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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能源法》制度设计的困惑与出路
  • 《能源法》担负着能源发展转型与推动建立互补型经济治理结构的重任,使得《能源法》起草是一个立法过程,更是一个政治过程。《能源法》制度设计中涉及能源战略与规划,确立大部制政府部门及其职能,建构公平并有效率的多元投资主体能力,确立能源竞争与反垄断规则等重大制度变革,已经远远超出法学家与现行立法体制之所能,必须由政治家抉择。政治智慧是《能源法》走出立法困境的必由之路。
  • 我国继承法修改中若干疑难问题的探讨——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的确定
  • 近30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财产关系、家庭关系的深刻变化,1985年颁布并施行的仅有37个条文的《继承法》已经难以满足并适应社会生活的需求,《继承法》自身的立法简陋和缺陷,更限制了继承制度调整功能的进一步发挥。由此,《继承法》的修订列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2012年的立法工作计划。为了有助于推动构筑一部现代化的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继承法,本刊编辑部特邀请了继承法研究领域的部分专家、学者,就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特留份制度的增设、遗产范围、遗产管理以及遗产债务清偿顺序等继承法修改中的疑难问题发表见解,期冀能为目前的立法修订提供参考。
  • 我国《继承法》应增设特留份制度
  • 我国《继承法》第19条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继承法意见》)第37条规定:“继承人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遗产处理时。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所剩下的部分,才可以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
  • 遗产范围的界定及其立法模式选择
  • 毫无疑问,继承的对象就是遗产。无论在哪个国家或地区,其继承法规定的都是遗产的继承,而非其他。但对于什么是遗产、遗产范围包括哪些财产,立法上和理论上均有不同。表面上看,遗产概念和遗产范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实际上在厘清了遗产概念之后,遗产范围的确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遗产概念的界定往往只是理论上的,遗产范围的限定则更多地表现为立法。笔者拟通过对遗产概念的梳理,确定遗产范围的限定条件,为我国继承法的相关修订建言献策。
  • 遗产管理制度的设立基础和体系架构
  • 1985年实施的仅有37个条文的《继承法》的修订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12年立法工作计划。①由于当前的社会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私有财产状况、亲属关系等与《继承法》制定时相比都已发生了显著变化,再加上法学理论基础研究的加强,②因此,对于继承法的修订就不能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需要按照一定的理论基础完善现有的制度,以及建构新的制度。其中,遗产管理制度就是我国继承法修订时亟待构建的制度。当前普遍存在的继承人的继承权被侵害、遗产债权人的债权不能实现的现象,大多源于缺乏有效的遗产管理制度。
  • 我国遗产债务清偿顺序的立法构建
  • 在当前我国《继承法》的修订过程中,对于遗产债务清偿顺序的立法,学界的认识不尽一致,主要观点可分别归纳为“三顺序说”、“四顺序说”、“五顺序说”、“六顺序说”、“八顺序说”。
  • “强制引产胎儿”事件的法理争鸣——计划生育的“历史阵痛”与刑事政策的渐进调整
  • 从历史的角度看,计划生育政策贯彻过程中强制流产所存在的忽视胎儿与母亲的权益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在强制流产问题上的刑事政策,过去30年我国实践的是“强制流产无罪论”。关于“强制引产”事件的处理模式,在逻辑上存在多种可能性:“奖励”模式、“行政违法但不犯罪”模式、构成“轻罪”的模式、构成对胎儿的故意杀人罪的重罪模式。“奖励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客观发展形势,需要进行适度调整。在中国现有的社会形态与环境下,对计划生育过程中的强制流产行为,司法上入罪抑或立法上入罪的时机与条件尚未成熟,宜采用“行政违法但不犯罪”的处理模式。
  • 胎儿“生命权”的确认与刑法保护
  • 具有宫外可存活性的胎儿既属于社会意义上的人,也属于法律上的人,具有生命与生命权。从刑法教义学的角度看,将具有宫外可存活性的胎儿解释为我国刑法中故意杀人罪的“人”有合理的依据。除非有特别的法律规定,或者基于其他正当化的事由而合法剥夺胎儿的生命权,否则堕胎行为完全可以构成故意杀人罪。将强制引产行为解释为故意杀人罪,能够真正保护胎儿与妇女的权益,该解释结论与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以及相关的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并不冲突。
  • 如何看待国家官员的超法规免责事由
  • 所谓“国家官员的超法规免责事由”,并非刑法理论上公认的“阻却事由”,而是专指国家官员实施了违法乃至犯罪行为,但基于国家宏大制度和宏观政策背景,在实践中得以减免其法律责任的情形,其基本逻辑为“目的证明手段正当”,陕西“强制引产”事件即为典型事例。世界各国虽然由严格禁止堕胎到逐渐允许有法定限制的堕胎,但不得任意处置胎儿乃是人性的底线,“胎儿值得法律保护”是最基本的共识。人的概念必须受制于“尊重个体生命”的道义命令,不应听命于不确定性的法律目的,从而使某些人失去法律规则的保护。灵活而多义的目的论解释会潜移默化地化解或者架空法律。一旦将某种目的深深地刻上“国家”或“高尚”二字,宣称“好的目的可以使坏的手段正当化”、“政府为了善的目的就可以违法”,目的便具备了无限的干预力,任何个人的牺牲以及各种形式的个人牺牲,就会轻而易举并且在所难免。必须给这种干预力以极大的限制,否则它会伤及自身。
  • 加强对黄岩岛有效控制的国际法依据
  • 黄岩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菲律宾对我国黄岩岛提出主权要求,并一直试图侵占该岛。在证明主权的原始取得方面,菲律宾拼凑的所谓法律依据存在明显缺陷,这使其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不过,从国际法判例和世界上其他国家解决岛屿争端的经验来看,菲律宾很可能通过窃取对黄岩岛的控制权来扭转自己的不利处境。因此,我国应当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加强对该岛的有效控制。同时,加强对黄岩岛的有效控制也是可行的,因为美国与菲律宾军事同盟关系的阻碍作用是有限的。我国应当以国际法为依据,从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两个方面加强控制,尤其是以三沙市为平台加强我国在黄岩岛的行政存在、法律存在、经济存在、军事存在以及舆论存在。
  • 法官的法理认同及裁判说理
  • 司法裁判运用法理说理必不可少。法理说理既是法官自我认同的表现,也是当事人和公众认同裁判所必须的,更是司法裁判在法律框架秩序内回应民意的重要手段。法官运用法理说理,可将法理融于法律方法之中,对得出裁判规范的过程进行解释、考量和论证,使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同时,法理说理应辅以修辞学方法,充分考虑当事人和公众的心灵、情绪和情感因素,以增强裁判的社会认同度和可接受性。
  • 王者不得制人之私——以唐代官法与民契的关系为背景
  • 敦煌唐代民间契约(简称民契)的数量非常可观,其中包括大量借贷契约。通过对它的考察,再联系唐代的官方法律(简称官法)发现:唐代的官法对民契既有所为,更有所不为,既有体系性的规范,更对民契的独立自治留下了空间;而民间则坚信:“官有政法,民从私契”,民契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与自治性,并设法规避或抵御官法。官法与民契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格局。探讨唐代官法对民间私契的宽容态度,对于今天国家处理由民间借贷而自发形成的融资秩序也有借鉴意义。
  •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宪法审视
  • 最高人民法院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确立为我国民事审判的工作原则,学者们对此发表了诸多见解。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既是宪法赋予人民法院的权力,也是人民法院必须履行的职责。强调“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将使审判权的运行偏离宪法的规定,从而破坏国家权力的分工,这不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实际上,在宪法的视野中,“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只能定位为工作指导意见。
  • 论食品安全管理法治化
  • 食品安全法治化是当下中国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比较流行但缺乏反思的见解。食品安全违规并未随着国家食品安全法制的日益健全而递减。导致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已进入了风险社会,社会价值目标与制度化手段的失衡以及食品行业高度的市场化等。囿于法律自身的局限性,单一的法治化路径不足以拯救食品安全。收窄食品领域市场化范围、重塑社会价值标准、克服有意的监管失灵以及培育风险文化等应是恰当的策略选择。
  • 犯罪化的正当性原则——兼评乔尔·范伯格的限制自由原则
  • 我国近些年的刑事立法缺少界定犯罪化正当性的基本立法原则。对刑事立法者而言,首先需要依据犯罪化的正当性原则保证国家正当地通过刑法禁止某个行为。在假定自由有限的前提下,美国法哲学家乔尔·范伯格在其著作《刑法的道德界限》中重新阐释了以损害原则为首的一系列限制自由原则,成为英美法语境中对犯罪化界限的经典表述。范伯格在方法上回避对法哲学抽象问题的讨论,按照如孙斯坦所说的“未完全理论化”的方法展开论述,体现了后现代法学的多元主义立场。他归纳的这些限制自由原则适应了多元价值时代的需求,对我国刑事立法确立基本立法原则,摆脱现存的随意性和被动性等问题以及防止过度犯罪化等具有现实意义。
  • 著作权延伸性集体许可制度的移植与创制
  • 我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中规定的延伸性集体许可制度引发了音乐作品著作权人的极大反弹。为了解决作品大量授权的问题,北欧各国创设了著作权延伸性集体许可制度,将其作为强制许可和法定许可等非自愿许可的制度替代品,这与北欧社会的特定环境密切相关。在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广泛的法定许可且集体管理组织不够完善的背景下,应放弃宽泛的延伸性集体许可规则,仅规定特定领域使用作品可适用延伸性集体许可制度。因此,立法者应该鼓励权利人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交换,以达成适用范围上的共识;同时,须明确著作权延伸性集体许可的权利限制属性,具体制度的构建应符合国际条约的基本精神。
  • 热点案件法律适用的趋向——从7个典型的醉驾案切入
  • 通过对近年来所发生的7个醉驾热点案件法律适用情况的观察,可知其法律适用的趋向分别呈现差异性、趋同性和回应性的特点。在这些案件的背后,也反映出当前社会里的热点案件在法律适用上所呈现出的较为鲜明的选择性偏好。对于转型中国司法法治的生成来说,这意味着法律适用无论是在智识上还是逻辑上都必须注重三个方面:即立法变动与社会期待的关联性契合、学术批评与社会阅读的开放性对接以及司法职业责任伦理的谦抑性面向。
  • 司法精神鉴定的证明风险防范
  • 司法精神鉴定的科学性、综合性使得法官对其进行审查认定显得力不从心,导致鉴定专家在此问题上成为了案件事实的裁决者,医学诊断因此而替代了司法证明。这种证明风险的形成不仅与司法精神鉴定的对象与内容有关,也是法律制度的不完备所致。为维护程序的制度功能,保证审判权的完整,有必要在区分医学问题与法律和事实问题的基础上,对司法精神鉴定意见依照证据规则进行审查和认证,通过制度化的机制建构防止鉴定人由法官的“助手”变成法官的“主人”,避免司法精神鉴定中案件事实裁决的专家垄断。
  • 刑事被害人财产权益保护的实证分析
  • 在国家——被告人二元化刑罚观下,被害人的利益主张和诉求隐退在国家背后,渐渐被“遗忘”,实证考查发现,刑事被害人财产权益保护现状堪忧。要切实保护被害人的财产权益,必须转换视角,确立被害人——被告人——国家三元结构。事实上,被害人财产权益保护问题涉及国家、司法机关、犯罪人及其亲属、被害人及其亲属等多方主体关系,被害人利益的保护是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目的。因此,努力的方向是完善追缴退赔制度,谨慎推行刑事和解制度,建立国家补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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