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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同呼吸共命运的五十年
  • 《北大学报》(社科版)创刊50年了,我同它交往也是50年了。我对《学报》而言有三重身份:读者、作者和编者。我从《学报》诞生以来就是它的忠实读者,它是我获得各种新鲜的学术信息的重要源泉之一。我也是从它的诞生之日起成了它的作者的。《学报》1955年第1期上刊登了金岳霖、汪子嵩、张世英三位先生和我共同撰写的文章。此后,除10年“文革”而外,我关于列宁的《辩证法的要素》的独创性理解,是20世纪60年代在《学报》上首先发表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在《学报》上发表了若干坚持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其中《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论文奖。80年代以来,我成了《学报》的编委,1987年成为副主编(当时负责实际编辑工作的是编辑部的同志们,主编、副主编实际是今天的编委会主任、副主任),1991年成为主编,后来改称编委会主任,直至今天。可见,50年来我同《学报》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仅如此,我还是在《学报》的支持和帮助下不断成长的。当然,我所做的一些努力对《学报》的进步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这50年是我同《学报》同呼吸、共命运、共同成长和前进的50年。
  • 北大人学术思想的一面镜子
  • 作为中国最高学府之学术窗口的《北京大学学报》,迎来了她50岁的生日,我首先向她致以衷心的祝贺。从《学报》诞生的第一期起,我就是她的忠实读者与作者,最近20年来,我在《学报》发表文章约十四、五篇,还五次获《学报》优秀论文奖,我对《北大学报》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些亲切的感情。
  • 显示个性
  • 北大学报创刊五十年了。五十年间大概有三代学者在这里展示过自己的学术成果。第一代学者五十年代已经成就卓著,一直起着引领学术的作用,目前大多已凋零,但仍有不多的几位继续耕耘着;第二代学者于建国之后“文革”之前进入学术界,“文革”结束后的二十几年间十分活跃,现在有的也已经退出了;第三代学者也就是“文革”以后才进入学术界的,现在正当学术的黄金时期,已经成为学术界的骨干,也是北大学报主要的依靠力量。“江山代有才人出”,像北大这样的地方,不管社会上向钱看的风气如何劲吹,总会有一批志在学术、看起来傻傻的人在学术的园地上默默地耕耘着。这是北大的幸事,也是北大学报的幸事!
  • 祝贺、检讨和希望
  •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创刊半个世纪了。这是一件十分可庆可贺的事。在中国,一个刊物能坚持办到50年,已是难能可贵,况且它还办得有声有色,连续三届获得国家级期刊奖,更是凤毛麟角,值得大庆大贺了。
  • 学报与北大相辉映
  • 《北京大学学报》创办迄今已半个世纪。凡是热爱北大、向往学问的人,都会心爱这块圣洁的学术园地,都会对她50年来的跋涉表示深切的敬意。
  • 走进这块圣洁的园地
  • 1955年,《北京大学学报》创刊的那年秋天,我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我很喜欢学报这块崭新的学术园地。每当新的一期学报出版,我几乎都在文史楼三楼长长的鸽子笼式的文科阅览室里,或鸦雀无声的大图书馆旧式书桌的拉练式开关的昏黄灯光下,轻轻翻阅这本杂志里的目录,选读自己喜欢的文章,关于中国文学的,外国文学的,关于美学和文学理论的……。虽然那些高深莫测的学术文章,离自己还是那么的遥远。
  • 培养青年学者的园地
  • 从1981年第一次投稿算起,迄今24年间,我在北大学报上一共只发表过8篇论文(不计书评类文章),在我全部的论文中所占比重不大。但是这8篇论文却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我所走过的学术道路的阶段性,特别是早期几篇论文的发表过程,在我的学术生涯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北大学报》,作为培养本校青年学者的园地,始终是我投稿选择的最重要的学术期刊之一。
  • 论哲学研究的对象
  • 虽然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是,即使在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研究的对象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哲学家们也从来没有达成过共识。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哲学界的主导观点是把哲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整个世界及其规律。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一问题上又产生了严重观点分歧。本文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概括和评析。作者认为,哲学是一个学科群,一个以世界观或本体论为核心的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和不同方面的部门哲学群,部门哲学的数量虽然难以确定,但世界观、本体论是不可缺乏的。
  • 道家与审美
  • 构成中华文化大厦的儒、道、佛三家中,唯有道家以达到审美境界为其最高的追求。庄子的“心游”说最能表达道家审美境界中审美主体的精神状态。“心游”的意思是指一种对有限性的超越和对无限虚空的冥想。本文从两个方面说明了道家这种审美境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一、“心游”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占突出地位的山水诗的灵魂;二、“心游”是中国一般读书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儒道两家代表中华文化中的虚实两个方面,作者认为,儒道结合、虚实结合,应是中华文化的精义和理想的人格,而针对当前人们过分热衷于功利追求的情势,则应着重在“虚”字上多下点功夫。
  • 在中欧文化交流中创建中国哲学
  • 从20世纪上半叶起,西方哲学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学者尝试着从大量经典中梳理出“中国哲学”,他们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利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构建了若干重要的现代型的“中国哲学”。但“中国哲学”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内涵,在西方哲学中很难找到相应的概念。如果“中国哲学”受制于西方哲学框架的限制,便会失去其丰富的涵义。中国哲学要对世界哲学作出贡献,必须在立足中国自身的传统,又要充分吸收和借鉴当前西方哲学的新成果来影响世界的哲学界,使“中国哲学”具有世界性的重大意义。中国哲学中的特殊的名词概念也不必套用西方哲学的名词概念,可以采用音译加注释的办法,这样才能真正保持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及其特点。
  • 中国古代的价值律与政治哲学
  • 以价值律为中心,可以把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分为三个类型。1.以道德律为指导,谋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公共利益(儒家的德治主义);2.以非道德的铜律为指导,谋求社会和谐(墨家的功利主义);3.以反道德的铁律为指导,最高统治者奴役和驱使各级被统治者,谋求自身的最大利益(法家的极权主义)。
  • 历史过程的时空结构和时间向度——兼评西方历史哲学的两个命题
  • 本文在简要说明时间和空间的普遍特性的前提下,着重论述了历史过程时空结构的特点,历史时间与历史空间的关系以及历史时间的三个向度——过去·现实·未来之间的关系,并以上述基本理论为指导,评析了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和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两个历史哲学命题。
  • 论西方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 20世纪的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结构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影响下,西方历史哲学领域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后现代历史哲学是一种“语言唯心主义”或者“语言决定论”。在它看来,语言注定会成为发现“历史实在”之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历史哲学的“语言学的转向”对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是有意义的,它击中了朴素客观主义或经验主义的要害。但是,我们认为,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立论是不能成立的。融合传统经验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界,构筑一种新型的历史哲学,将成为今后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 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显著特征
  • 20世纪中国文学何以能成为文学史上一个独立的阶段?它区别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根本标志何在?本文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1894-1898)前后切入话题,贯通近、现、当代,综合考察了近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的特质和变化,认为“现代性”不仅是这一阶段文学的重要脉络,而且从思想和审美方面构成了它的显著特征。文章对涉及的若干疑难问题也作了辨析。
  • 老舍与国民精神
  • 国民精神的范畴来自鲁迅等先驱,但老舍自有其独特贡献。老舍的眼睛既是市民的眼睛,又是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眼睛。他眼中的国民精神是全面的、发展的,从简单的善恶对立发展到辩证的交错组合。他笔下国民精神的主流是他舍尽心血描写的大量平凡而又复杂的中间人物。老舍是集传统精神之大成的现代知识分子。他的内心世界与处世态度存在着矛盾,因而他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知识分子。国民精神具有时代性,当代作家应从老舍的成就和不足中领会出国民精神与当代文学发展的关系。
  • 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
  • 文学经典和文学经典化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这个课题关系到文学史的编撰和文学教育等一系列的重要问题的解决。文学经典是时常变动的,它不是被某个时代的人们确定为经典就一劳永逸地永久地成为经典,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地建构过程。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就这六个要素看,前两项属于文学作品内部,蕴涵“自律”问题;第(3)、(4)项属于影响文学作品的外部因素,蕴涵“他律”问题;最后两项“读者”和“发现人”,处于“自律”和“他律”之间,它是内部和外部的连接者,没有这两项,任何文学经典的建构也是不可能的。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是建构文学经典的基础,决不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一部完全没有艺术价值的艺术作品,它所描绘的世界、所表现的感情,就不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心理共鸣,不能满足读者的期待,无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如何“操控”,最终也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反之,能够建构为文学经典的作品,总是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和价值,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心理共鸣,能够满足读者的期待。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动,文化权利的变动,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的影响是很大的。但第一不能把这种“影响”归结为“决定作用”,第二不能认为只要是意识形态的影响都是“操控”,都是负面的。
  • 文学本质界说考论——以“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为中心
  • 从马克思的原文和权威译文的表述看,“社会意识形式”、“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形式”三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马克思没有把“社会意识形式”与“意识形态”相等同,更没有把文学简单界说为“意识形态”。文学应归属于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极为复杂,将“审美”和“意识形态”组合成“审美意识形态”概念,并用此作为对文学本质的界定,是不准确的。
  • 陶渊明政治品节的见证——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笺证
  • 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是认识陶渊明的人描写陶渊明的唯一今存文献,具有珍贵的历史、思想和文学价值。颜延之是陶渊明的挚友,延之内心同情东晋、痛愤刘裕篡弑,因此能同情地了解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品节。颜《诔》“有晋徵士陶渊明”的称谓,表达了陶渊明认同晋朝、是晋遗民,不认可刘宋、拒绝与刘宋合作的事实;“靖节徵士”的谥号,表达了陶渊明坚守晋遗民的政治节操。颜《诔》记述了陶渊明对刘宋政权政治无道的判断,描写出了陶渊明澹泊心、自由心彻底觉悟的形象,艰苦地从事躬耕和编织以维持生活的形象,以及密切关注现实政治,告诫朋友直言不讳的形象。
  • 隐含作者、叙事结构与潜藏文本——解读肖邦《黛西蕾的婴孩》的深层意义
  • 学界倾向于对某一作者(尤其是其意识形态立场)形成某种固定的看法,这种定见构成一种阐释陷阱,影响对同一作者不同作品之间差异的认识,而这种差异往往是潜藏文本或深层意义的重要载体。由于对凯特·肖邦不同作品之间的差异性缺乏认识,西方学界将她的《黛西蕾的婴孩》解读为反奴隶制和父权制的作品。然而,通过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其潜藏文本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呈相反走向的种族政治,这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表层的种族政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置换了性别政治。若要挖掘作品的潜藏文本,我们不妨首先尽量抛开成见,对作品的叙事结构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判断这一作品本身的隐含作者,然后再考察隐含作者与历史语境中真实作者的关联以及同一作者笔下不同隐含作者之间的关联,这样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出现“批评的遗憾”。
  • 读稼轩词札记
  • (一)《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人韵》:“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高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搞血污,风雨佛狸愁。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橘千头。二客东南名胜,万卷诗书事业,尝试与君谋。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
  • 王士禛与江南遗民诗人群
  • 清初诗人王士禛任扬州推官的五年,是他毕生政治、文学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性的第一步。在这五年中,他利用自己的家世背景、社会地位和文学才能,积极地结交在当时拥有舆论影响力的江南遗民群体。除了频繁地在扬州举行歌咏宴集外,还借公务之便拜访、结识苏、常二府和金陵的遗民诗人,以“布衣交”赢得遗民群体的普遍赞赏。通过出版、批评和提携后进,他逐步树立起文坛领袖的形象,为日后雄踞文坛盟主的地位积累了必要的声望。
  • 学术史:“研究之研究”——兼评北京大学出版社“学术史丛书”
  • 通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史丛书”,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学术史”的界定和阐释、“学术史”研究的主要领域和内容、“学术史”的研究方法等重要问题的探讨和把握。
  • 老北大出版物述略
  • 据昌明公司的陆费伯鸿先生称,学校有出版物大约以俞复、丁宝书等在无锡创办三等学堂为最早,时间约在19世纪末。俞、丁等因学堂无适用教科书而自己动手编写了《蒙学读本》七编,为出版此书他们创办了文明书局。文明书局成为我国出版教科书最早的机关。朱树人编的《蒙学课本》三册,1901年由南洋公学出版,则在其后。
  • 方言词汇的时代性
  • 本文讨论如何利用方言词汇结合汉语词汇史的研究给方言分区,一共举了三个例子,闽语的“鼎”字和“拍”(打)字以及粤语的“睇”字,指出词汇溯源的困难以及单用词汇作方言分区的局限。
  • 论拜占庭帝国的灭亡
  • 拜占庭帝国的兴盛时期,例如马其顿王朝盛期,依靠的是广大自耕农和城市工商业者,兵源充足,税源充足。然而到了科穆宁王朝以后,尤其是到了佩利奥洛格斯王朝,拜占庭政府既不能保护自耕农的权益,又不能保护城市工商业者,兵源和税源都枯竭了,拜占庭帝国赖以生存的基础动摇了、瓦解了。奥斯曼帝国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灭拜占庭帝国的。
  • 创新、信息与国家的贫困
  • 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发展是通过市场和组织的不断改进而实现的。企业家创新仿佛生物学上的“突变”,无法事先预知,却能事后被理解。之所以无法预知,是因为开始时创新者总是拥有私人信息,只有如此,他才能获得超额利润。之所以能事后被理解,是因为最后公众都会知晓这些创新,而创新的利润率也会渐趋于平均回报率。创新的这些特点,对旨在促进增长的法律和政策制订大有启发。特别是,政府官员不可能依赖公共信息来预测哪些公司或产业将获得快速增长。因此,旨在促进增长的产业政策也未必能获成功。产业政策的支持者们,犯了和历史上的重商主义者们同样的错误,他们的经济干预政策曾被亚当·斯密批评为国家贫困的根源之一。相反地,对财产和契约权利的保护,以及有效的商法(特别是那些规范金融市场的法律),创造了竞争的条件,自然地促进了企业家的创新,而国家也会因之富裕起来。
  • 社会选择的基本问题与人际可比基数效用的悖论
  • 社会选择的三个基本问题是:什么是决定社会选择所需的信息?如何取得所需的信息?社会福祉函数应该采取何种形式?著者认为社会福祉函数应该是人们的基数效用或福祉的无权总和。排除基数效用或偏好的强度是阿罗(Arrow)不可能定理成立的关键。人际可比的基数效用是社会选择所须要有的信息,但这信息很难获得,因而有“人际可比基数效用的悖论”。以人们的支付意愿来衡量偏好的强度,以无权总和来进行决策。在个别问题上,以效率挂帅,平等的目标由整体的平等政策来达致,可以在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经济政策(甚至其他)领域解除这个悖论,并使社会决策简单和有效率。
  • 揭开社会选择的神秘面纱——从阿罗不可能定理到现代福祉经济学
  • 福祉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是用于指导社会选择的福祉标准的存在性及其具体形式的决定问题。阿罗不可能定理最早以社会选择的理论框架探讨了这一问题。现代福祉经济学在继承和批判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基础上为此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解答。本文阐述了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基本含义及其贡献,系统分析了从这一定理出发,为了得到福祉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答案而经历的复杂的理论探索过程。这一过程可以用人们对三个具体难题的求解来加以归纳和说明;现代福祉经济学正是在回答这三个具体难题的基础上揭开了社会选择的神秘面纱。
  • 公共投资政策的社会福利成本
  • 政府的公共投资政策对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起着关键的作用。本文研究了不同公共投资政策的福利成本。我们在一个存在基础设施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内生增长框架内,给出了计算经济从非均衡状态过渡到平衡增长路径这个过程中的社会福利的方法,比较了不同公共投资政策相对于帕累托最优经济而言给社会带来的福利成本,并分析了影响福利成本的各种因素。政府的最优公共投资政策是使得福利成本最小的政策;在一定条件下,政府短期内可以采取推动型政策以有效地改变经济结构,从而为长期经济增长创造条件,改善社会福利。
  • 推进通识教育,催生一种新的教师模式
  • 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有不同使命,但都要着眼于学生正确待人处世的高尚人格的养成和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因此,通识课程不能满足于传授知识,要对学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通识教育课程要由对学理有真知、真信和真行的人来担当。能否造就这样一支教师队伍将成为大学(尤其是单一科类大学)能否普遍开展通识教育、并取得成效的难题。解决这个问题有诸种途径,但实施起来都有一定的困难。一种值得提倡的办法是:精选课程,精减课时,广纳学有专长、研有心得的社会人士来学校教学,形成一支“自由职业”教师队伍,为各校共用。这对解决通识课程教师难题,至少是一种补充办法。它不仅能改变现有学校教师的“单位所有制”,也将有助于提高教学水平、促进学术竞争、自由与繁荣。催生这样一种新的教师模式,将使通识课程成为高校实际可行的一种教学制度。
  • 论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理念
  • 本文围绕“学”的观念,以孔子为主来说明儒家的教育理想,在论述中先说明孔子对教育和知识学习的重视,然后指出孔子的教育不仅重视知识的“学文”,更强调德性的“学道”;指出“圣人可学”的观念对解释儒家教育思想特色的意义,特别指出儒家强调自我学习的观念的重要性;最后论述了儒家的教育理念和目标。本文认为,儒家的教育理念,重视经典的人文教养,以君子的榜样为学习的模范,以德行优于知识,以圣人人格为教育的培养目标,强调成人或全人的教育理念,突出“学”和自我的主动性在教育过程中的意义,着眼在把人变成全面发展的高尚的人。儒家的教育思想不仅仅是对狭义的教育的认知,而且蕴涵着整个古典时代对“人”的理解。
  • 当代欧美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与趋势
  • 教育人类学的研究在西方社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当初正是人类学者将不同文化族群中的教育现象作为人类学研究对象之一,从此便获得了与家庭、种族、亲属制度、社会组织等领域一样的学术地位,并逐渐地产生了这门学科,同时也决定了这门学科的人类学属性和特征。本文的分析集中在两个大的理论问题上:首先从欧美人类学研究的主题与趋势中,提出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和理论建构为什么都是围绕“现代性”而展开的。其次,教育人类学在现代性、反思现代性与全球性中是如何开展自己的研究并作出阐释的。
  • 《学术的风采》前言
  •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创刊于一九五五年阳光明媚的春天,到今年金秋时节,正好走过了五十年风雨历程。半个世纪以来,一代一代的北大学者在蔡元培老校长“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教诲下,在这块神圣的学术园地里默默耕耘,结出了累累硕果,留下了篇篇华章!为庆祝五十年刊庆,我们从中精选出一部分论文,悉存原貌,按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分“人文科学卷”和“社会科学卷”结集出版,书名定为《学术的风采》。
  • 北大学人
  • 萧灼基教授1933年12月生于广东省汕头市。1959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兼职有: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图书奖评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特邀顾问,北京市、吉林省、成都市、武汉市政府顾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等。国内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或名誉教授。在马克思经济理论、《资本论》研究、国企改革、金融市场、宏观经济、三农问题、扶贫问题、收入分配问题、非公经济、房地产市场、经济与社会关系等领域均有深入研究,卓有成就。
  • 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 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成立于1993年5月,2000年9月被评选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名誉主任吴树青,主任赵存生,副主任王东、陈占安、夏文斌。10多年来,特别是成为重点研究基地以来,中心在教育部和学校领导支持下,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的要求,坚持中心成立以来形成的“五个结合”的经验。一是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既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的研究,又重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并且努力将二者结合起来;二是坚持多学科的结合,在不同学科的联系、交叉和融合中聚集智慧,凝练思想,提出和完成研究课题,作出重要的理论成果;三是坚持老中青相结合,既注意发挥著名学者、资深教授的作用,延长他们的学术生命。
  •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创刊五十周年
  •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是北京大学主办的大型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
  • [我与北大学报]
    同呼吸共命运的五十年(黄坍森)
    北大人学术思想的一面镜子(张世英)
    显示个性(袁行霈)
    祝贺、检讨和希望(王义遒)
    学报与北大相辉映(梁柱)
    走进这块圣洁的园地(孙玉石)
    培养青年学者的园地(葛晓音)
    论哲学研究的对象(黄坍森)
    道家与审美(张世英)
    在中欧文化交流中创建中国哲学(汤一介)
    中国古代的价值律与政治哲学(赵敦华)
    历史过程的时空结构和时间向度——兼评西方历史哲学的两个命题(赵家祥)
    论西方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韩震 董立河)
    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显著特征
    老舍与国民精神(孔庆东)
    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童庆炳)
    文学本质界说考论——以“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为中心(董学文)
    陶渊明政治品节的见证——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笺证(邓小军)
    隐含作者、叙事结构与潜藏文本——解读肖邦《黛西蕾的婴孩》的深层意义(申丹)
    读稼轩词札记(钟振振)
    王士禛与江南遗民诗人群(蒋寅)
    学术史:“研究之研究”——兼评北京大学出版社“学术史丛书”(余三定)
    老北大出版物述略(郭建荣)
    方言词汇的时代性
    论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厉以宁)
    创新、信息与国家的贫困(罗伯特·库特 丁建峰[译])
    社会选择的基本问题与人际可比基数效用的悖论(黄有光)
    揭开社会选择的神秘面纱——从阿罗不可能定理到现代福祉经济学(周海欧)
    公共投资政策的社会福利成本(汪雄剑 邹恒甫)
    推进通识教育,催生一种新的教师模式(王义遒)
    论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理念(陈来)
    当代欧美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与趋势(钱民辉)
    《学术的风采》前言(程郁缀 龙协涛)

    北大学人
    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创刊五十周年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封面
      2010年
    • 01
      2008年
    • 01

    主管单位:教育部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主  编:程郁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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