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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犯罪构成理论与改革——论犯罪构成要件的位阶关系
  • 大陆法系犯罪构成体系呈现出动态性,真正反映定罪的司法逻辑。在定罪过程中,应当坚持客观判断先于主观判断、定型判断先于非定型判断和事实判断先于法律判断三个原则。犯罪客体对于刑事诉讼是多余的因素。作为阻却事由的“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对于刑事诉讼是不可缺少的因素。犯罪成立的排列顺序是客观要件、主体要件、主观要件、排除犯罪性行为。犯罪构成要件与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须加以区别。不论犯罪形态如何,同一种犯罪只能有一个犯罪构成及其要件模式。现行的犯罪构成模式与人权保障的现代刑法价值存在某种背离。
  • 刑事诉讼对犯罪构成的要求
  • 笔者认为,刑事诉讼对犯罪构成的充足性要求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犯罪构成中的每一个要件对于认定犯罪都有独立的作用,都不能是多余的。“不多余”乃“要件”本来之意,即必要条件,可有可无的条件不是要件,把任何非必要的条件作为构成要件,不符合“要件”本意;从刑事诉讼来看,司法活动在耗费有限的资源时必须既考虑效益也考虑成本,在已经能够达成认定犯罪与否的刑事司法目标时,
  • 犯罪构成中的要件要素及犯罪形态
  • 在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中,只有“犯罪构成要件”的概念,而没有使用“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概念。但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内容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把犯罪构成要件与犯罪构成要件内部组成因素的“要素”错误地等同起来,在我国刑法学界已习以为常。例如,传统的刑法理论认为犯罪构成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四个共同“要件”,
  • 以人权保障为视角看犯罪构成
  • 如何看待定罪活动,对于理解犯罪构成模式至关紧要。传统上,人们习惯于把定罪理解为法院进行的单边性职业活动。这样,人们就只关注定罪的结果,而常常忽略定罪的过程。定罪的过程在司法实践中被自觉不自觉地形式化、过场化。这种基于“重实体轻程序”之法律文化的传统定罪观所导致的一个实体性结果就是,犯罪构成模式被仅仅从法官的角度进行构建,因为犯罪构成只是法官用以“定罪”的实体工具,
  •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法治
  •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指导。自然科学技术在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中公推文化与法治。法治涵盖和促进文化与科技,文化支撑起法治的价值意义,科学支撑着法治的工具意义。在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必然应当创立新的法理学。先前的许多想法、做法,都必须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而及时进行调整,铺设法治之路的原料及操作规程也必须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而及时进行调整和改变,这样才能最终到达法治国。
  • 人性恶假设与市民法伦理哲学
  • 西方近代社会之转型首先是对人之本性认识之转型,人性恶理论大行其道并为整个社会阶层所吸纳、提倡。自私自利的人性观念彻底销蚀了传统哲学体系中人的神性与奴性,更深层次也消解了对人性的道德考量内涵,转而以现世的享乐和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伦理哲学覆盖了传统经典神学和唯理主义哲学体系。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和近代民法典的颁制是该时代性成果得以巩固并完善的恒久动力。
  • 国际司法对国际关系转型的影响
  • 国际司法指在国际关系中通过司法机制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纠纷与争端的一整套组织与程序。从国际机制理论的角度来看待国际司法,可以将分解为制度(Institutions)和机制(Regimes)两个层面,国际司法在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后出现了新的变化,随着国际司法机制地位被提升,必将极大地影响国际关系的制度变迁和未来发展。
  • 行政诉讼事实问题及其审查
  • 长期以来,我国行政诉讼实践并不严格区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但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法院审查时应当区别对待。由于行政主体的事实认定大多是行政裁量的结果,因此行政诉讼事实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法官判断行政主体事实认定是否合理的问题。它涉及到司法权与行政权在国家生活中的角色分工和关系协调。在明确以法官自由心证为审查基本方法的情况下,必须设置一系列的制度防止法官恣意,并确定合理的审查强度。
  •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我国的“引进”
  •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起源于帝制时代的德国,发展于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被威权时代的我国台湾地区所继承,在法治发展的今天遭到了普遍的批判。在我国,因为学生状告高校等案件的涌现,部分学者提出引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问题。但是,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理念上不符合法治的精神,在逻辑体系上相互冲突,在实践中无解决问题之力,因此在我国没有引进的意义。对于原特别权力关系涵盖的领域,我们应当有新的思维。
  • 论监禁的困境与改善
  • 监禁通常有两个方面的价值取向:惩罚和矫正,但研究表明,在许多情况下,监禁并不能实现这些价值取向。这是因为监禁先天性地存在着缺陷。监禁使罪犯与社会隔绝,从而导致他们与社会的心理疏远,难以达到改造、矫正的目的。因此,应该从加强社会化的角度来考虑减少监禁缺陷、改善监禁效果的办法。
  • 彩票的法律分析
  • 彩票属于无记名的有价证券,有纸型的彩票既表彰一定的权利,也具有“物”的属性,又可以作为一种合同凭证。彩票所表彰的权利,在开奖之前,属于债权的期待权;开奖后中奖的彩票,其债权期待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债权。彩票承销合同和彩票分销合同在我国均体现为代销关系。彩票合同的主体是彩票发行机构与彩票购买人,彩票合同属于民事合同、买卖合同、诺成合同、双务合同、定型化合同、射幸合同和最大诚信合同。
  • 诉讼时效的客体与效力——兼谈民法典诉讼时效制度的设定
  • 诉讼时效的客体及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的问题,在学术界争议较大。我国诉讼时效的客体虽以请求权为通说,但因请求权本身概念的复杂性,需对各类请求权进行具体分析,明确其是否属于诉讼时效的客体。另比较分析了诉讼时效届满的几种法律后果,阐述了抗辩权发生说的合理性,并对《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的有关条款提出不同意见。
  • 对追偿权免诉制度的质疑
  • 所谓追偿权免诉,是指在债权人提起的保证合同纠纷案件中,法院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并明确其享有追偿权,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后,便可直接依据判决向债务人追偿,即赋予保证人追偿权免于另行起诉而径直取得申请执行权的诉讼制度。确立该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追偿权够非诉化,以减轻保证人的讼累、提高诉讼效益。然而,由于该制度对追偿权免诉所涉及的实体及程序方面的法律问题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
  • 论我国企业立法的宏观思路——从商事立法的角度分析
  • 从宏观上看,当前我国企业发展和企业立法中存在着企业作为商主体的独立性明显不足,企业商文化建设薄弱,法律本质定位不明确,法律形态不明确,企业组织法与企业发展法相混合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企业与商人在发展中出现了分离,还有传统的经济法理论的影响等。今后我国的企业立法在宏观指导思路上,应当确保企业作为商主体的独立性,明确企业组织法与企业发展法各自的功能,重视企业商文化的积淀。
  • 《合同法》第四0二条对我国涉外商事仲裁制度的挑战
  • 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合同法》第402条规定的代理制度,是在我国对外贸易许可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设立的一种特殊“代理”制度。由于国际贸易合同中普遍约定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已经在《合同法》施行后审理了数起涉及到中国外贸代理问题的贸易合同争议仲裁案,其中若干案件以适用《合同法》第402条规定结案,笔者认为,其中有些案件的断案思路和结论值得深思和探讨。本文意在比较《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与《合同法》第402条规定的差异;系统地分析外贸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在我国涉外仲裁程序中对委托人、代理人和第三人的约束力及法律后果;探讨与外贸代理有关的委托人与代理人关系对外贸代理制的异化;研究涉及外贸代理争议的实体法适用问题。
  • 论德国新债法积极侵害债权的命运——从具体给付障碍形态走向一般性义务侵害
  • 2001年的德国债法改革使《德国民法典》中的给付障碍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积极侵害债权更是被提升为一个更高位阶的一般性法律原则。而一向作为不成文法律制度在给付障碍法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积极侵害债权制度本身,则被送上了通往法制史的轨道。这是国际法律发展潮流之使然。21世纪的中国民法典应当是科学和先进的,因此,在给付障碍法的立法上也应当采取统一的基本构成事实,这就是义务侵害或者为不履行,从而凸显国际脉动的特征。
  • 行政信息公开与个人资料保护的衔接——以我国行政公开第一案为视角
  • 基于保障房地产登记材料权利人的需要,房地产登记材料应该视为个人隐私材料,而不是公众信息,非权利人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能取得该登记材料。个人资料保护制度与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是基于不同的权利保护理念以及不同的信息来源形成的两种不同制度。政府信息由于运用公权力取得,属于公共财产,任何人均可以利用,并且不需要说明任何理由;个人信息尽管是在公权力运行过程中取得,但其在本质上是基于个人活动形成的个人信息,只能由个人使用。
  • 《法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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