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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环境侵权的归责追问
  • 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应该是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相结合。在环境侵权行为归责的适用上,只有在法律有特别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时,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的违法性要件,即为适用无过错责任的特别规定,该违法性应作形式上违法解;凡无特别规定的环境侵权,适用过错责任,其违洳胜要件作实质性违法解。
  • 消费纠纷领域敲诈勒索罪的认定
  • 在消费纠纷领域,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商家侵害而提出索赔,因其存有索赔的正当基础因而就不存在“敲诈”的因素。同时,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前提下,消费者提出向新闻媒体曝光,只要消费者没有说谎,因其不具有“非法性”从而其行为就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要挟”。不仅如此,只要消费者在与商家协商谈判过程中因其提出的索赔数额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就可以排除消费者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
  • 股东对董事诉讼中的商业判断规则
  • 我国《公司法》的修订创建了股东对董事的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拓宽了司法对公司运作的介入。然而在发挥诉讼对股东权益维护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董事权责的平衡和司法对经营世界的尊重。美国的商业判断规则在股东对董事诉讼中具有排除司法实质审查、确立诉讼的证据规则、在派生诉讼中建立用尽内部救济原则的功能。我国在借鉴商业判断规则时,应作成文法化的引进。在司法解释中细化董事的注意义务,明确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条件和商业判断规则的运作程序,完善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
  • 买卖法中瑕疵权利的规制问题
  • 买受人有权拒绝受领瑕疵标的物,由此出卖人的履行行为不发生清偿效力,不发生危险转移。在危险转移之后,应适用瑕疵担保责任规则:买受人可以要求再履行,主张解除或者减价,要求损害赔偿或者偿还无谓支出的费用。为方便法律适用,需要设置一个法律原因引用条文。买受人的瑕疵权利之间存在顺位关系,即再履行具有优先性,其他法律救济仅辅助性地适用。瑕疵权利与其他法律救济之间存在竞合关系。
  •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法制现状及其完善
  •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十分关注金融监管的区域和多边合作,并形成了不具强制约束性、系统性的法律文件。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蔓延再次引起世界各国对于金融监管的高度重视,G20伦敦峰会发表的宣言明确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基本框架,但是仍然未形成卓有成效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因而,建立、健全国际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仍是国际社会需要探索的重要议题。
  • 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基本特征刍议
  • 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机制不宜概括为双轨制或二元制,因为根据《基本法》第158条有关解释权的配置关系和逻辑结构,基本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法院获得的解释权只能是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香港法院因授权获得的解释权不能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固有的解释权相提并论,因为两者的权力性质不同、权力关系不同、地位效力不同、解释权的启动不同。把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概括为“一元双重解释制”或“一元两极主从解释制”较为合适。
  • 积极宪政与当代中国宪政发展的路径选择
  • 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宪政观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消极宪政”,其实质是要打造一个“有限政府”,保护个人不受政府任意干预。这种“消极宪政”虽然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但同时又抑制了国家权力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因此,由“消极宪政”向“积极宪政”的转型,成为20世纪以来宪政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积极宪政所关注的,是在保证对国家权力有效规范和制约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国家权力的能动作用,促进人权保障与社会发展,实现社会正义。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积极宪政。如何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发掘现有政治体制中的制度优势,在依法规范公共权力运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公共权力的积极能动作用,实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是宪政模式与路径选择上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
  • 非驴非马的“河南陪审团”改革当慎行
  • 河南省高院在一起死刑案件的二审中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组成“陪审团”参加庭审,并在庭后就案件的定罪量刑问题发表意见供合议庭参考。对此,法学界都有进行理论上深入检讨和评论的必要:不管是从陪审模式选择上,还是从功能定位上;不管是从陪审人员构成上还是从被告人权利保障上;不管是从适用审级上,还是从配套措施上。而且,学术虽无禁区,但改革应有宪法、法律依据,须遵循常理。
  • 危险犯的具体实践认定
  • 危害公共安全类危险犯,食品、医药类危险犯以及妨害公共卫生类的危险犯为现代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为了维护社会安全,正确适用危险犯的刑法规定成为第一要务。应当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详细确立标准强化对于危险犯的实践认定,为司法实践中具体认定危险犯提供客观有效的标准。
  • 华东政法大学“东方学者”特聘教授招聘启事
  • 根据《上海高校特聘教授(东方学者)岗位计划实施意见(试行)》(见http://www.shmee.gov.cn/html/xxgk/200712/406012007003.php)和学校岗位设置情况,现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华东政法大学“东方学者”特聘教授。
  • 论危险犯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适度扩展
  • 现代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风险,人们的不安全感日益增加,刑法作为最严厉的国家反应,保障安全、促进社会的和谐是其主要任务。因此在刑法中确立危险犯是十分有必要的。我国现行刑法中规定危险犯的条文有十几个,涉及近二十个罪名,从立法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些规定显然是不足的。为了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扩大危险犯的范围是刑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 留置权成立要件规定中的三个争议问题解析
  • 债权人所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不必限于债务人所有,非属于债务人所有的动产上亦可成立留置权且无须以债权人“善意”为条件;债权人留置的动产应当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限定,较之“牵连关系”的界定更为准确和妥当,但“企业之间留置的除外”之规定是否妥当则值得商榷,不如理解或表述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 善意取得情形下转让行为的效力
  • 将善意取得定性为原始取得,并不能回避其所涉及之转让行为的效力问题。如将转让行为界定为物权行为,则受让人的善意可弥补处分权的欠缺而使无权处分行为有效。如将转让行为直接界定为买卖等债权合同,则仍有必要将其效力解释为有效,从而将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关系纳入《合同法》的规范。
  • 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之实现——《物权法》第101条的法解释和适用
  • 在按份共有人对非共有人有偿出让其所享有的共有财产份额或代表该财产份额的共有财产的情况下,其他按份共有人在遵循了与第三人完全相同的交易条件下才享有优先购买权。在出让人执行法院判决和因破产而出让共有财产份额时,按份共有人不享有优先购买权。只有在作为受让人的第三人知晓优先购买权存在的情况下,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才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在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和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发生竞合时,也应以第三人知晓优先购买权的时间作为确定权利优先性的主要标准。
  • 不动产登记机构赔偿责任
  • 《物权法》第21条关于不动产登记机关登记错误的规定仅为原则性规定,立法机关的回避,使得司法实践中对登记错误的处理出现了重大分歧。登记行为的性质应为民事权利公示行为,我国登记机构的审查实际上采用的是实质审查和形式审查相结合的模式。登记机构的赔偿责任应为国家赔偿责任,但是其违法性之认定以侵害民事权利为认定依据。登记机构的损害赔偿为严格责任,但是可以采用举证责任倒置来缓冲。
  • 《物权法》第23条对动产物权变动规则的影响
  • 《物权法》第23条确立的物权变动一般规则不再允许当事人以特别约定排除,这一规定本身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不能据此认为所有权保留制度已无适用的空间。我国关于物权变动的系列相关规定在表述上一直不注重意思要素;《物权法》规定的三种观念交付方式的适用范围应予明确。
  • 民事法律行为之外的原因所致物权变动规则
  • 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不能产生严格意义的物权转让效力。引起物权变动的人民政府决定不仅限于征收决定,《物权法》第30条所言之事实行为除建造、拆除外至少应当包含先占和添附在内。明确标明征收土地四至的征收决定自公告之日起生效,没有标明土地四至的征收决定在实际明确征收土地的地块时生效。在建造行为完成时,建造人取得新建建造物的物权一般只为所有权。即使建造行为没有完成,建造人对于在建工程的整体也应当取得物权。因民事法律行为以外的原因而享有物权的人,处分其不动产而又没有登记的,物权变动没有发生,但当事人之间的债权效力却是依旧有效。
  • 《物权法》适用过程中若干疑难问题研究——《物权法》颁布后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物权法》的贯彻实施提出了进一步的明确要求,但征收过程中对公共利益认定仍存在问题,如是否排斥商业性开发、公共利益类型化、公共利益认定程序保障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作为被征收的主体时,征收部门在征收补偿中应遵循同地同价、足额补偿等原则,并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
  • 地方政府驻京办事机构的民事活动之规制
  • 企业驻京办事机构是企业的外派办事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故无权以自己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各驻京办事机构一般都拥有自己的房产、车辆,还下设提供住宿、餐饮的服务机构。这些机构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具有行政级别。异域“驻京办”展示了完全不同的情形。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均在东京设有办事处,它们是日本地方政府实行地方自治的一个典型机构,但各会馆只是个办公机构,根本没有设招待所之类的设施。俄罗斯,各联邦主体也都在莫斯科保留或设立了办事处,各办事处都是纯粹的政府机构,被严格禁止参与商业性的经营活动。德国各州政府“驻柏办”只是一个政府性质的宣传文化服务机构,其人员属于公务员。
  •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制现代化议题
  • 全球化意味着全球舞台上各个国家与民族必须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以及一定程度的相互妥协。全球性法律重构概念的理解需在两个基本的规定性上展开,意在阐释三个层面的内容。树立全球性视野,需要我们超越法律发展问题上的狭隘的东西方主义模式观,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自主型法制现代化道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一个能够依法充分行使公共管理权能的强大国家的存在,需要依靠政府的强有力的依法调控干预,需要更加关切社会正义与平等,以此架构公正有序的市场竞争规则体系,有效地规制资本与市场的无节制的不公平的扩张,进而促进社会利益需求的平衡发展。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必须与我国的传统、条件相契合,能够反映中国风格与民族法律精神。
  • 中国的法治主义:背景分析(下)
  • 四、回归常态政治 重提法制话题,意味着回归常识理性,不仅是对“文革”的拨乱反正,而且是对百年激进狂潮的戛然矫正,在痛加反省“激进反传统主义”的基础上,重回政治常规,以常态政治而非异常政治重启政治进程,导引社会建设,进求全体公民的政治和解与和平共处。所谓“极左”思潮以及此前源于“五四”的左翼政治力量,一本于激进反传统主义,
  • 给《法学》投稿请在电子邮箱主题栏写明姓名和文章标题
  • 近年来,越来越多作者的文章是通过本刊编辑部的公共邮箱直接发送过来的,这种方式原本很好,但可惜有些作者在邮件中未写明主题,还有些作者是用外文字母书写,致使我们的编辑在打开前无法识别合法还是非法,
  • 本刊选稿用稿“十六字标准”
  • “结合实际,有的放矢”、“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本刊结合自身情况,经长期摸索针对不同内容的稿件概括出来的选稿用稿标准。本刊编辑部许多年来一直按这个标准在选稿用稿,今后会更加明确地坚持这个标准。
  •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实行特赦的时代价值与构想
  • 值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一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刻,应否适时行赦以及如何行赦,已经成为关涉国家法治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重大现实问题。此时实行特赦具有重大的刑事政策意义与重大的时代价值。应从特赦的方式、条件、程序以及特赦的对象等方面进行分析,为进行特赦提供理论准备。
  • [争鸣]
    环境侵权的归责追问(马洪)
    消费纠纷领域敲诈勒索罪的认定(肖本山)
    [论文]
    股东对董事诉讼中的商业判断规则(刘迎霜)
    买卖法中瑕疵权利的规制问题(杜景林)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法制现状及其完善(胡晓红)
    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基本特征刍议(邹平学)
    积极宪政与当代中国宪政发展的路径选择(殷啸虎)
    [法务时评]
    非驴非马的“河南陪审团”改革当慎行(汪建成)
    [法律实务]
    危险犯的具体实践认定(周建中 胡佳 曹俊华)
    华东政法大学“东方学者”特聘教授招聘启事
    论危险犯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适度扩展(华关根 王媛媛 冯云)
    [专题研究]
    留置权成立要件规定中的三个争议问题解析(刘保玉)
    善意取得情形下转让行为的效力(刘家安)
    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之实现——《物权法》第101条的法解释和适用(张礼洪)
    不动产登记机构赔偿责任(姚辉)
    《物权法》第23条对动产物权变动规则的影响(罗昆)
    民事法律行为之外的原因所致物权变动规则(屈茂辉)
    《物权法》适用过程中若干疑难问题研究——《物权法》颁布后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中的若干法律问题(王利明)
    [专论]
    地方政府驻京办事机构的民事活动之规制(姜朋)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制现代化议题(公丕祥)
    中国的法治主义:背景分析(下)(许章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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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选稿用稿“十六字标准”
    [特稿]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实行特赦的时代价值与构想(高铭暄 赵秉志 阴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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