《唐律》为例(崔永东)
    犯罪故意理论的反思与重构(劳东燕)
    测谎结论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读书札记]
    阿Q之死的标本意义——为《阿Q正传》赘附的法律学解释(张建伟)
    [文选]
    论检察职权内部配置的基础与路径
    当前我国贪官外逃的基本特点及预防措施(陈雷)
    卷宗移送制度改革之反思(孙远)
    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视角下的正当法律程序探析(王克玉)
    从法律经济学角度看我国时效制度的完善(李翰阳)
    [论文]
    论和谐司法——在传统与现实之间
    反思与超越:公司社会责任诠释
    刑事程序公正的心理学分析(张曙)
    从三法司到司法院——中国中央司法传统的断裂与延续(聂鑫)
    隔阂与落寞:分析法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其命运(陈锐)
    “确定性”与中国古代法(马小红)
    知识之学与思想之学——近世中国法理学研究省思(支振锋)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环境侵权救济机制立法及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科研成果展示(之四)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证据科学的理论体系与应用研究
    《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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