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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缅怀道涵同志对《法学》的关注与支持
  • 作为开启两岸关系新局面的世纪老人,道涵同志仙逝了。哲人其萎,万众同悲。十多年来,道涵同志历尽风风雨雨,为两岸关系画下了举世瞩目的惊叹号,伟业斯世,永载史乘。
  • 再论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之非
  • 最高人民法院甚至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轰轰烈烈地搞司法改革是一项匪夷所思的活动。人民法院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只能是一个忠实地服从法律的低调“保守派”,而不可以是一个四面出击的“改革者”。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的法院热衷于在改革的风潮中登台亮相,以改革者自居,甚至敢于违反议会制定的法律乃至宪法、另搞一套的。中国的人民法院搞司法改革在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特别是可能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构成损害。有关方面应当要求人民法院停止司法改革,并严肃纠正各级人民法院在司法改革中出现的各种违宪违法行为。
  • “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凸显我国环境应急机制的六大弊端
  • 现代法治发达国家处置环境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经验表明,国家预防和处理环境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实效与环境应急机制的法制化及其科学化程度密切相关。此次“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暴露出我国的环境应急机制诸多弊端:其整体缺乏法律依据;其部分组成要素的运作也缺乏科学性,如预警监测不准确,应急信息通报不及时、不充分甚至存在隐瞒的情况,应急储备不充足,应急评估的失灵以及民间组织的参与不足等。这些弊端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 自制与开拓:WTO上诉机构管辖权的法律边界
  • WTO《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谅解》将上诉机构的管辖权限定于上诉通知中对专家小组裁决报告的法律结论和法律解释问题的上诉。然而,在争端解决实践中,上诉机构一方面遵循其边界限制,甚至在事实客观评估问题上进行了自我限制;另一方面,在有关对专家小组管辖权和司法经济原则适用的上诉问题上,为有效解决贸易争端,上诉机构又谨慎地突破了其管辖权的法律边界。上诉机构这种“抓大放小”的态度有利于WTO自身的发展,得到了WTO成员方的认同。
  • 民国时期法学的“全球意义”——以三种法理知识生产为中心
  • 民国时期某些法理知识生产具有“世界化”的特点。对这种特点进行探讨,可以深入理解民国时期法学的“全球意义”,可以深入理解这些生产和其时多元微观中国法律法学活动因素的相互关联。最为重要的是,这种探讨,以及对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的理解,可以确立一种对近现代中国法学的新型认知模式。
  • 中国古代遗失物制度的法律运行与观念流变
  • 对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遗失物制度细致分析表明: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古代遗失物制度既非以《周礼》为原型,亦非呈现某种波浪式的摇摆,却很符合直线——断裂的范式。支配着古人遗失物制度立法思想的是一个高度稳定的观念层:其核心是“失物返还”和“拾遗近盗”,对前者信心的崩溃则带来了明清律遗失物制度的戏剧性转折。理解古代遗失物制度的关键是“道不拾遗”的隐喻,正是这个神话,使古人把遗失物问题政治化了。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遗失物制度的立法动机是维持秩序而非确立权利(物权)。在奇迹般的大化之境的背后,则是对全能全知的政治权力的渴望和信仰。
  • 未成年人犯罪立法之反思——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的“入罪”范围及立法完善
  • 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只宜对严重的“自然犯”承担刑事责任,我国刑法规定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入罪”的范围应作适当调整。此外,立法还应规定:胁迫或诱骗不满18周岁人犯罪的应从重处罚;不满18周岁人犯罪不适用罚金刑;不满18周岁人犯罪不构成累犯;不满18周岁人犯罪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 物权法如何保护集体财产
  • 财产属于集体、分配归成员、实行民主管理、成员有严格的身份特征、成员的入退不影响集体组织的存续,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对我国集体公有所形成的共识。集体公有的这些特征与以中世纪日耳曼村落共同体土地所有形态为典型的“总有”具有高度相似性。以总有解释和规制集体所有权对于集体财产的保护、加强集体财产的管理、维护集体成员的合法权益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集体财产凝聚着集体成员的个人利益。成员身份是成员权利的基础。物权法应当以户籍登记作为确认农村集体成员身份的依据,以在集体企业连续工作一定年限或连续脱离集体企业一定年限作为认定成为或丧失城镇集体企业成员身份的依据。保护集体财产不仅仅是标语口号,物权法必须确保集体财产在公权力面前的独立性,必须防范集体组织经营者侵害集体财产。
  • 程序的理性设计与举证期限制度的界定
  •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使我国原有的诉讼格局从随时证据提出主义向适时证据提出主义的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但是,从举证期限制度的角度就适时证据提出主义对我国现行的诉讼基本框架进行界定,在目前的立法和诉讼实践当中已成为焦点问题。为此,有必要结合国外的有关基本模式,对现行《民事诉讼法》的修订进行研讨、论证,并且提出了相关的立法建议。
  • 论瑕疵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竞合
  • 从买卖法上瑕疵责任和缔约过失责任共存的现象出发,讨论了处理买卖交易中瑕疵责任和缔约过失责任竞合的规则。将告知义务理论引入对买卖交易的分析,有益于从利益衡量的角度确定纠纷解决的规则。但是,鉴于买卖法是在长期交易中确立下来的制度。且救济方式多样,在标的物具有通用的品质判断标准时,或当事人对品质问题有明确约定时,能够为纠纷的解决提供更准确、更恰当的方案,因此应当被优先适用。对于某些没有特定品质标准的物或权利的买卖,当事人又没有对品质作特殊约定的,缔约过失责任可以弥补买卖法上瑕疵责任制度的不足。另外,在欺诈的情况下,考虑到特别保护受欺诈方的需要,应优先适用特别法规定或允许受欺诈人作出选择。
  • 经济法上的两权对抗及其消解——以国家对民间融资的法律管制为视角
  • 经济调制权与市场自治权这对矛盾耦合体,是经济法制建构和运行的基础。两者之间既对抗博弈,又存在合作共生的空间。经济制度的设计扭曲和运行偏差,会导致两权对抗的激化,并扼杀社会经济的内在活力。以“孙大午”案和“铁本”案为代表的政府对民间融资行为的法律管制,凸显了两者之间的内在紧张:以行政监管为主辅以泛化而苛峻的刑罚的管制模式,留给民间自主融资的空间十分狭小;市场自发力量基于生存发展的本能只能选择迂回和规避的策略,最终会在监管风暴中触网。这种对抗反映了监管当局对风险的警惕和体制外力量的防范,深层逻辑则是融资机制的不匹配和风险疏导机制的缺失。调制权和自治权并非是直接的利益对立关系,存在协调与合作的空间,关键在于各自准确定位、划清边界,设置适当的隔离和缓冲机制,强化双向信息反馈和机能调整,同时注意制度创新,实现科学发展下的和谐共进。
  • 劳动合同的特殊性研究
  • 劳动合同的特殊性是相对古典契约法中契约而言的。一方面,劳动合同否定了古典契约理论中契约自由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意思表示在劳动合同中的作用弱化,而古典契约理论中意思表示真实是合同效力的依据。建立在契约自由基础上的《合同法》无法含括劳动合同。当古典契约法理论中,主观意思理论受到诸如劳动合同等特殊合同冲击,而逐渐衰落的时候,有学者用客观理论,引入社会学中的关系契约理论来重新阐释现代契约现象。这对解释劳动合同的特殊性提供了新的视野。劳动合同作为附合性合同,交换和过程是其特殊所在。劳动合同立法时应考虑劳动合同的特殊性,并结合我国现状进行科学的立法设计。
  •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引渡机制
  • 2003年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详尽地规定了对腐败犯罪人引渡的原则和规则,构成了完整的引渡机制。《公约》的一系列引渡原则,对传统国际法的引渡制度作了进一步确认、补充和发展。作为对外逃腐败犯罪人定罪处罚的前提条件,《公约》的引渡机制,无疑是国际反腐败司法合作各种形式中最为重要的形式。
  •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国内法的腐败犯罪主体
  •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法有关腐败犯罪主体的规定存在差异。我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的定义与公约中公职人员的定义相比较更是南辕北辙。本文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的实施,更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完善我国国内法中有关腐败犯罪主体的立法。
  •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管辖权制度
  • 《联合国反腐公约》的管辖权制度由立法管辖和执法管辖两个部分组成。立法管辖的规定体现为义务性规则和许可性规则,而执法管辖的规定则体现为一种限制。许可性立法管辖规则和限制性执法管辖规则注重缔约国主权,而许可性规则可能导致公约效力的减损。
  •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中国国内法的适用
  • 中国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意味着中国在国际法上承担接受该公约约束的法律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公约可以立即在中国国内法院直接适用。虽然,履行国际条约是每一缔约国的义务,但一个国家以何种方式适用国际条约,却是由各该国依其主权决定并由其国内法加以规定的。
  •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反洗钱立法的完善
  •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从洗钱的犯罪构成角度对洗钱犯罪行为作出了规定。相比之下,我国现行《刑法》对洗钱罪的规定存在诸多的缺陷,从而使我国对洗钱犯罪及其上游犯罪的预防和打击的效果受到了影响。我国有必要针对洗钱犯罪呈现出的新特点,根据《公约》的规定完善我国关于洗钱犯罪的立法。
  • 侵权法的历史散论
  • 侵权法起源于早期人类社会的血亲复仇,遵循对等复仇的原则。当公共权力产生之后,侵权法与犯罪法分离,侵权法成为私法的一部分。现代侵权法起源于资产阶级革命,遵循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成为传统侵权法的核心和灵魂。20世纪之后,侵权法的过错责任原则受到两个方面的冲击:严格责任原则和经济分析法学的成本效率原则。中国侵权法始于近代对大陆法系传统的继受,我们有了自己的侵权法的制度,但是尚无侵权法的理念。
  • 论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民事诉讼
  •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改革开放成果、完善检察监督机制的必要;同时,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着充分的法理依据,并且过去也积累了许多的经验,我们也可以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来构造我国的相关制度。
  • 论律师参与公益诉讼
  • 律师可作为委托代理人参与公益诉讼,还可以直接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由于不像检察机关那样具有国家财政支持,对律师参与公益诉讼须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
  • 我国地理标志法律制度的完善
  • 我国地理标志保护主要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入世谈判的要求。目前WTO框架下明确要求各成员国对地理标志提供保护,尽管我国地理标志资源丰富,但保护的时间还短,经验也有待积累。因此,需要从地理标志的概念、法律保护、司法实践诸多方面进行分析探讨。我国的地理标志司法保护还处于起步阶段,应确立解决地理标志与商标权权利冲突纠纷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针对地理标志法律制度的不足提出若干建议,期冀对其完善有一定裨益。
  • 《法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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