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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服务侵权的无过错责任
  • 服务经营者提供的服务存在缺陷,致消费者人身或财产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服务责任的归责原则也应当与产品责任一样确立为无过错责任。服务无过错责任的适用范围应将医师等专家责任排除在外,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除非存在法定免责事由,否则,应承担赔偿责任。服务无过错责任的认定应当考虑责任主体、责任原因、损害事实与因果关系四个要素。
  • 我国船舶物权的变动公示方法与善意取得
  •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物权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船舶物权变动的要件应为以交付为原则,以合意为例外。通说认为的船舶物权变动采“意思主义”的观点于现行法不合。《物权法》和《海商法》均规定船舶物权变动以登记为公示方法,并且采取登记对抗主义之立法例。登记对抗的含义并不在于使物权变动对于第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而是不能阻止第三人的善意取得而已。其原因在于登记作为公示手段,在现行法下应具有公信力,故而船舶物权也能够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 劳动规章制度与劳动合同之效力冲突
  • 我国法律没有对劳动规章制度与劳动合同的关系加以明确,学界看待这一问题陷于表面化的境地。从劳动规章制度的形成过程和法律性质来看,它与劳动合同虽存在密切的联系,但也有区别。在处理两者的关系时,应从对劳动关系当事人所具有的意义及其利益影响方面加以考虑。鉴于当前我国对劳动规章制度规范程度的不严密,而劳动合同的社会化发展正当其时并得到了劳动者的广泛接受,因此应当树立劳动合同效力优于劳动规章制度的观念。
  • 化解我国融资融券交易担保困境的路径选择
  • 融资交易的本质是信用,担保自然是维系信用的基础,但商业实践本身并非消极地依赖既有法律的担保规则,或者困顿于现有的法律障碍,而是创设出不同的交易形式来实现担保的功能。一个有效的担保制度安排不是削足适履地套入信托模式或让与担保模式,而是基于证券交易无纸化、帐户化的特点,在帐户质押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符合证券行业惯例,同时又不违反民商法基本原理的担保规则。
  • 不足额保险比例赔付的逻辑误区及其校正
  • 我国现行《保险法》第40条规定:“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的部分无效。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2008年9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保险法修订草案》对财产保险中不足额保险的赔偿方式仍然沿袭了现行保险法的做法。然而,不足额保险比例赔付存在着逻辑误区,亟待予以校正。除非根据财产保险合同的性质、种类、保费标准等作出另外的限定,或者由保险合同对不足额保险的赔偿方式作出明确的约定,否则,不足额保险的赔偿,原则上应当采用第一危险赔偿方式而不是比例赔偿方式,这样才不至于违反立法的逻辑和破坏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关系。
  • 对“提单非合同”观点的质疑
  • 传统教科书上对提单法律属性的表述,即“提单非合同”的观点并非不可质疑。因为从性质上讲,提单不仅是承托双方运输合同的证明,而且是该运输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单的签发与接受行为表明:在承托双方之间达成了一个补充协议,共同认可承运人将按提单约定的方式或法定的方式交付货物。提单转让主要是托运人将运输合同中能够为提单表彰或载明的,本属于托运人的部分权利和义务,通过提单转让的方式让与他人的一种法律行为。提单债权凭证的属性具有必然性,提单物权凭证的属性仅具有或然性。
  • 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中的技术探讨
  • 指导性案例的适用原理和机制有助于法律的统一适用,法律的统一适用需求呼唤着指导性案例制度,我国的指导性案例制度已经从应然走向实然。我国的指导性案例制度应当定位为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有拘束力的判例形式行使司法解释权,以实现法律的统一适用。在借鉴两大法系的判例适用技术的基础上探讨我国的判例解释制度的具体适用技术。
  • 本刊选稿用稿“十六字标准”
  • 《刑法》第144条中“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合理定位——以近晚食品安全事件为例
  •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的“食品”应作广义理解,包括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物品。由于食品安全是相对的,因此向食品中掺入非食品原料的行为就成为认定本罪客观确定性的核心内容。“非食品原料”是否有毒、有害,应以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为依据。只能要求行为人具有对于“非食品原料”的明知。仅仅依靠刑法的严惩并不足以起到根本的遏制作用,应当加强监督监管体制。
  • 给《法学》投稿请在电子邮箱主题栏写明姓名和文章标题
  • “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引发的民事法律问题——从公共危机事件到产品责任案件
  • 2008年9月媒体披露了有关婴幼儿因食用“三鹿”牌奶粉而罹患肾结石致死的消息,原因是奶粉中被人为地添加了三聚氰胺。该事件被确定为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不久多家奶制品厂商所生产、销售的奶品中均被发现三聚氰胺。“问题奶”事件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无独有偶,含三聚氰胺的蛋类食品随后也被检出。善良的人们在食用“三聚氰胺奶品”的同时还在食用“三聚氰胺鸡蛋”。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现行法律该如何应对食品安全问题?全国人大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侵权责任法》的起草工作,“问题奶”事件能给立法带来哪些有益思考?本刊组织了此次笔谈,从“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中的产品责任、生产者和销售者的不真正连带责任、质监机构产品抽检中的民事责任、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程序之保障的不同视角予以探讨,回应读者关注的问题,以期法律制度的完善。
  • “问题奶”生产者、销售者的不真正连带责任
  • 在“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中,产品生产者应承担对于受害者的赔偿责任,而作为销售“问题奶”的超市等经营者对受害者应该承担何等责任,值得探讨。
  • 质监机构产品抽检中的民事责任
  • “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发生后,肇始于《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国发[1999]24号)第16条规定的产品质量免检制度受到各界质疑。根据《产品质量法》第15条的规定,“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国家对其质量实行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可见,对于食品等事关人体健康的产品,产品质量法并未留有免于质量监督检查之余地。
  • “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与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
  • 从侵权责任法的角度看,“三鹿问题奶粉事件”涉及的行为人分别有原材料提供者、生产商、销售商、广告代言人以及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等,他们各自承担责任的条件和依据各有不同。但其中都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因果关系如何认定?这一问题正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 “三鹿问题奶粉事件”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程序之保障
  • 如何从程序上保障“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中受害的消费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无疑是权利救济中的重要一环。据报道,河南、广东等地已有消费者向三鹿集团提起了诉讼,①但至今尚无法院正式立案的消息。难道现行的诉讼制度不敷使用?抑或有值得改进的地方?本文拟就此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 从“人肉搜索”看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的平衡保护
  • 作为一种信息搜寻方式的“人肉搜索”,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的重要表现。“人肉搜索”在客观上虽能对违法行为产生震慑作用,但同时也可能带来网络暴力,侵犯隐私权问题。当隐私遭遇“人肉搜索”时,首先应当明确网络言论自由的特点及法律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原则,方能给予“人肉搜索”恰当的法律地位与合适的制度框架。法治发达国家平衡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的实践,为解决隐私权与“人肉搜索”冲突难题提供了借鉴:宪法解释的“功能适当”原则和“个别问题取向”方法,可有效协调基本权利的冲突,使不同基本权利均能得到宪法的充分保护。
  • 和谐的法哲学要义与境界
  • 和谐不只是讲“和为贵”,而重在“谐”,即把相异的、有差别矛盾的东西协调起来,实现对多元化社会主体的平衡与谐调。我们的和谐观应是“和而不同”,以承认差别为前提,尊重和协调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和合”,建立祥和的民主平等的秩序。“和谐”在法理上的核心价值是权利、权力的平衡和公平。我们所要建构的和谐社会,其最高的境界应当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即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发展的社会。建构和谐社会是社会矛盾运动的过程。为此要处理好四大关系:社会内部的和谐、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和谐、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
  • 论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权及其实现
  • 统计资料表明,《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之后,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比,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比例非常低,与刑事被害人的实际数量极不相称。无论是保证刑事诉讼制度的有效实施,还是基于刑事被害人自身的特点,都决定了刑事被害人对于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实际需要。鉴于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援助需求量与提供数量的差距,应从赋予刑事被害人在申请法律援助权利,建立刑事被害人指定诉讼代理等制度上加以完善。
  • 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证分析
  • 自2001年加入WTO至今,中国正式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案例共有13起,这在WTO受理的378起贸易争端中所占的比例虽然不高,但是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和经济发展却具有深远的影响。从争端的起因看,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从解决的结果看,中国不仅检视了自己的法律、法规是否符合WTO的规则,同时也积累了在多边贸易体制下解决争端的经验,这些经历对于正在将自己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中国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
  • 和平解决东海划界争端之方法探究
  • 在现代海洋法制度下,中日两国在东海海洋权益问题上出现了复杂而又难以解决的争议。现代国际法仅允许国家之间的纷争通过和平的方法,即外交谈判和国际司法的方法予以解决。纷争国一般而言总是选择对自己本国最大利益化的方式来处理国际纷争。选择外交谈判方法作为唯一解决纷争的途径,且能全面地解决纷争的事例在国际社会并不多见。事实上,只有外交谈判和国际司法方法的有机结合、灵活应用才有可能获得最大的国家主权权益。
  • 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的法治建设
  • 本文从五个方面回顾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上所发生的重大转变,立法、行政和司法等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在法学教育和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等方面所出现的巨大进步,阐述了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改革开放的30年,实际上就是法治日益取代人治的30年。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新中国的法律文明进步史。
  • 《法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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