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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2011年《法学》月刊征稿、征订启事
  • 《法学》月刊已经创刊50余年,由华东政法大学主办,是我国诞生最早的两家法学期刊之一,也是当今中国法学期刊中为数不多的综合性学术月刊之一。《法学》杂志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历史,勃兴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见证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每一个进步,为海内外法律、法学界所瞩目。
  • “天价边路赛案”波折与法理思考:生效判决犹在公诉焉能撤回——评“天价过路费案”之公诉撤回
  • 同级法院裁判已经宣告,在该裁判尚未撤销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不能撤回公诉。平顶山市法检两院的做法违反程序规范,违背诉讼法理,同时带来已启动的再审程序难以推进并难以做出裁判的实践难题。反思该案处理,需要坚持“两个效果”相统一,严格依法办事;需要完善刑事诉讼法关于撤诉的规定;需要建立适合再审特点并适应冤案再审需要的独立的再审审理与裁判程序。
  • “天价过路费案”定性分析
  • “天价过路费案”存在诸多争议,但其中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予以澄清:我国《刑法》第266条中的“财物”一词实际上包含了财产性利益的内容,因而骗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完全可以成立诈骗罪;增加收益和减少支出均可以成为诈骗罪的表现形式,骗免通行费本质上属于非法骗取他人财物;无论本案行为人所使用的军车牌是真抑或是假,其骗免通行费的行为都可以构成诈骗罪;本案行为人并不构成非法使用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抑或合同诈骗罪。
  • “天价过路费案”对法律常识的偏离
  • “天价过路费案”之所以荒唐是因为司法对常识产生了严重的偏离。在“天价过路费案”中,时建锋诈骗数额巨大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前提是高速公路的暴利合法化。暴利为不正当利益,自不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本案审判机关对“诈骗”数字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被告主观善恶的关注。本案被告最终被处以无期徒刑,显然违背了“刑罚关注的主要是行为而不是结果”这一常理。而结合其成本与收益等具体情形来看,被告行为也可以被看作是“被迫的犯罪”。由于“被迫的犯罪”在道德上极大地弱化了其应责性,因而也就决定了它不能作为刑罚的重点打击对象。只有纠正司法对于常识的上述偏离,法律才能步出幼稚而进步。
  • 错误的纠错——评河南省高院对“天价过路费案”的处理
  • 在司法为民理念指导下的司法活动应当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回应广大老百姓和媒体的期待,但是,司法纠错行为并对相关人员进行问责,应当遵循审判规律,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而不能一味地以政治作秀的方式处理。河南省高院对时建锋天价过路费案的处理过程仓促、草率,高院过早介入该案并做出实体处理系有违程序正当性,对办案法院及法官处分权限及内容违法,河南高院副院长对媒体发表对该案的适用法律意见不适当。
  • 不成文宪法研究的几个问题
  • 不成文宪法本是个“宪法文化类型”的概念,不是宪法渊源的概念。只有规范与牵制权力运行的规范才可能是不成文宪法。任何完法的精神都当是“人的自由与解放”,侵犯人的尊严的规范不可能是不成文宪法。判断不成文宪法当遵守三大标准:符合宪法精神、不违反宪法典、具有宪法位阶。。不成文宪法的存在依赖不成文宪政,而世界上不存在任何“违反宪法文本”的“宪政”。不成文宪法的学理基础不能仅仅来源于经验性事实,它必须同时源于价值预设。中国是否存在不成文宪法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任何权力扩张行为及其规范都当排除在外,“强权≠宪法”当是宪法学的金科玉律。
  • 法规变动与信赖利益保护
  • 法规变动是法治社会的常态。实践中法规的变动可分为四种,即新法规对旧法规没有规定的内容作出了新的规定、新法规对旧法规已有的规定作出了不同的新规定、法规规定没有变动但有权机关对法规的内容重新进行了解释、法规规定没有变动但执法机关对法规作出了不同于既往案例的新见解。这四种情形下所形成的信赖利益各有不同,保护的措施和方式也有所侧重。既可以分别采取存续保障、损失补偿或者制定过渡条款方式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也可在立法、执法和司法时分别采取不同方式进行。
  • 患者隐私权定位与保护论
  • 患者隐私权不是独立权利类型,其与隐私权系属种关系。医疗活动中存在的患者隐私易被侵犯性和认定保护的复杂性决定了医患关系中对患者隐私保护的重要性,故立法单立条款予以重申具有合理性。在认定和保护患者隐私时,法院应关注各种权利边界,尤其在针对个案运用法益衡量法时,须充分考量各种因素慎重处理患者隐私与医方等知情关系,合理适度地平衡各方利益。
  • 论财产税法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之强化
  • 我国贫富差距呈现“全范围、多层次”扩大之势的原因之一就是现行所得税法对“五色收入”的调控不力,尤其是“血色收入”、“金色收入”、“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大都游离于所得税法的调控范围之外。财产税法是对财产的存量征税,是对所得税法调控功能的有益补充。长期以来我国税法学界将财产税法置于研究的边缘地带,导致实践中财产税法调控功能的弱化,甚至出现“逆调节”的现象。因此,研究财产税法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信用评级机构法律监管困境及金融危机后的改革出路
  • 美国次贷危机再次暴露出信用评级机构的法律监管困境,即现行信用评级机构“发行人付费”收入模式存在根深蒂固的利益冲突问题。信用评级机构以“声誉”机制辩解,但存在重大理论缺陷和失败的经验事实证据。现行评级机构法律监管体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模式利益冲突的矛盾。信用评级机构未来的改革出路亟需解决利益冲突之困,可能的方案包括设立公共评级机构、恢复“订购人付费”模式、评级机构承担法律责任、政府付费购买评级服务等。
  • 业主大会法律制度探微
  •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共同构成我国区分所有建筑物自治管理的两大支柱机构。业主大会会议应由全体业主组成,包括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两种,全体业主和各单个业主对业主大会享有相应的权利和承担一定的义务。业主大会只有经一定程序由有权召集的人召集,其所作的决议方才发生法律效力。业主大会表决权大小的计算标准,应依专有部分的面积与建筑物专有部分总面积的比例确定。业主大会的会议决议包括一致决与多数决两种方法,所作出的决议不得违反管理规约。业主大会的决定既约束业主,也约束区分所有权的概括继受人与特定继受人。业主大会的召集程序或决议方法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管理规约时,业主得于决议后一定期间内请求法院撤销其决议(决定);业主大会会议决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管理规约时无效。
  • 一国两制下法律体系延续原则的挑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行政法规的地位
  • 随着1999年12月20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成立,澳门的宪政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取代《澳门组织章程》而成为澳门新的宪制性文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正式生效。“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的方针正式在澳门实施。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生效初期,遇到了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是,行政长官制定的行政法规废止了特区成立前由澳督制定的法令,这在法律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因为普遍意见都认为这有违法律体系延续原则。之后,随着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于2009年7月27日颁布第13/2009号法律,上述问题才暂告一段落。
  • 云计算、技术中立与版权责任
  • 作为作品传播技术的云计算使得技术中立原则所强调的技术(设备)与服务之间的区分变得模糊,因而需要重构技术提供者的版权责任规则。技术中立原则既不能使技术提供者将商业模式建立在侵犯版权的基础上,也不构成权利人控制技术市场的理由。以技术提供者服务或技术提供行为的可归责性为中心,回归侵权法上的过错责任原则,借鉴产品责任法的“合理替代设计”标准,合理的第三方责任规则将促进技术发展者和版权人之间的合作。云计算传播作品的方式难以为版权人所享有的传统财产权所涵盖,其服务提供者承担直接责任的可能性较低;但为鼓励作品创作之目的,有必要扩张出租权的适用范围,以保护版权人的合法利益。
  • 非标准就业的经济分析与法律调整
  • 劳动力资源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它的配置方式必然会影响初次分配的公平、经济增长的方式和速度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我国政府和学界混用“非正规就业”和“非标准就业”的概念,对我国非标准(灵活就业)就业的规模和消极影响估计不足,形成了加快发展灵活就业形式的认识误区。这种畸形的就业模式和雇佣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企业对低劳动成本的路径依赖以及产品升级和技术革新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导致了初次分配的严重不公,尤其是因对农民工群体的低成本压榨导致了近年来的用工短缺问题。为解决畸形雇佣模式所带来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在政策导向和法律制度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度降低我国非标准就业劳动者的比例,提高其职业稳定度。
  • 美国死刑制度的宪法法理及其未来以——Kennedy v.Louisiana案为例
  •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限制死刑的同时保留了死刑。其死刑判决的宪法法理融合了两个要素:一方面,刑事司法的目的就是要让罪犯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以便实现报应正义;另一方面,宪法又明文禁止“残忍与异常的刑罚”。结果,联邦最高法院将其死刑法理和“与时俱进的文明标准”绑在一起,而“与时俱进的文明标准”又以“举国一致的共识”这一民意尺度来衡量,所以联邦最高法院最终把关国死刑制度的未来转交给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民意。把死刑判决与民意结合在一起,在增加了死刑判决合法性的同时,联邦最高法院也把死刑制度置于一个开放的民主决策体系之中,不肯越过民主程序一举废除死刑。因此,就未来而言,如果民意倾向于废除死刑,美国就有可能废除死刑,如果民意支持更多地适用死刑,也有可能保留死刑,甚至增加死刑的适用。
  • 美国抵押贷款证券化中的消费者保护问题
  • 在美国抵押贷款市场上,典型的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便是掠夺性贷款。对此美国从联邦到各州都有相应的立法,虽然一方面发挥了保护消费者金融权利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不少缺陷。特别是在金融市场贷款证券化日趋泛化之际,面对证券化复杂的结构,原有法律架构凸显出明显落后于金融创新的不足。这些问题对于初始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中国而言,无疑带来了许多宝贵的启示。
  • 论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与体系定位
  • 较之于显失公平的单一要件说,采取二重要件说更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符合比较法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立法及司法的本意。依体系解释可知,显失公平制度三位一体,由三个层级的法条构成,首先表现为不完全法条的公平原则,其次具体化为显失公平的效力规则,再次具体化为主要规定客观要件的其他完全法条。在逻辑上,显失公平的合同类型仅为双务合同与显失公平制度的救济对象仅为消费者这两个流行命题难以成立。
  • 也论抢劫信用卡并使用行为之定性——与刘明祥教授商榷
  • 信用卡作为一种金融凭证,与其所记载的财物内容既具有一体性,也具有分离性,其性质上相当于一个电子钱包(存物柜),具有财产的本质属性,可以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抢劫信用卡即使不使用,一般亦构成抢劫罪,但该种情形不能评价为抢劫罪既遂。抢劫信用卡并使用的,其评价的重心应立足于抢劫行为本身,不管是当场使用还是事后使用所抢得的信用卡,均应评价为抢劫罪,而无需将事后使用行为单独评价为信用卡诈骗罪。
  • 贩卖毒品罪未遂标准的正本清源
  • 司法实践中关于贩卖毒品罪的未遂标准问题值得反思。贩卖毒品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应以行为人是否实际交付毒品为标准。行为人已经实际交付毒品的是贩卖毒品罪的既遂;行为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尚未实际交付毒品的是贩卖毒品罪的未遂。以是否实际完成毒品交付作为判断贩卖毒品罪既遂和未遂的标准,既是基于既遂形态对行为犯量的规定性,也是由既遂形态对行为犯质的规定性所决定的,这一标准符合犯罪“未得逞”的事实和本质特征。对于实践中常见的因价格谈不拢或因交易对象变更而未完成毒品交易的情形,应当按照贩卖毒品罪的未遂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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