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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论党委政法委员会之改革
  • 党委政法委员会(政法小组)制度原本是一个党内的"智库"性质的机构,在1958年开始的党政不分的人治潮流中,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不受宪法约束、不受正当程序约束的事实上的审判机构,它是极端人治体制的产物与组成部分,对中国人民构成了极大的伤害,最终也在文化大革命中毁灭了自身。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废止了政法委员会制度下的党委审批案件制度,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1988年党中央撤销政法委员会的努力至今没有完成。政法委员会在党委外形成一个中心,不利于党的领导。政法委员会制度与宪法规定的公检法三家分工制约的宪政体系格格不入,对司法公正构成根本性的伤害。因此,要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废除政法委员会势在必行。
  • 委员长会议之设置和权限探讨
  • 我国宪法对委员长会议的定性为"处理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是适当的,表明其不是决策机构或权力机构,而是处理常委会日常工作的事务性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25条将其职权细化为四个方面也是合宪合理的,但《立法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对委员长会议的有关规定却超出了处理常委会"重要日常工作"的范围,有违宪之嫌。在实践中,委员长会议更是权力膨胀,几乎成为常委会的领导机关。
  • 论人大代表提案权的有效行使
  • 人大代表议案是代表实现代议职能的基本载体,提出议案是代表履职的重要形式。现有关于代表提案的法律规范尚欠缺完整性、明确性、具体性。实践中代表的提案行为不尽规范,代表议案的质量不尽如人意。人大代表提案权的有效实现有赖于对代表提案权职权属性的正确认识、议案产生机制的优化以及人大代表提案能力的提升等。议案产生过程中需要明确议案构成要件,细化议案的内容范围,增设议案产生的前置程序,允许委托起草主体以增强专业性,宽限议案的提交期限,规定辩论程序等。当然有关代表选拔竞争机制的建立、兼职制度的改造、代表权利保障的巩固等等配套制度也会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 身份证取得时强制性采集指纹行为的宪法分析
  • 建立于户籍管理制度基础上的身份证制度决定了其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强于身份证明的功能,也决定了其属性上偏重于强制性领取与使用的义务而不是公民选择性的权利。指纹是辨识个人身份的生物性特征,与个人的隐私与人格密切相关。人体指纹一旦被采集形成记录,不论是图像还是数字编码,都形成了公民的一项个人信息,理应由公民决定其何时、何地以及以何种方式被采集与使用。身份证取得时强制性采集指纹行为属于干预性、义务性的行政行为,是国家公权力限制公民权利的权力性行为,理应得经受宪法的考验。身份证取得时强制性采集指纹的行为既有违目的上的妥当性原则,也有违手段上的必要性原则,而每一公民因被强制性采集指纹而产生的潜在权益损失与所欲实现的利益相较,则明显有违合比例性原则。
  • 劳动法上待命时间争议的认定
  • 劳动法上,因待命时间(目前主要是值班时间)引发的工资支付争议越来越多。国家层面相关法规之缺失,地方性规定之不同,造成了各地法院针对值班时间是否认定为工作时间的判决呈现出"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我国对待命时间是否认定为工作时间认定标准的缺失,既损害了劳动者权益,又克减了法律权威,因此,构建相关规范实有必要。
  • 法院不宜依职权对临时性救济措施决定再审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19条规定法院可对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等临时性救济的裁定决定再审,但当事人不能申请再审,检察院不能抗诉要求再审。该规定与实际司法实践相脱节,与临时性救济的法律性质、法律效力相违背,也与临时性救济本身已有的救济途径相冲突,还与新司法解释的再审规定相矛盾。临时性救济的法律性质是假扣押、假处分,只具有临时性、救急性;其没有既判力,只是中间裁判、附随裁判,故法院不能决定再审。有鉴于此,最高法院应该清理或废止相关司法解释了。
  • 宏观调控的可诉性之辨
  • 主张宏观调控不具可诉性的观点,其实并未能准确地把握国家行为不可诉性的本质,也与法的可诉性内涵不符。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所内涵的是宏观调控的法律责任。法院对宏观调控司法审查的内容并非是指宏观调控的内容及其结果,而是指出台的宏观调控决定是否与宪法或其上位法有冲突、是否违反了宏观调控的程序规范、是否损害在先的合法个人权益和集体权益等。宏观调控的可诉性可通过宏观调控立法的法律责任规范和宏观调控主体法律责任规范得到构建,并通过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审查来实现。
  • 网络言论在公民基本权利平衡实现中的地位
  •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网络参与平台的不断开发更新,网络言论成为公民参与网络的重要形式并显现出极度繁荣的状态。但与之相伴随的却是网络言论发展中如"网络犯罪"、"网络侵权"、"网络谣言"等诸多隐忧。面对这一情况,公民主要从实现言论自由的角度出发对网络言论持欢迎态度,而公权力则基于"维稳"的需要对网络言论的态度显现出忧虑。应以能否促进公民基本权利的平衡实现和保护为标准,衡量和评价网络言论中存在的问题。应清晰认识到网络言论发展的不可避免和不可遏制,从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角度界定法权,恰当处理好网络言论中存在的问题。
  • 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之质疑
  • 通说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的理论基础在于共同侵权,但其既与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不相符,又存在价值取向不均衡的正当性不足;同时,还造成了诸多司法实践操作难题,导致了实践选择与相关立法和理论的脱离。无论是从价值选择、实践操作还是从比较法经验等来看,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之间的侵权责任都应界定为数人加害行为的按份责任。
  • 对现代条约本质的再认识
  • 条约理论虽然基本上借鉴了私法契约的原理,但是契约并不能解释和说明所有类型的条约。"条约契约说"掩盖和屏蔽了不同类型条约的本质差异。运用和引入私法之法律行为理论,区分国家"意思表示"与"意思表决",论证多边条约与国际组织公约的决议性质,可以揭示条约之国家意思互动的本质。认识条约本质对于区别研究双边条约与多边条约的解释方法和缔结程序等具有重要意义,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条约法的理论,为我国的缔约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法律实施
  • 1980年至2010年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制定新的国会立法而实现的;第二阶段是通过威胁制定针对人民币汇率的贸易法案而实现的;第三阶段以积极实施作为美国外贸法一部分的WTO协定、修改美国反补贴法的内容而实现的;第四阶段则是通过加大外贸法的实施力度而实现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原则已基本定型,该原则在扩大出口、限制进口方面的具体体现以及美国总统和国会在实施贸易法律和政策上的相互配合,使得对华出口的"矛"的功能与限制中国出口保护贸易的"盾"的功能都发挥得比较充分,从而对中美贸易产生影响。
  • “黑监狱”现象批判
  • 据《北京晨报》报道:2011年8月初,部分媒体刊称,位于北京昌平七里渠有一处"黑监狱",专门非法关押外地进京上访的人员。2011年11月30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兵首次在公开场合通报了昌平"黑监狱"事件。通报称,这个"黑监狱"的负责人原是一家保安公司的员工,后来从这家保安公司辞职后,纠集了15名人员,以帮助地方政府维稳为名,与5个省市的政府签订协议,专门帮助地方政府拦截上访人员获利,并将上访人员安置在位于昌平七里渠的一个地方进行非法羁押。
  • “黑监狱”事件折射地方“维稳观念”的偏差
  • 老百姓为什么喜欢进京"告御状"?值得人们进行深度的思考。其原因在于:在一些地方,公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和资本没有被控制的经济基础。具有扩张属性的公权力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相联姻,共同对一些民众进行欺压,这是社会不公正的制度根源,也是社会底层民众最受伤害的原因所在。由于维稳观念的偏差,社会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稳定,上访现象就会此伏彼起。
  • “黑监狱”行为未及时成案的司法逻辑透视
  • "黑监狱"未及时成案反映了司法实践中社会危害性判断既超越法律标准又撇开行为评价的逻辑。法益侵害性判断可以避免社会危害性判断超越法律标准的弊端,但仍难避免越过行为而直指行为效果的评价误区,故难以解释这种未及时成案现象。刑法作为追诉规范,要求控方把行为的规范违反性判断作为逻辑起点,而"黑监狱"未及时成案在司法逻辑上正是由于违背了此点。
  • 论死缓犯限制减刑的程序问题——从对《刑法》第50条第2款的法理分析引入
  • 《刑法》第50条第2款有关对死缓犯限制减刑的规定应理解为,人民法院在对死刑缓期2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时,根据其犯罪情节中的主观部分以及其在死缓考验期内的表现作出是否限制减刑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将限制减刑的适用置于定罪量刑阶段所依据理由缺少说服力。对死缓犯限制减刑的程序设计,应置于死缓变更程序中予以一并解决;通过完善死缓变更程序,在充分保障被执行人权益的前提下,妥善解决如何适用限制减刑的问题。
  • 论空白罪状的明确性
  • 作为罪状之一种,空白罪状仅仅对罪名及法定刑作了明确的规定,而将犯罪构成要件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委诸于其他规范或制度加以填补和充实,这就导致空白罪状对刑法的明确性原则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也影响到实务部门对空白罪状的理解与适用。由于空白罪状的全部或部分构成要件需要参照其他规范或制度才能确定,因此,一个明确的空白罪状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从规定空白罪状的刑法条文来看,它必须指明行为所违反的规范或制度的名称;从被参照的相关规范或制度来看,其内容应该是清晰明白的,而不是含混模糊的。
  • 金融检察的一体化与模式构建——美国金融检察的监管功能:以暂缓起诉协议为例
  • 由于金融体系自身的公共产品属性以及其固有的负外部性,金融监管不可或缺,成为建立和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的必要手段。实践中不同的司法体系选择了不同的金融检察职能模式。金融检察的一体化成为近年来检察工作的一项主要改革举措。2011年年底,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金融检察专业委员会在上海成立。本组笔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笔谈的主旨是在金融检察一体化的基础上,认清目前的趋势和面临的困难,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捕诉关系。认清“捕诉分立”和“捕诉合一”的利弊,构建“捕诉衔接”模式;同时,注重完善金融检察内部制约机制,避免过度衔接和“以诉代捕”。
  • 金融检察介入金融监管的实践与探索
  • 一、金融检察介入金融监管的原因和作用 (一)金融监管存在"真空"需建立多层次的法律监管体系予以完善金融市场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创新,但金融创新却天生具有规避监管的属性。由此,金融监管始终落后于金融创新,形成一个创新——监管——再创新——再监管的循环。目前,我国实行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加上金融创新不断产生兼有银行、证券、保险属性的金融"混血"产品,导致了明显的监管竞争和监管缝隙。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存在着规模巨大的非正规金融(又称地下金融)行为,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在我国对金融业实行市场准人的现状下,
  • 检察一体化与金融检察专门机构职能模式选择
  • 一、金融检察专门机构职能模式评析 金融检察专门机构,是指依法专门成立并办理金融案件、履行金融检察职能的机构,包括履行金融检察职能的派出检察院、检察处、检察科、检察室(不包括履行金融检察职能的办案组)。设立金融检察专门机构,就是要打破以往诉讼阶段为划分标准的检察权配置模式,从而实现以保障金融秩序为出发点,以拓展金融领域法律监督权为目标,以检察权二次配置为实质的一次探索和实践。在此基础上,金融检察专门机构需要与相应的业务主管部门明确职能分工、权责范围,形成整体统筹、上下一体、沟通顺畅的金融检察专门机构的一体化职能模式。
  • 《法学》注释体例
  • 一、注释方式 《法学》文章注释采用当页注,全文连续注码,注码放标点之后。注码号为①、②、③等等。相邻的两个注释若完全相同,用"同上注",如果主体部分相同而页码不同,则后面再加注页码,如"同上注,第36页"。有间隔的两个完全相同的注释,不论是否在同一页,均写为"同前注n"加作者文或书的形式,如"同前注③,沈宗灵文"、"同前注④,张友渔书";如果主体部分相同而著作页码不同,则按上述原则做相应改变,如“同前注④,张友渔书,第63页”,等等。
  • 2012年《法学》月刊征稿、征订启事
  • 《法学》月刊已经创刊50余年,由华东政法大学主办,是我国诞生最早的两家法学期刊之一,也是当今中国法学期刊中为数不多的综合性学术月刊之一。《法学》杂志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历史,勃兴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见证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每一个进步,为海内外法律、法学界所瞩目。
  • 给《法学》投稿请在电子邮箱主题栏写明姓名和文章标题
  • 近年来,越来越多作者的文章是通过本刊编辑部的公共邮箱直接发送过来的,这种方式原本很好,但可惜有些作者在邮件中未写明主题,还有些作者是用外文字母书写,致使我们的编辑在打开前无法识别合法还是非法,常常使编辑部工作人员的邮箱感染病毒,影响日常工作。所以,本刊敬请作者通过电子信箱投稿时务必用中文在主题栏里写明作者姓名和文章标题。
  • 《法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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