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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梅汝璈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 1946年5月至1948年12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审理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它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活动,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现代国际法若干重要原则的确立、维护战后世界和平,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主导这场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在其晚年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撰写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以总结历史、昭示当代、教育后人。本文分八个部分,比较详尽地介绍了梅汝璈的法官人格以及在东京审判中所起的作用,评述了本书的基本内容及其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并通过对梅汝璈的人生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的遭遇,阐述了20世纪中国法律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与事业沉浮。
  • “执政能力”的法理解读
  • “执政能力”可以诠释为包含(不完全等于)执政的权力能力,即执政者依宪享有被授予行使国家权力的宪法资格。这是成为执政党的前提。“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政党要取得执政地位,必先“依宪当政”。执政后还要求“依宪执政”、“依宪担责”。执政党不仅处于领导地位,还要自觉地将自己置于为民服务的工具、依法治国的工具地位、受监督对象地位。执政地位不是集体世袭的,要扬弃“打天下者坐天下”的身份特权,实现“由身份到契约(宪法与宪政)”的历史转变。以不断为人民立新功,来巩固和延续执政地位。
  • 德国的政党法治化给我们的启示
  • 德国政党法治化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政党法治化的主要内容为:政党入宪是政党法治化最主要的制度形式和制度安排;选举法是政党法治化的开端,是政党进入国家政治体系的阶梯;政党法是政党法治化的主要法律形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违宪审查对德国政党法治化过程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我国政党制度与德国的政党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德国重视政党法治建设及其保证法律得以落实的行之有效的机制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 讣告
  • 《中国司法鉴定》征订启事
  • 论HIV阳性者隐私权的边界
  • HIV阳性者对携带HIV的信息享有隐私权,直接面临被传染危险者对HIV阳性者携带HIV的信息应享有知情权。以基于知情权的公众卫生安全为标准,HIV阳性者隐私权的边界可被合理界定。在边界之内,是一个如何保护.HIV阳性者隐私权的问题;在边界之外,则是如何披露HIV阳性者携带HIV信息的问题。
  • 从“齐明案”看人大代表的职务权利保障
  • “齐明案”表明,在现实生活中,公共权力对人民代表的言论免责权和人身权的保护还不到位。我国的代表保障制度是不完整的,还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应予完善。
  • 中国的国际商事仲裁:个人经验的一些思考
  • 根据在CIETAC中作为代理人和仲裁员的经历,对CIETAC的实践进行审查,认为CIETAC应解决好涉及机构信誉的种种问题,并分析了值得CIETAC及国际商业和法律群体关注的十大问题。
  • 中国民事诉讼的确存在逆向选择效应吗——评张维迎、柯荣住的《诉讼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及其解释——以契约纠纷的基层法院判决书为例的经验研究》
  • 经济学家张维迎、柯荣住撰写的《诉讼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及其解释——以契约纠纷的基层法院判决书为例的经验研究》一文认为中国民事诉讼中存在逆向选择现象并作出论证。文章体现了交叉学科研究和经验研究成果。但文章中论证逻辑不够清晰、忽略相关法律知识、研究方法过于单一等问题,弱化了论点的说服力。由此,认为中国民事诉讼中存在所谓的逆向选择效应的观点值得商榷,有待进一步研究。
  • 质疑《公务员法》中的八大问题
  • 最新颁布的《公务员法》有不少创新之处,但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即:第一,法官行政化:与司法改革背道而驰;第二,平等竞争原则:难以捉摸;第三,公务员考试:重文轻理,贻害无穷;第四,公务员考核:有冤不许鸣;第五,公务员奖励:重实体,轻程序;第六,引咎辞职:并不彻底的问责制;第七,公务员廉政监督:法网恢恢,疏而有漏;第八,公务员的诉权:千呼万唤不出来。
  • 应以“公民参与”取代刑事诉讼法中的“依靠群众”原则
  •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依靠群众”原则是政治话语在法律上的体现,表明我国法律尚缺乏应有的自治性。它也无法在具体的诉讼实践中操作应用,又不可避免地流于空洞化。建议以“公民参与”来代替“依靠群众”原则。
  • 全国首例环境行政许可听证案若干程序问题评析
  • 2004年8月13日举行的北京西上六输电线路工程电磁辐射污染环境影响评价行政许可听证案是我国实施《行政许可法》和《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以来的首例环境行政许可听证案。该案是听证组织机关依职权而任意决定举行的听证,而非依利害关系人中请而举行的听证。在听证程序方面,《暂行办法》应补充规定在部分利害关系人已经提出听证申请后,听证机关履行可听证告知义务的程序;应修改听证参加人最后陈述为任意选择程序,而非现行的必经开庭程序;应取消听证的辩论程序。实践中,听证结案程序应采另文制作说明书的模式,而非在行政许可决定文件中同文说明的模式。
  • 补诉·补判·补刑——从诉讼期限制度看刑事法的谦抑精神
  • 刑事法律对时效或期限有严格的规定,一个案件从侦查起诉至审理判决,再到执行刑罚,都应当有办案时间的限制。刑事法律规定明确的期限和时效,是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内在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刑法所蕴涵的谦抑精神。刑法的谦抑精神不仅体现于刑事实体法领域,同样还应该反映在刑事程序法领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惩罚犯罪又保障犯罪人权利的刑罚机能。本文的三个案例跨越刑事诉讼的几个基本阶段,在这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
  • 对法律得有起码的敬畏——漫评证券混业经营主张
  • 《证券法》说得很清楚,要分业,不要混业。最近证券行业混业主张甚嚣尘上。搞混业是饮鸩止渴。即便混业是玉液琼浆,我们也应该先修改《证券法》。
  • “应当知道”的刑法界说
  • “应知”或者“应当知道”指的都是明知,因而属于故意的范畴,但“应当知道”容易误解为不知,而认为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为此,应当引入推定故意的概念。
  • 恶意失权:物权行为理论瑕疵之补正
  • 物权的变动只有经过公示程式,才具有对社会的公信效力,交易安全方可得到确实保障。而现行的“善意保护”规则虽然可以暂时性地弥补公信力的不足,但终究不是法治国家之恰当选择。当然,采纳能够有效保证物权变动公示和公信力的物权行为理论,并非没有限度。不过缺憾的存在并不可怕,我们可以通过造就“恶意失权”制度,补正物权行为理论的缺陷。
  • 完善民事执行救济的程序保障机制
  • 我国现行的民事执行救济制度因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及不明确,其功能的发挥受到了直接影响,由此加重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执行难”和“执行乱”。民事执行救济的立法缺陷在执行异议法定审查程序、执行救济方法、对案外人执行异议的审查等方面均有所体现。欲从程序上完善执行救济,应分立设置执行裁决机构和执行机构;建立异议之诉制度;取消现行执行异议,赋予当事人或案外人程序救济权;设立对执行救济的监督程序等。
  • 通知:债权移转的生效要件——对传统立法与理论的反思
  • 债权转让经通知方发生权利移转效力。通知前,债权即发生移转的理论及相应立法,均背离了债的本质属性和内在逻辑,已经并将继续造成理论上的尴尬和实务上的不利。债权转让的通知应由转让人实施,或由转让人委托受让人实施。
  • 论我国水资源费的若干法律问题
  • 根据我国有关水资源费的法律和政策,探讨水资源费的性质、征收标准、征收对象和范围、水资源费的用途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有关法律和政策的效力等级关系等问题,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关于完善我国水资源费方面的法律和政策的建议。
  • 设立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法律制度的思考
  • 近年来,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进程中,券商的操作性风险急剧增大,在此制度背景下,资本市场急待建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作为证券市场风险补偿机制的重要组织形式,在海外发达国家已有成功的立法与实践经验。但在我国资本市场上,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尚属一种制度创新,为成功创建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必要借鉴海外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并加以本土化的创新。
  • 社会信任的法律重构
  • 信任是社会主体对事物品质的真实性或他人行为的无害性、可靠性不怀疑的一种主观态度。它是一个社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讲究诚信的中国人时至今日却处于信任危机之中,被这种危机所深深困扰。在重构社会信任的过程中,由于法律具有特殊的强制力和普遍的约束力,能够有效降低信任风险,能够对各种利益关系进行权威性的调整,平抑和减缓贫富差距,能够有效惩治各种腐败,削弱不信任的基础,因此法律成为当下中国重构社会信任的最为有效的制度机制。
  • 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应分条立法
  • 刑法第397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是刑法对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规定。
  • 谈期刊中法学论文摘要英译之误
  • 越来越多的法学(及社科)学报之论文,除设中文摘要外,也设英译摘要了。美中不足的是,这些摘要往往问题较多,长此以往,会形成大患,亟宜引起关注。本文愿略言所见,以就正于大方,谅不以为忤罢。请看:
  • [专稿]
    梅汝璈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何勤华)
    [专题探讨]
    “执政能力”的法理解读(郭道晖)
    德国的政党法治化给我们的启示(崔英楠)

    讣告
    《中国司法鉴定》征订启事
    [评论]
    论HIV阳性者隐私权的边界(徐继响)
    从“齐明案”看人大代表的职务权利保障(胡健)
    [批评与回应]
    中国的国际商事仲裁:个人经验的一些思考
    中国民事诉讼的确存在逆向选择效应吗——评张维迎、柯荣住的《诉讼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及其解释——以契约纠纷的基层法院判决书为例的经验研究》(贺欣)
    [争鸣]
    质疑《公务员法》中的八大问题(姬亚平)
    应以“公民参与”取代刑事诉讼法中的“依靠群众”原则(谢佑平 张崇波)
    [司法实践]
    全国首例环境行政许可听证案若干程序问题评析(竺效)
    补诉·补判·补刑——从诉讼期限制度看刑事法的谦抑精神(金泽刚)
    [随笔]
    对法律得有起码的敬畏——漫评证券混业经营主张(朱伟一)
    [论文]
    “应当知道”的刑法界说(陈兴良)
    恶意失权:物权行为理论瑕疵之补正(眭鸿明)
    完善民事执行救济的程序保障机制(牟逍媛)
    通知:债权移转的生效要件——对传统立法与理论的反思(张雪忠)
    论我国水资源费的若干法律问题(王曦 周卫)
    设立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法律制度的思考(陈红)
    [简论]
    社会信任的法律重构(刘焯)
    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应分条立法(蒋兰香)
    [打假]
    谈期刊中法学论文摘要英译之误(陈忠诚)
    《法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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