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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官员——由媒体不适当:也肯定“仇和现象”引起的反思
  • 《法制日报》用整整两个版面专题介绍和探讨以违法行政为突出特征的“仇和现象”,让人感到异乎寻常。仇和主导的八件突出的事例明显存在不合法性。他作为地方官员侵犯了其治下公民的平等权、财产权、人格尊严等宪法权利。法治应当是各级各类官员尤其是地方“一把手”的底线。依法执政、依法施政是依法治国的本意,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对官员的基本要求。在建设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的现时代,一定不可以推崇和宣扬领导干部违法乱纪、独断专行、一手遮天的“威风”和因此形成的“政绩”。媒体不以批评的态度而以推崇的口吻谈论这些涉嫌违法乱纪的行为,对于党政官员来说是一种误导,对于有关当事人将来的发展也会有害无益。
  • 公捕大会应依法禁止
  • 公捕大会简称“公捕”,它是通过游街示众、召开群众大会的形式对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逮捕作为一种刑事强制措施,是否应该采取公捕大会的形式已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佘捕的存在与我国独特的传统文化和民族观念密不可分。所谓佘捕能发挥教育群众、宣传法制并遏制犯罪的功能值得质疑。由于公捕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背离、对犯罪嫌疑人诉讼地位的否定和对诉讼及时原则的违反,因此,公捕必须依法予以禁止。
  • 国家安全的强势保护与人权保障的极度旁落——《2006年美国军事审判委员会法令》解读与评释
  • 面临国内和国际的压力,美国国会通过了《2006年美国军事审判委员会法令》。该法令对军事审判委员会的设立、审判程序、证据使用规则、所审判犯罪的范围及其所处的刑罚以及对《日内瓦公约》的适用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从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美国政府一方面在最低限度内保障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另一方面,通过国会立法和总统发布军事命令的方式尽可能地扩大总统的权力。但在有效打击恐怖主义与保障人权、积极承担国际义务与合理行使权力以及国内立法与国际条约的协调方面,该法令值得人们深刻的反思。
  •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定位与司法适用
  •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宽大与惩办相结合政策是两个不同的政策,它不是对“严打”方针的简单否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运用要注意:一是调整观念,刑事司法工作不仅要维护社会稳定,而且要促进社会和谐;二是审时度势,刑事司法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符合犯罪自身的特点;三是把握本质,正确理解和善于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四是关注和谐,积极探索促进社会和谐的刑案处理办法。
  • 信访工作责任追究制若干问题思考
  • 《信访条例》规定了信访工作的法律责任,但对于相应法律责任应该如何追究,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建立信访工作责任追究制,以一种制度的形式或规范性的文件补充或完善信访责任制,以程序制度保障实体制度的实现,对从源头上化解信访矛盾、保护信访人合法权益、保障《信访条例》有效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建立信访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在遵循相关原则的同时,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如何规范信访工作责任追究的行为范围和性质;对“造成严重后果”如何认定;将引起“进京上访”、“越级上访”作为信访工作责任追究条件,对其复杂原因要认真分析,切忌客观归责。
  • 商标淡化的证明标准——美国“维多利亚的秘密”诉莫斯里案评述
  • 在美国商标淡化诉讼中,一直存在“淡化可能性”与“实际淡化”的证明标准之争。2003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审理莫斯里案而首次介入。表面看来,最高法院已将标准统一为“实际淡化”,实则依然模棱两可,而根据反淡化和禁令救济的基本法理,证明标准又只能是“淡化可能性”。可见,问题远未解决,争论仍将延续。鉴于商标淡化理论的影响早已超出美国国界,研究这一问题对我国亦不无借鉴意义。
  • 实在国际法的危机与强行法的作用——从朝鲜进行核试验说起
  • 朝核问题再次印证了新世纪国际法危机的存在。尽管这是出于实在国际法的固有缺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此听之任之。这种情况下,需要直接适用强行法以弥补实在国际法的缺失。强行法不需要国家意志的合意即可成立,且其可以被直接适用于国际关系。朝鲜进行核试验的行为是违反“禁止核扩散、限制核试验”的强行法的行为,朝鲜不能摆脱其在强行法下的不进行核试验的义务。
  • 合宪法性审查该如何启动
  • 将一般性宪法事件当作宪法案件处理,是当下“轻言违宪”现象的一种体现;这会导致宪法审查的功能被歪曲以及宪法的“过度规范”。解决方法之一是在宪法审查的入口处设置启动要件环节,通过形式性审查来筛选能够进入实质性审查的宪法案例,进而使有限的宪法审查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这也有利于维系宪法审查制度的合法性。在这一点上,启动要件较之受案范围具有更好的效果并可免受合宪性质疑。启动要件审查的宽严把握,直接影响着宪法审查门槛之高低,但这里的裁量并非恣意,在实定法框架中尚受多项因素的制约。
  • 关于我国刑事政策改革的一点构想——论社会主义法制理念下的前科消灭制度
  •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建设作支撑。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改革我国的刑事政策,引入前科消灭制度,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还具有现实可行性。构建中国特色的前科消灭制度,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其设立到发挥效力,必需有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以及配套的制度保障,除了立法上的建构以外,还需依赖司法上的保障、行政上的支持、文化上的支撑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合力。
  • 共同危险行为争议问题探讨
  • 共同危险行为是广义共同侵权行为的重要类型。共同危险行为人主观方面为分别过错或者共同过错,但没有致人损害的意思联络。其客观要件不应强调数行为时空上的“同一性”,而应考虑其“时空关联性”,以其是否具有造成同一损害的危险性与可能性为认定标准。共同危险行为中的因果关系,在客观事实层面应为择一的因果关系,对于“加害部分不明”的数入侵权不宜定性为共同危险行为;从构成要件的层面而言应为推定的因果关系,应允许行为人通过证明自己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免责。
  • 放权抑或限权——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之反思与重构
  • 简易程序选择权的虚置源于制度设计的不合理,而非权利的确立超前于现实的需求。实证数据证明,在罔顾程序选择权下扩大简易程序适用率,造成了审判质量下降、公众司法满意度评价降低的不良后果。程序选择权的重构应当从扩大不同程序的费用差距入手。进一步扩大程序选择的范围,并不会造成权利滥用的后果,相反将有助于使权利富有实效性,契合其设置的初衰。
  • 死亡给付保险之被保险人的同意权研究——兼评我国《保险法》第56条第1、3款之疏漏及其补充
  • 由第三人订立的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为防止道德危险、保护被保险人人格权以及尊重被保险人之自主决定权,须经被保险人之书面同意方能生效。在解释论上,为赋予被保险人完全之同意权,“书面同意”应统括“事前之允许”与“事后之承认”;作为死亡给付保险合同之特殊生效要件之一,“书面同意”并非取代保险利益原则,应采“同意主义”与“(保险)利益主义”之同时具备的双重生效标准;同意权应专属于被保险人本人,即使被保险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亦不得由其法定代理人代而为之;被保险人对其同意得随时撤销,撤销之效果视为投保人解除合同。我国《保险法》第56条第1、3款对被保险人同意权及其行使存在诸多疏漏,亟待修订与完善。
  • 论现代侵权损害赔偿新的二元归责体系
  • 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标准只能是“过错”和“危险”,而不能是“无过错”、“公平”等。“过错”和“危险”这两个归责标准,在涵义与性质、法理基础、目的与适用范围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它们又具有统一的社会功能和指导原则,因此,两者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新的现代侵权损害赔偿归责(标准)体系。
  • 节能与能源立法研究——我国《能源法》起草中应考虑的几个问题
  • 准确的法律定位及其与相关单行法之间关系的明晰,将直接影响到《能源法》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的成本与绩效之比,以及法律框架排列的轨迹。而法律理性的比较及其科学的逻辑演绎将使《能源法》成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与能源效率的利器。
  • 我国《节约能源法》修订的新思维——在理念与制度层面的生成与展开
  • 进入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21世纪后,国际、国内的能源形势日益严峻,加强节能工作以保障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节约能源法律制度的根本任务。但是,我国现行《节约能源法》历经近10年运行已无法适应节能工作的现实要求,在理念与制度层面都存在着许多“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的问题,严重影响了节能工作的有效运行和节能水平的快速提高。当务之急必须以全新的思维来修订《节约能源法》,从理念与制度层面上展开,革新立法理念,重构和完善有关法律制度。
  • 我国能源法实施中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以《节约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法》为例
  • 以《节约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法》为例,指出能源法的实施是涉及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复杂系统工程,除了政府和社会的观念意识、能源监管体制和政府执法能力、技术水平和市场发育状况等基础性条件和因素外,其关键点和突破口则是政府监督管理职责的落实。为此应当强化对政府以及相关主管部门履行其能源监管职责的政治性和法律性的制约与问责机制,加强公众参与,从原来基本上由政府唱独角戏,“一只手”配置资源的传统能源发展模式转向由市场、政府和社会分工协作,“三只手”共同作用的新模式。
  • 论GATS中的能源服务及其在DDA谈判中的分歧
  • GATS规定了服务贸易的四种模式,但能源服务贸易主要表现为跨境交付、商业存在与自然人流动。GATS的服务贸易分类清单(W/120)没有将能源服务作为独立分类,重要的能源服务如输送、分销、建筑、咨询和工程等被分别列入水平分类中,而一些与能源相关的服务则被列入其他独立部门的分部门中。在DDA能源服务贸易谈判中,提交建议书的成员在能源服务的分类、能源的输送与转运、能源服务市场的准入等方面存在诸多分歧。
  • 欧盟能源法律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 欧盟能源法律与政策以可持续性、竞争性和供应安全性为主要目标,其法律制度由涉及能源问题的各类条约和欧盟各机构在能源领域所制定的各种条例、指令、决定及建议和意见等组成;而其能源政策主要体现在执委会所发布的各种能源问题的绿皮书中。它们对中国能源安全的维护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 德国宪制中的政党民主
  • 政党民主和国家民主有密切的关系。党内实行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内在要求。德国“基本法”和政党法对政党民主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具体规定。德国政党法给我们的启示是:发展党内民主,首先是要保障党员的主体地位,维护全体党员平等地享有党章所规定的参与党内事务的权利;应通过制度建设发展党内民主、运用法律规范党内民主、形成相应的法律程序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
  • 刑事管辖争议问题及其解决机制研究——刑事管辖常见争议问题析解
  • 刑事管辖常见争议问题主要有渎职罪原案、单位犯罪及转化犯的职能管辖和职务犯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网络犯罪案件的地域管辖等。目前刑事案件管辖冲突表现为: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单一冲突、人民法院与公安机关之间的单一冲突、公诉与自诉罪名共存的复合冲突、纯正公诉罪名的复合冲突。刑事管辖争议问题的解决机制的构建应着眼于:完善立法,加强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建立管辖告知制度;赋予当事人对管辖的异议权;确立管辖不当的法律效果;强化刑事管辖的检察监督。
  • 刑事案件职能管辖冲突及其解决
  • 职能管辖冲突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就同一刑事案件在职能管辖上出现冲突时如何处理的问题。在程序法意义上,职能管辖冲突可分为单一冲突与复合冲突。所谓职能管辖单一冲突,又称立案管辖交叉冲突,是指本来应由某机关立案管辖的案件却由另一机关侦查终结并移送起诉。所谓职能管辖复合冲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安司法机关对一人所犯数罪具有交叉管辖权。
  • 构建刑事管辖争议问题的解决机制
  • 为保障刑事案件正确、及时处理,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法律正确统一实施,对刑事管辖争议问题必须予以正确、及时地解决。解决刑事管辖争议问题,除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贯彻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之原则外,还需在我国现有管辖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管辖问题的争议解决机制。
  • 声明
  • 2007年《法学》月刊征订启事
  • [法务时评]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官员——由媒体不适当:也肯定“仇和现象”引起的反思(王磊)
    公捕大会应依法禁止
    [专论]
    国家安全的强势保护与人权保障的极度旁落——《2006年美国军事审判委员会法令》解读与评释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定位与司法适用(刘华)
    信访工作责任追究制若干问题思考(林荫茂)
    商标淡化的证明标准——美国“维多利亚的秘密”诉莫斯里案评述(彭学龙)
    实在国际法的危机与强行法的作用——从朝鲜进行核试验说起(罗国强)
    [论文]
    合宪法性审查该如何启动(郑磊)
    关于我国刑事政策改革的一点构想——论社会主义法制理念下的前科消灭制度
    共同危险行为争议问题探讨
    放权抑或限权——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之反思与重构(汤鸣)
    死亡给付保险之被保险人的同意权研究——兼评我国《保险法》第56条第1、3款之疏漏及其补充(樊启荣)
    论现代侵权损害赔偿新的二元归责体系(丁凤楚)
    [专题研究]
    节能与能源立法研究——我国《能源法》起草中应考虑的几个问题(肖国兴)
    我国《节约能源法》修订的新思维——在理念与制度层面的生成与展开(张梓太)
    我国能源法实施中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以《节约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法》为例(王明远)
    论GATS中的能源服务及其在DDA谈判中的分歧
    欧盟能源法律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杨泽伟)
    [域外法治]
    德国宪制中的政党民主(崔英楠)
    [检察理论与司法实务研究]
    刑事管辖争议问题及其解决机制研究——刑事管辖常见争议问题析解
    刑事案件职能管辖冲突及其解决
    构建刑事管辖争议问题的解决机制(周永年)

    声明
    2007年《法学》月刊征订启事
    《法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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