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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取消职工上下班途中事故伤害工伤认定应慎行
  • 国务院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工伤保险条例修正案(送审稿)》,拟取消职工上下班途中机动车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的规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现行法律制度下,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补偿、民事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补偿对受害人的保障各有利弊。工伤认定过程中的操作难等属于法律适用的技术性问题。国际劳工组织的有关公约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均规定职工上下班途中事故属于工伤。我国应保留并完善职工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认定工伤的规定,且宜将上下班途中界定为在合理的时间内、经过合理的路线;非机动车事故伤害亦应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采用补充模式保障受害人获得完全补偿(赔偿),同时赋予工伤保险机构或用人单位对交通事故加害人享有代位求偿权。
  • 高校招生制度与公民平等受教育权——高校招生与受教育机会平等
  • 长期以来,高校录取标准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别对待,同一所高校对各地考生设置了截然不同的标准,来自不同省市的考生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受教育机会。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46条明确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这表明中国公民的受教育权应该受到国家的平等保护,而不应该因户籍地等不相关因素而受到歧视。高校招生制度是否符合宪法对平等受教育权的规定?如何改革招生和考试制度,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如何处理权利平等、区域均衡和特殊照顾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理性探讨。
  • “高考移民”现象的宪法学思考
  • 《中国青年报》2009年7月30日一篇题为“洛阳:高考移民成公开产业”的报道,把人们的眼球再一次聚拢到“高考移民”的问题上。在高考过后,《洛阳晚报》上不时出现一些小广告,为外地的私立中学招揽生源,口号是:“到重庆上高中,考大学更轻松。”国家规定,在某地参加高考的必要条件是当地户籍和学籍须满3年,但这些学校个个“灵活”得很,它们有办法迁移户口,
  • 促进受教育权平等须推进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
  • 我国重点高校在各地的招生指标,存在着十分不均衡的问题。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孩子上北京大学的几率(以当地招生数/当地考生数)是河南孩子的60倍、浙江孩子上浙江大学的几率是江西孩子的30倍、山东孩子上山东大学的几率是广东的36倍。这种不均衡,显然违反了宪法关于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规定。
  • 部属高校“地方化”与受教育权平等
  • 作为国家设立的大学,部属高校不管设在哪个地区,在招生中都应当坚持全国范围内的平等。但是多年来,部属高校在招生中都按地区事先确定录取指标,而在分配招生指标过程中普遍向本地倾斜,分配给学校所在省市的招生指标大大超过其他地区,从而导致部属高校的“人为地方化”。2000年后的五六年间,一些部属高校的招生指标出现了高度“人为地方化”的浪潮。
  • 平等保护公教育权如何成为可能——浙江大学调研引发的省思
  • 邦纳罗蒂指出:“教育之所以是平等的,是因为人人同样是祖国亲爱的孩子,是因为人人都有同样的权利享受在不平等制度下势必受到破坏的幸福,是因为从教育的平等当中应当产生最广泛的政治上的平等。”但是在中国,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仍然是最严重也最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我国部属院校现行的招生制度,探究其违背公平正义之主要原因所在,
  • 我国高等法学教育需要转换理念
  • 目前,中国的高等法学教育正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批评。尽管如此,中国高等法学教育的进步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可以通过“质”与“量”两个方面的指标予以证成。不过,与中国高等法学教育发展的进步趋势相比,高等法学教育的理念却相对滞后,这是一个值得迫切关注的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经过近六十年的发展,中国高等法学教育应当从精英定位的法学教育理念回归到社会服务定位的法学教育理念,这才是中国高等法学教育,乃至中国法治的出路。
  • 美国公司治理评级的法律与政策之反思——兼及对我国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影响
  • 公司高管薪酬严重失范,极大地提升了社会对公司治理评级的需求,因为对公司治理的“定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大量的文献梳理和经验研究却表明,公司治理评级机构所赖以运作的法律与政策,评级机构身陷利益冲突等结构性困局。“削足适履”式的评级理念和评级方法对公司治理创新之抑制,均使公司治理评级机制离期望值相去甚远。我国亟需确立“遵守”或“披露”的公司治理评级路径,增设雇员评价为一项弹性标准,披露治理评级的标准和方法,完善评级机构的法律责任。
  • 货币所有权归属及其流转规则——对“占有即所有”原则的质疑
  • 货币为民法上的特殊动产,既是一种有形之物,又是一种具有高度替代性的种类物和消费物。货币的特殊性并不表明在货币的占有与所有问题上法律必须采所谓“占有即所有”原则。依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规则规范货币所有权的归属问题,既能保护交易之安全,也能兼顾所有之安全。
  • 从“美国赌博和博彩服务案”看WTO框架下的知识产权跨协定报复授权
  • WTO争端解决机构迄今作出的两项有关知识产权跨协定报复授权,都发生在弱小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寻求报复发达国家成员的情况下,争端解决机构采用宽松和灵活的审查标准和解释方法,使知识产权跨协定报复成为了一种现实的可能。这一报复方式能在构成对违反WTO协定的发达国家成员的有力威慑的同时,减少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损害。该方法也可以兼顾对WTO报复机制的不同观点,虽然也有潜在的负面因素,但只要执行得当,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可以预见,争端解决机构未来仍可能会谨慎地授权知识产权跨协定报复。中国作为潜在的报复对象,应考虑应对之策。
  • 确立先例标准促进死缓适用之规范化
  • 死缓先例是指法官在审理死刑案件过程中确立的个性化死缓适用规则,是对死缓法律规定所作的个性化解释。死缓先例是目前规范死缓裁量最为可行的方法。死缓先例制度的价值在于通过明确死缓适用标准,守护中国刑法的第二条生死分界线,践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完善死缓先例制度应该循序渐进地通过建立死缓裁判规范体系、编撰死缓先例、死缓先例法制化来实现。
  • 动产抵押登记效力规则的独立性解析
  • 基于对美国《统一商法典》动产担保利益的理论继受,我国《物权法》规定了动产抵押权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规则是动产抵押登记规则。但在登记的交易安全保护以及优先顺位规则上,应澄清其与登记设权效力规则、善意取得规则之间的关系,并在既有的法律框架中梳理出动产抵押登记的独立效力规则。应在美国《统一商法典》中寻求我国动产抵押权的制度渊源,以填补我国相关法律漏洞或解释我国相关法律,同时兼顾我国物权法的基本框架。当前我国物权立法已经发展出多元的物权公示模式,打破了德国法的物权法框架,应当说,独特的中国物权法体系正在形成。
  • 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规范问题
  • 主流观念中公司社会责任的宽泛内容,不是公司法所能承受的。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内容的规范,应当与公司法的基本任务相吻合,与公司法的基本制度内容相关联,与公司法的基本属性相适应。因此,可以从基本理念的宣示、主要制度的完善和运作机制的改进三个方面进行规范。公司法对承担社会责任主体的规定,应当以公司为主体在理念性层面进行概括规范;以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为主体在实施性层面进行适度规范。
  • 《物权法》第24条规定对船舶所有权变动的影响
  • 我国《物权法》沿袭了《海商法》的相关规定,对船舶所有权的移转采取了公示对抗主义的模式。然而,在公示对抗主义下,物权变动的内部效力和外部效力相脱离,带来所有权基本属性的不确定和对不特定第三人利益的潜在威胁。船舶作为一种特殊的物,其性质介于动产和不动产之间。因此,登记对抗主义可以有效兼顾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的需求,相较于登记要件主义更适合船舶的特殊属性。
  • 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形式的选择
  • 无论从各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历史发展来看,还是从我国目前国际私法立法的现状来看,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都应该选择法典形式。对其体系结构的选择应该采取总分结构,总则主要是关于国际私法基本原则的规定,分则不仅包括法律适用规则,也应包括国际民事程序方面的规则。
  • 社会转型中案例指导制度的性质定位与价值维度
  • 案例指导制度是司法改革对社会转型提出的时代课题所作的理性回应,是我国司法现代化的生成之物。它是基于审级监督权对法律适用进行规范的司法制度,不是司法解释形式,也不是法律补漏路径,更不是法官造法的壮举。案例指导制度在社会转型的时代境遇下彰显着司法法治机制的运行规律,它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获得法治信仰的可靠途径,是各级人民法院提升司法能力的有效手段,也为预防司法腐败配置了合理的保障措施,是完善上下级法院之间审级监督法治机制的关键环节,并且为中国法学研究提供了客观、准确的本土样本,其价值是多维度的。
  • 死刑指定辩护的现状与完善——以南通市一审死刑刑事案件为例
  • 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当前我国死刑政策发生重大转变之际,死刑指定辩护能否满足“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政策的要求,指定辩护的实际运行效果如何,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当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后,该问题更是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和决策者的关注。应通过实证的方式对死刑指定辩护的运行现状进行考查,总结经验,分析成败得失;应将指定辩护向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前移,采用集中式为主、撒网式为辅的方式指定辩护人,从而提高辩护的专业化水平。
  • 严重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酌定标准
  • 在审理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中,酌定量刑情节则是判断是否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重要依据,也是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重要措施。有必要针对其中一些常见的酌定量刑情节从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等方面制定规范性标准,对其是否适用死刑以及如何适用死刑作出确定性评价,并以此统一、协调暴力犯罪死刑的具体适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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