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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地方“一把手”应认真看待公民宪法权利——评秦中飞编发短信被拘案的起落
  • 秦中飞案是地方公权力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一个典型案例。相关公共机关不仅侵犯了秦中飞的人身权利,侵犯了包括秦中飞在内的至少数10人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还直接侵犯了至少数10人的言论自由,间接侵犯了所在县全体人民的言论自由。滥用公权力、侵害公民宪法权利是破坏社会和谐的最大乱源。秦中飞案的启幕和落幕过程显露出我国在公民宪法权利保护方面还有重大的制度性缺失。加强包括司法制度在内的制度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但不可以把坚持党的领导等同于坚持地方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对本级法院、检察院的领导。要有效保障公民宪法权利须调整地方国家机关职权划分和完善党对地方司法事务的领导方式。
  • 庭审直播问题的法与理
  • 陕西特大杀人案犯罪嫌疑人邱兴华于2006年10月19日在安康中院受审。邱兴华涉嫌杀害11人,曾被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悬赏10万元通缉。在邱兴华案件审判的前一天,安康中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蔺天明介绍,“7·16”特大杀人案是建国以来安康市最严重的一起刑事案件,安康中级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极为重视。为了公开、公正审判这起特大杀人案,经研究决定,由于审判场地的制约,此次庭审将通过安康电视台进行直播,“这样一方面满足了更多群众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可向社会公开整个审判过程。”庭审还预留了30个记者采访席位。但到2006年10月18日上午11时许,电视台突然接到有关部门通知,暂停直播准备,改为录像播出。
  • 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的再认识——兼评我国新《公司法》相关规定之进步与不足
  •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包括股权的内部转让和外部转让制度。股权的内部转让立法模式有三种:绝对自由模式、相对自由模式和限制模式,新《公司法》依然采用旧《公司法》的绝对自由模式。股权的外部转让因选择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而形成了四种立法模式,新《公司法》程序上虽有所改变,但仍然既规定同意权又规定优先购买权,过于严苛。新《公司法》虽然补充了股权的继承、强制执行以及回购制度,但均存在一定缺陷,影响操作,而对于特殊主体如公司董事、职工等的股权转让问题尚未涉及,亟待完善。
  • 新《公司法》改变了什么——基于对三个语词的分析
  • 新《公司法》一如修订前的版本,仍然在法人与企业交集的背景下,限定自已规定的对象而没有囊括所有的公司类型;仍然继续坚持以是否将资本划分为等额股份作为区分自己规定的公司的重要标准;仍然维持了以往法律法规中看重企业出身,重法人轻个人,以及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对“公司”、“股份”和“职工”等词的辨析表明,许多问题不能指望通过一部法律的一次修改而得到彻底解决。公司法只是公司历史的一个总结,一个需要根据当下情形不断修正的总结。
  • 论可撤销的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法上决议的撤销是以股东大会的程序(会议召集和决议方法)以及决议内容存在瑕疵为前提的。多数国家的公司法确立了瑕疵股东大会决议的可撤销制度,我国新《公司法》第22条也引入了该制度。但在决议撤销的原因、撤销权人资格的认定、撤销权的行使、撤销判决的法律效果,以及撤销之诉滥用的防止等问题上尚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对于有利害关系的股东行使表决权所形成的不当决议应可成为可撤销决议;赋予决议时的股东、缺席股东、无表决权股东享有撤销权;并可以通过裁量驳回、诉讼担保、股东异议诸制度的设计来防止撤销之诉的滥用。
  • 模式、理念与规范——评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规制
  • 对一人公司的立法认可有直接认可和间接认可两种模式,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采用直接认可的立法模式,符合公司立法的发展趋势。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立法认可,突破了公司人格的传统理念,张扬了公司独立人格的本质内涵,弘扬了公司法促进投资的基本功能。然而,新《公司法》有关一人公司资本制度的严格规范与公司法的新理念不相符;有关股东“连带责任”的规定与《公司法》本身有关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不相吻合。
  • 110警务体制中的纠纷解决机制
  • 解决纠纷是110警务体制的一项重要职能。就解决的纠纷数量而论,110解纷机制构成中国城市社会纠纷解决系统的金字塔之基。110受理并处置的纠纷具有如下特点:突发性强,纠纷争议的权益普遍较小,纠纷当事人之间的陌生程度较高。透视110解纷程序与巡警解决纠纷的方式,并与诉讼、仲裁、人民调解等纠纷解决机制相比较,110解纷机制具有应急性、压制性,低廉性、有限性,官方性、开放性之特征。必须促进警察强制性权威向合意性权威的转化。
  • 论刑法领域的非刑事法律适用问题
  • 在原本意义上,罪刑法定之“法”仅指刑法。然而,为适应急速变化的社会。同时兼顾刑法的稳定性,当代立法者通过空白罪状和参见罪状的方式,将越来越多的非刑事法律引入刑法领域,也因此带来了非刑事法律在刑法领域适用的问题。当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之“法”也包含了在刑法具体法条指引下而适用的非刑事法律。非刑事法律的适用也应同样遵循刑法适用的时间效力规则和刑法解释规则。
  • 论量刑基准的确定
  • 确定量刑基准对实现罪刑均衡原则、确保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促进被告人认罪服判、实现量刑科学化均具有重要意义。量刑基准应以中线论为主要标准,并结合我国法定刑的模式来确定。
  • 法律过程要排除仇富情绪的干扰
  • 仇富现象的存在是一个社会事实。仇富是一种落后的、与现代法治的精神格格不入的心态。法律是理性的,不仅必须杜绝部分公民盲目仇富情绪的干扰,而且应该成为消除仇富现象的主要手段。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每个人,不论先富还是后富,钱多还是钱少,其权利都应该能够得到法律的平等保障。在这些方面,立法、司法、行政执法过程都需要努力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排除部分公民落后的仇富情绪的干扰,决不可把这种落后心态误认为是主流民意。
  • 论外层空间活动中的知识产权
  • 在外空活动商业化和私有化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外空活动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日渐凸显。目前,由于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和相关的国际外空法均未明确规定外空智力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与保护,加之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专有性与外空人类财产的共享性相冲突,导致外空活动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存在一定困难。为此,有必要解决知识产权法与外空法之间的冲突与协调、知识产权法的适用和实施、智力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卫星遥感数据和卫星直播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外空技术强制许可等问题。
  • “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法理论及其新发展
  • 就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实在国际法而言,目前只有国际条约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国际习惯还没有形成.但从类似“保护的责任”这样的新视角中,可以发现一些“最低限度的一致”已经存在,那就是:主权不是绝对的而是有界限的,对人道主义的维护关系到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些最低限度的一致正是实行人道主义干涉的前提所在。在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激烈辩论与交锋中,一个重要的隐合成果,就是对上述前提的分享。遗憾的是,过去人们往往只关注交锋的喧嚣,却忽视了这一隐合成果的存在。而尽管“保护的责任”注意到并运用了这些“最低限度的一致”,但其本身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取的。
  • 法治推进中的若干现象评析
  • 法治建设和推进举措应遵循法治的基本规律。各种不同的主体只有定位合理、适当。才能避免角色错位;党组织应加强政治领导,避免不当干预;立法机关应当好立法者,不宜行使裁判职能;行政机关应突出其行政职能,防止政治化倾向;司法机关应在公正之下实现“为民服务”的功能;地方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同时,不得泛化“法治”区划。
  • “中国影响汽车零部件进口措施”WTO争端解决案评析
  • 2006年9月15日美国、欧盟、加拿大正式要求WTO成立专家组,审理中国对进口汽车零部件征收关税的措施。本案涉及GATr第3条(国民待遇问题)、TRIMS规则中的地方成分要求、《补贴与反补贴协议》中的国内含量补贴等法律问题。中国可以主张我国相关《办法》规定的征税性质为关税,来避开GATT第3条的适用。退一步说,即使GATT第3条适用,中国仍然可根据GATT第20条(d),提出“豁免”主张。对于本案中对中国不利的诸多方面,可以考虑在今后出台类似规定,并注意相关措词,以免授人以柄。
  • 论拟证券化信贷资产的信托移转程序——兼为信托财产公示要件主义辩护
  • 拟证券化信贷资产的信托移转,关乎资产证券化的成败。信托财产独立性以信托财产的公示为成立要件。拟证券化信贷资产信托移转程序承担保障信托财产独立性和风险隔离的双重功能,以特定目的信托的设立来实现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以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来实现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风险隔离。拟证券化信贷资产信托移转程序分两步走:依债权转让程序实现拟证券化信贷资产转让,对有效转让的拟证券化信贷资产予以信托登记。
  • 债券交换中的“退出同意”策略——以国家债务重组为背景
  • 金融证券化的发展,使债券交换逐渐成为金融市场主体进行债务重组的一种重要法律工具。近些年来,不少的新兴市场国家开始利用债券交换来实现债务重组的目的。在进行债券交换时,为防止少数不合作债权人阻挠交换,有些国家采取了“退出同意”的做法,要求债券持有人在接受交换要约、交出原先债券的同时,投票同意对某些债券条款进行不利的修改。这种做法虽有利于促进国家对债务的重组,但是这种事后修改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当事人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的可预期和可控制的要求明显不符合,必然会引起对少数人的不公平,甚至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因此,“退出同意”策略的运用在事实上会刺激我们去寻找更合理的方法来促进国家的债务重组,在国际债券文件中规定集体行动条款不失为一种新方法。
  • 我国商标权限制制度的构建——兼谈《商标法》的第三次修订
  • 由于我国商标权限制制度的缺失和理论研究的滞后,导致商标权人滥用其权利,由此造成的与他人的权利冲突不能得到有效的防范和解决。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商标权限制制度意义重大。目前国外商标权限制理论的研究逐渐成熟,其类别和内容包括:商标合理使用、商标连带使用、商标先用权、商标权的用尽、非商业性使用等。建议在我国《商标法》第四章增加一条,专门规定商标权限制的内容;立法模式上可采用一般条款和列举类别的方法,简单明了,便于执法者掌握。
  • 非讼方式:农村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
  • 非讼方式作为民事纠纷解决的方式之一,与诉讼方式并行不悖。其在解决纠纷中有着低成本、高效率、全面性、易执行的特点;这与转型期我国农村民事纠纷的性质与特点具有契合性。在我国推行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下,以非讼方式推进农村民事纠纷的解决具有正当性,非讼方式应成为农村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同时,非讼方式的有效运作需要与国家司法权协调互动。
  • 公司应收帐款抵押相关法律问题的比较研究
  • 应收帐款是一种债权。虽然现行《担保法》没有明确指出应收帐款是否可以抵押,但是建立应收帐款抵押的法律制度,既有利于拓宽公司的融资渠道,又能够保障债权人的担保利益。英国法关于应收帐款抵押的法律制度,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虽然浮动抵押的概念尚未在我国得以肯定,但区分浮动抵押和固定抵押,有助于充分理解应收帐款抵押的含义。此外,应收帐款抵押不同于实践中已经出现的帐户抵押。为了论述上的方便,本文假定公司(债务人)向银行(债权人)贷款,公司则在其应收帐款上为了银行的利益而设立担保。
  • 建设工程合同竣工结算规则的合理性探讨
  • 工程竣工结算规则是建设工程发包人和承包人博弈的程序保障机制,该程序机制的合理性将对建设工程纠纷的产生起到遏刺的作用。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确立了发包人逾期审核视为认可承包人的竣工结算的规则,有利于保护承包人的利益,增进合同的效率,促进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具有合理性。但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形下,不宜适用逾期审核视为认可的规则,否则会侵犯了合同自由原则,破坏竞争环境的均衡。
  • 检察机关自侦监督的问题及对策
  • 检察机关自侦监督机制存在法律设置的缺陷,内部监督缺乏刚性,自侦实务存在监督空白点,强制性措施的审查较为宽纵,社会监督不够严密且往往滞后等问题。有必要围绕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特点,寻求对自侦活动监督的规律,使自侦监督启动时间向前延伸至线索受理初查阶段,自侦监督的重点严格把握侦查行进的规范性,自侦监督始终将尊重人格放在突出的位置,自侦监督全面检验侦查的效果,从而构建和完善自侦监督的机制和体系。
  • 异哉所谓“判后答疑”问题者
  • 广东三级法院将全面推行法官“判后答疑”制度经媒体报道而赢来赞声一片。有人认为“在涉诉信访日趋严峻的形势下,法官判后答疑制度的推行势在必行,也大有可为”,还有人以此为据要求“黄静案的法官应该‘判后答疑’”。所谓“判后答疑”制度史书不载,是名副其实的司法“创举”。对于此创举是否值得肯定,且容笔者在此略陈管见,以为商榷。
  • 本刊选用作品的主要考量
  • [法务时评]
    地方“一把手”应认真看待公民宪法权利——评秦中飞编发短信被拘案的起落
    庭审直播问题的法与理(高一飞)
    [专题研究]
    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的再认识——兼评我国新《公司法》相关规定之进步与不足
    新《公司法》改变了什么——基于对三个语词的分析(姜朋)
    论可撤销的股东大会决议
    模式、理念与规范——评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规制(沈贵明)
    [专论]
    110警务体制中的纠纷解决机制(左卫民 马静华)
    论刑法领域的非刑事法律适用问题
    论量刑基准的确定(王恩海)
    法律过程要排除仇富情绪的干扰(孙平)
    [论文]
    论外层空间活动中的知识产权(郑友德)
    “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法理论及其新发展(罗国强)
    法治推进中的若干现象评析(杨解君)
    “中国影响汽车零部件进口措施”WTO争端解决案评析(龚柏华)
    论拟证券化信贷资产的信托移转程序——兼为信托财产公示要件主义辩护
    债券交换中的“退出同意”策略——以国家债务重组为背景(张虹)
    我国商标权限制制度的构建——兼谈《商标法》的第三次修订
    非讼方式:农村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
    [比较法研究]
    公司应收帐款抵押相关法律问题的比较研究(葛伟军)
    [司法实践]
    建设工程合同竣工结算规则的合理性探讨
    检察机关自侦监督的问题及对策(李谷妍 王军)
    [随笔]
    异哉所谓“判后答疑”问题者(刘练军)

    本刊选用作品的主要考量
    《法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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