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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学校事故的民事责任
  • 学校事故是因学校管理不当在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发生的学生伤害事故,包括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引发的学生人身损害以及教育教学设施引发的学生人身损害。与师徒关系不同,集团性管理是学校管理学生的特点。学校无家庭职能,对学生的管理也非基于亲权,学校对学生的照顾和保护职责无监护属性。学校违反关照义务造成学生损害的,应承担相应责任,如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有责任能力的受害人或其他学生的不当行为,行为人应就损害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 电子签名认证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 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增加电子签名认证的被信赖度,在未经授权签名的情况下,私钥持有者应享有一定的责任限制。在电子认证业务上,电子认证机构应权衡有效的市场营销与清晰的信息通道之间的成本与收益,如因关联单位、黑客攻击、设备或网络故障等造成的技术故障不宜断然作为电子认证机构的免责理由。面对电子认证机构在纠纷发生时的实际举证优势,有必要出台一套有助于提升用户举证地位的简便方案。
  • “杨佳袭警案”的程序公正问题透视
  • “杨佳袭警案”在司法过程中出现诸多程序公正问题,其包括法律援助律师的指定程序被公然违反;律师会见权遭受不合理的限制;庭审公开通过技术性操纵受到规避;异地管辖未引起慎重对待以及针对证人出庭和重新鉴定的证据申请在裁判理由上发生的懈怠。这种状况集中反映了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司法应当迅速转变这种传统观念。
  • 土地开发领域的行政腐败与反腐败
  • 行政权力的腐败主要发生在三大领域:土地管理,表现在征地行为中;房地产交易,表现在强制拆迁行为中;劳动保障,表现在安全作业管理行为中。天价的房地产业背离了经济规律,也远离了民生,而幕后的鼓动者不再仅仅是唯利是图的商人,还有别有用心的地方官员。面对一批干部倒下的现实,我们至少应该反思三个问题:一是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究竞是什么;二是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与制度上的缺失有何关联;三是目前的官员考核制度存在哪些不足。“群蛀”现象的不断发生,说明了“一查到底,穷追不舍”的精神成为问责制度在廉政建设中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现在更为重要的不是还要制定多少监督制度,而是应对用人制度真正地进行深刻的反思。
  • 医疗损害责任的因果关系证明及举证责任
  • 因果关系是医疗损害责任构成的基本要件之一。在现行司法实践中,对医疗损害责任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采取完全的因果关系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违背了民事诉讼规则中双方的武器平等原则,给医疗机构造成了极大的诉讼压力。因此,对医疗损害责任应当实行有条件的因果关系推定,实行举证责任缓和,在受害患者一方的证明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才能够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由医疗机构举证证明自己的医疗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能够证明者,推翻因果关系推定;不能推翻者,因果关系推定成立。
  • 香港宪制发展与行政主导体制
  • 对香港回归十余年来的行政主导体制的认识必须从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司法机构、选民团体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来认识。从香港回归十余年来的实践来看,香港行政机构受到其他权力部门的挑战,特别是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政治团体的权力主张的挑战。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保障和中央政府的支持,特区的行政主导体制仍然得以维持,但是空间有所压缩。如果欲维护特区的行政主导体制,必须改变行政机构对外部挑战的被动回应,积极行使中央政府对特区的行政授权,并致力于建立广泛的执政联盟。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其他权力部门的尊重和公众的支持,才能真正实现行政机构在宪制构架中的主导作用。
  •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十问
  •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对象应为经营者、消费者与公众以及他们的利益;对经营者应取消“营利性”的限制,凡其行为促进或足以促进其他经营者的竞争,不问是否存在直接竞争关系,皆可视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主体;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宜采取一般条款加特别列举的方式;在禁止性条款上,应根据保护客体的不同,采取“三分法”把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化;为更好地平衡经营者之间、经营者与消费者和公众之间的利益,应合理设置适用除外制度;应取消商品知名度的限定,直接以商业标记是否为“相关公众所周知”作为禁止混同条款适用的前提;应将“不可期待的烦扰”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禁止范畴;单列条款对比较广告进行规制;明确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调整范围和法律适用等方面的差异;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在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成果保护上,呈并列关系。若依反不正当竞争法创设出“公平竞争权”,将有悖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公平竞争秩序的主旨,扭曲其保护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功能,窒息公平竞争。
  • 保险理赔程序及其时限立法规制论——兼评《保险法修订草案》的相关条款
  • 保险理赔关乎被保险人之缔约目的及其权益,为保险立法之重点环节。我国现行《保险法》有关保险理赔之规定可谓“一团乱麻”,理赔程序结构紊乱,理赔期间界限不明,过分偏惠于保险经营者之便利,使其实质上已成为保险人拖赔、惜赔或无理拒赔之“技巧性”工具。《保险法修订草案》对相关规定之修改,不仅不能弥补现行法之疏漏与缺失,反而治丝益棼,徒增新的混乱与争议。未来立法之修改完善,应服膺于公平、尽速理赔之政策目标,着重厘清损失调查勘估之程序,审慎设计损失调查勘估之时限,辅之以预先给付部分金额制度与“惩罚性”之规范技术,督促保险人尽速调查勘估以确定赔付金额;自赔付金额确定之时,毋庸再假保险人以一定时日而须即时给付。
  • 我国仲裁庭组成方式的修改与完善
  • 仲裁庭的组成方式主要有独任仲裁庭与合议仲裁庭。相较而言,独任仲裁庭有利于仲裁效率的提高而合议仲裁庭则更有助于仲裁公平的实现。但从国际商事仲裁通行作法以及仲裁的起源和性质的角度看,作为仲裁庭组成方式之一的独任仲裁庭方式更为可取。我国《仲裁法》应按照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遵循国际通行的作法,对我国仲裁庭组成方式进行修改完善,明确赋予当事人具有决定仲裁庭组成方式的充分自由权,并明确规定我国仲裁庭的组成方式应主要为独任仲裁庭。
  • 关于废止死刑国家的数量统计结论之反思
  • 死刑废止论似乎正在成为一种为刑法学界所广泛接受的理论,而促进此种理论共识的诸多因素之中,极为重要的依据是废止死刑国家的数量统计以及建立在这一数量统计基础上的“废除死刑是一种世界性潮流和趋势”臆想性认识。客观地看待废止死刑国家的真实数量,反思已经被学界全面认可的统计数字的非科学性,并深入思索死刑存废的国际现状,对于立足中国国情去理性地思考死刑的存与废,并警惕学术研究中的数字陷阱和数字诱导,意义重大。
  • 死刑民意及其内部冲突的调查与分析
  • 我国对死刑民意的调查研究存在着调查对象和分析方法上的缺陷。通过对死刑民意的最新调查和统计分析发现,与主张完全赞成死刑和主张完全废除死刑的人数相比,多数人主张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不过调查同时发现,我国民众的死刑观念不仅受到了多种相关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且还存在着明显的内部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民众对死刑的抽象态度与具体态度之间的冲突以及死刑民意的内部情感冲突。我国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引导死刑民意的理性发展。
  • 司法审查与行政性垄断规制
  • 行政性垄断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中的主要责任形式都是“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理论与实务界对此项规定能否兼容司法监督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在现行法适用、行政内部控制与司法控制的功能及利弊比较以及域外做法介绍的基础上,对建立行政性垄断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及其可行路径进行了论证。
  • 上市公司章程中董事选任条款的有效性分析
  • 我国上市公司章程中的反收购条款大部分都集中在董事选任程序上。通过对40家样本公司的分析发现这些条款可被分为:提高股东提出董事候选人提案的持股比例、附加提出董事候选人股东连续持股时间的要求、限制股东提名董事候选人人数、分类董事会等几类。这些条款在增加公司反收购能力的同时也限制了股东对公司管理者的选任之权。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些条款已严重侵害了股东的这一基本权利,应该予以修改。
  • 我国准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建构
  • 诉讼标的牵连型诉讼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诉讼形式,这类诉讼往往因分离诉讼而不能实现共同诉讼促进诉讼经济和裁判统一的功能。本文主张建构准必要共同诉讼制度予以应对,并使准必要共同诉讼和争点效、参加效制度相协调。
  • 论清代九卿定议——以光绪十二年崔霍氏因疯砍死本夫案为例
  • 通过刑科题本中所载之九卿定议题本,分析“九卿会审”与“九卿定议”的区别。指出九卿定议为清代命案审转具题中的特别司法程序,适用于有法外量刑情节的服制命案。因九卿定议之案可能上升为条例,故九卿定议有准立法性质。清代的三法司核拟、九卿定议和皇帝钦定构成完整的司法体系。
  • 2009年《法学》月刊征订启事
  • 《法学》已创刊50余年,是我国诞生最早的两家法学期刊之一,也是当今中国法学期刊中仅有的两家综合性学术月刊之一。多年来,《法学》依托“华政”,立足上海,放眼全球,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历史,勃兴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见证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每一个进步,为海内外法律、法学界所广泛瞩目。
  • 给《法学》投稿请在电子邮箱主题兰写明姓名和文章标题
  • 近年来,越来越多作者的文章是通过本刊编辑部的公共邮箱直接发送过来的,这种方式原本很好,但可惜有些作者在邮件中未写明主题,还有些作者是用外文字母书写,致使我们的编辑在打开前无法识别合法还是非法,常常使编辑部工作人员的邮箱感染病毒,影响日常工作。
  • 法治的正本清源——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的比较》
  • 2008年7月上旬,我在网上看到北大法学院教授朱苏力在中共中央政法委的专题讲座书面稿,题目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的比较》。为了澄清法治的含义,本文对该讲座的内容提出以下几点质疑和分析:第一,法治理念是随消灭封建制度而产生的吗?第二,卢梭是“法治学说的代表人物”吗?第三,19世纪后半叶德国对法治有重要贡献吗?第四,人权概念是因为欧洲国家小才出现的吗?第五,强调司法独立就会破坏中国法治建设吗?第六,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第七,作为国际社会共识的法治姓“资”还是姓“社”?第八,依法治国与法治是同一概念吗?第九,中国有法治的“本土资源”吗?最后作为本文的结论,法治与人权都是人类文明长期发展的产物,尽管一些观念及制度在历史上首先出现在西方国家,但并不因此而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品。
  • 《法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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