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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代表人诉讼中的利益诉求
  • 法院、当事人和律师的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代表人诉讼的程序效果,民事司法难以满足各方利益诉求是造成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休眠”的主要原因。在法院方面,我国的政策实施型司法程序消弭了法院在代表人诉讼中的利益诉求;在当事人方面,立法上则存在着利益诉求难以转化为诉讼权利,当事人缺乏理性诉讼动力等症结;律师在代理代表人诉讼过程中职业的公共性和商业性之间的冲突十分明显,降低了其在代表人诉讼中的参与程度。
  • 履约行为,还是订约行为——物权登记行为比较
  • 根据登记生效主义,在通过法律行为变动物权时,所有权、用益物权,均可以同等价值补偿。法律可规定不动产买卖协议、用益物权让与协议、用益物权设定协议为合同,不动产出卖人、用益物权让与人、用益物权设定人之登记行为,构成履约行为,无正当理由不为登记行为,可追究其损害赔偿责任。但抵押权及质权,情况比较复杂,如规定担保协议发生债权效力,或者无法以同等价值补偿,或者实际上以人保代替物保,增加了主债权人的风险。因此,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的区分原则,不应普遍适用于通过法律行为变动物权的情况,实际上只应适用于不为物权行为可承担民事责任之协议,而不应适用于不为物权行为难以追究民事责任之协议;也不应增加当事人的风险。
  • “和谐社会法治文化”命题的理论与实践
  •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进依法治国,在当代中国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战略目标和治国方略。出于对二者相关性的整体思考,从法学的角度有必要提出“和谐社会法治文化”的整合性命题概念,可以深化对上述两方面理论与实践的认识和把握,并有助于促进我国法学理论的发展。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成为了法治文化的价值目标、生成条件和实践舞台;而法治文化则应成为和谐社会的精神取向、制度保障和素质支撑。
  • 注意义务与大陆法系侵权法的嬗变——以注意义务功能为视点
  • 注意义务近年来日益受到大陆法系侵权法的重视。它促使侵权法方法论由裁判法学向预防法学、由利益法学向评价法学转变。从注意义务视角来看,侵权归责原则乃有机整体,过错责任和危险责任并非简单对立关系,过错责任原则仍占据该体系的中心。此外,注意义务有助于传统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完善或更新,有利于全面救济工业危险社会侵权之损害。注意义务对我国侵权立法、司法以及公民守法等均具有重大借鉴和指导意义。
  • 限制加重原则的量刑操作模式
  • 自由裁量说、幅度压缩法、总和刑下适度决定法、中间数决定法、单位刑加重法、系数折算相加法及函数关系法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缺陷。比较而言,并科限制法才是合理、可行的方法。
  • 妨害公务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妨害公务罪的立法规定还存在诸多缺陷。在行为对象的规定中,从宪法理论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本质来看,人大代表应当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刑法没有必要设立这一注意规定。对行为方式的规定,除了法定的“暴力、威胁方法”之外,还应当从立法上增加“其他方法”,这不仅不会违背刑法立法的谦抑性原则,而且也符合严而不厉的立法政策构想。最后,该规定也产生了部分不利的后果,应当从立法上予以完善。
  • 除权判决的效力与票据善意取得之间的关系——从中、日票据法比较的角度
  • 票据上的权利是通过票据来反映的,所以票据权利的行使以持有票据为前提。但是,一旦票据因遗失、失窃等原因去向不明时,失票人就无法行使权利。为了让失票人免受这种利益损害,有挂失止付、公示催告以及请求支付诉讼三种补救措施。其中,在公示催告中,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2款规定公示催告期问票据不得转让,由此引发了失票人和善意取得者之问的利益平衡问题。公示催告制度在着重保护失票人的同时,又该如何保护善意取得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对此问题,从中、日学者不同的观点、立场出发积极开展了各种讨论。
  • 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的保护问题
  • 中国宪法规定的通信秘密和通信自由不仅直接拘束国家机关,而且也直接拘束国家机关以外的所有组织与个人,这是该项基本权利与其他基本权利约束国家而非私人的重要区别。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作为公民自由表达其意愿和按照自己意愿行动的重要方式,决定了国家具有保护公民自由行使其权利的义务。从近年来已经出现的法律案件中可以看出,在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法律保护方面,需要加强其理论与司法救济问题的研究。
  • 非政府组织对国际人权的保护
  • 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保护领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促进或参与国际人权公约和文件的制定、参与人权监督、开展人权教育等方面,由此产生了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保护中的地位问题。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保护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已经成为国际人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应该切实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促进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保护方面作用的发挥,并尽快制定一部关于非政府组织地位的国际公约,明确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从而促进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保护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规范的自愿性困境
  • 本文论述的主题是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规范自愿性困境,文中主要介绍了三.个典型的规范执行困境:童工规范的困境、人权困境、监管者监管的困境,由此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自愿性困境进行认识和总结。本文认为,要为当前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规范的自愿性困境寻找出路,必须要向强制性规范过渡,尽管这个过程并非能够一蹴而就。
  • 论中国法的现代性十大困境
  • 我国法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主要问题一是对何为现代性本身的研究不足,二是对当下法律的现代性问题研究不够。由于我国法律现代性问题面临时空上的双重否定:在时间上对历史传统的否定,在空间上对本土法律的否定,这造成了中国法律现代性的实现面临十大困境:老师打学生的尴尬、普适性原则与地方性知识何去何从、国家主权与法律全球化的消长、平等与身份的对峙、社会至上与保障权利的对抗、单位金字塔与公共交往理性的不谐、政治权威与法律权威的抗衡、法律工具性主张和规范性需求的紧张、刀把子定位和司法独立难协、法律统一与地方利益的冲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的每一进步都是以社会主义观念的创新为先导的,而实现法律现代性的主要障碍恰恰是“目的论社会主义”观念。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十大困境,必须实现从“目的论社会主义”到“手段论社会主义”的观念创新。
  • “信仰法律”的提法有违法理
  • 信仰的要义是主体或信仰者自愿地对某种或某些一直没有或不能得到理性或经验支持的观点、主张、实体深信不疑,视其为至真至善至美以至于奉其为生活的目的和终极意义。信仰属于自为的领域,不能被要求和强制。除非我们仅将法律局限地理解为超验的自然法,否则,实在法由于其无法祛除的工具性、无法克服的缺憾性不可能成为被信仰的对象;同时,若“要求”人们信仰它,事实上就否定了人们对国家法律持有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使国家法律丧失不断改革、完善和进步的可能与动力,最终导致危害法治的后果。
  • 耶鲁法学教育的近距离观察与体验
  • 通过反思传统法学院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耶鲁发展出一套重视多学科理论交叉、重视公法研究,同时又回归法律现实操作的教学体系,成为一个以思想活跃、精神自由、研究丰富而著称的理论性法学院。本文希望通过对耶鲁法学院的近距离观察与体验,为中国的法学教育提供一个实证式的、带有个人体验色彩的个案参考。
  • 保证保险是保险,不是担保——与梁慧星先生商榷
  • 保证保险是一种比较新的保险类型,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诸多争议。梁慧星先生撰文认为,保证保险实质上是担保,因此在法律上应该适用《保险法》和《担保法》,进而提出了保证保险法律适用的具体规则。本文不赞成该文观点,认为保证保险依然是保险,在法律适用上应该适用《保险法》和《合同法》,而不能适用《担保法》。
  • “暗中执法”有正当性——兼与陈年冰同志商榷
  • “暗中执法”或许有不甚妥当的地方,但尚谈及不到违法的问题,因而无法得出其有悖法治基本精神的结论。“暗中执法”能够实现维护道路交通管理秩序的原初目的,因而其目的是妥当的。基于目的妥当性的逻辑前提,交通警察部门进而采取的执法行为是符合比例原则的,因而是合理的。“暗中执法”在具有诸多优势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缺陷,交警部门对此应加以克服。
  • “民法学与宪法学学术对话”纪要
  • 2006年5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全国性的“民法学与宪法学学术对话”。这次对话受到全国民法学者与宪法学者的普遍重视,来自全国数十所教学、科研机构和有关国家机关的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其中24位专家、学者作了主题发言和评议。
  • 人民监督员制度专题研究——关于人民监督员制度法律定位的思考
  •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近年来为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外部监督机制,促进依法正确行使检察权,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项具有探索性的检察改革。由于该制度试行的时间不长,且无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因此该制度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本期刊登的该组文章是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工作实践出发,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律定位进行了理性思考,就其若干争议问题阐明了观点,提出了完善该项制度的若干构想。
  • 人民监督员制度争议问题探讨
  • 一、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的范围 根据现行规定,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案件范围仅限于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对于非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批捕、起诉皆不适用。对此,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有人认为,现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违反了“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应当扩大人民监督员制度的适用范围,将之扩大到所有案件。 案件。tt从整体建构的角度出发,应当考虑将非自侦案件也一并纳入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①案件。案件。“,
  • 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相关程序之设想
  • 一、关于人民监督员制度与人大监督的程序衔接问题 人民监督员制度与人大监督既有共性,又有区别。虽然人民监督员制度与人大监督都是检察机关接受人民监督的制度或方式,但不同的是,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监督是对个案的具体的监督,而人大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是对整个检察工作的宏观方面的监督,基本不涉及具体个案的监督。两种监督方式,职能并不重叠。因此,人民监督员制度与人大监督可以通过某种形式予以衔接,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可以作为人大对检察工作宏观监督的重要补充。
  • 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纠纷案件的调解思路
  • 股东请求解散公司之诉已成为当前民商事审判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调解的角度出发,对此类案件调解的特性、调解的途径以及调解实际操作中应当注意的问题进行了阐述,以期为相关案件的处理提供参考的思路。
  • 行政确认之诉与原告资格转移
  • 死者生前是行政确认行为的当事人,与其相互具有继承权的近亲属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确认行为,一般有两种理由:一个是以侵犯自己继承权为由起诉,另一个是以侵犯死者合法权益为由起诉。以第一种理由起诉.近亲属不具有原告资格;以第二种理由起诉,符合《行政诉讼法》有关原告资格转移的规定,近亲属具有原告资格。对原告资格转移后的行政确认之诉应采用以形式审查为主,辅之以实质审查的司法审查标准。对此类诉讼的立法,还需在确定死者的起诉意愿与原告资格转移的顺序方面进一步完善。
  • 民航客运承运人对旅客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
  • 结合案例,就民航客运承运人对托运行李发生的损失须承担的法律责任作出探析,指出各航空公司颁布的规定属于企业内部规定,没有法律的一般拘束力,其对旅客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缺乏法律效力。在“用尽现行法律制度”的情况下,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提出了建议。
  • 我国近代关于民商立法模式的三次论争
  • 中国近代民商事立法基本上是在移植西方近代民商法的基础上完成的。西方国家在不同阶段的“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立法实践及理论争议,均影响了我国近代对民商立法模式的认识与选择。有关我国应如何选择民商立法模式的论争肇始于清末,展开于民初,终结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 《法学》判断稿件应否采用的基本标准
  • 一看文章是否有的放矢。这篇文章到底有没有针对什么实际的或理论的问题?若有,那么这个问题是否真正是新问题?如果不是新问题,那么作者对老问题的探讨是否有超越前人的新发现?如此等等,这些是本刊编辑部面对一份来稿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 [论文]
    代表人诉讼中的利益诉求(王福华)
    履约行为,还是订约行为——物权登记行为比较(李锡鹤)
    “和谐社会法治文化”命题的理论与实践
    注意义务与大陆法系侵权法的嬗变——以注意义务功能为视点(廖焕国)
    限制加重原则的量刑操作模式(陈航)
    妨害公务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除权判决的效力与票据善意取得之间的关系——从中、日票据法比较的角度(李伟群)
    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的保护问题
    非政府组织对国际人权的保护(彭锡华)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规范的自愿性困境(历咏)
    [评论]
    论中国法的现代性十大困境(周永坤)
    “信仰法律”的提法有违法理(刘焯)
    [专题探讨]
    耶鲁法学教育的近距离观察与体验(程洁)
    [争鸣]
    保证保险是保险,不是担保——与梁慧星先生商榷(宋刚)
    “暗中执法”有正当性——兼与陈年冰同志商榷(刘志刚)
    [会议综述]
    “民法学与宪法学学术对话”纪要
    [检察理论与司法实务研究]
    人民监督员制度专题研究——关于人民监督员制度法律定位的思考(周永年)
    人民监督员制度争议问题探讨(姚强 梅屹松)
    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相关程序之设想(陈为钢 张少林)
    [司法实践]
    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纠纷案件的调解思路(林晓镍)
    行政确认之诉与原告资格转移(王鹏)
    [简论]
    民航客运承运人对旅客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于飞)
    我国近代关于民商立法模式的三次论争(季立刚)

    《法学》判断稿件应否采用的基本标准
    《法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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