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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北大学人
  • 周志忍 1954年生于山西万荣县。1975年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1993年获英国利兹大学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党委书记,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会副会长等。
  • 自我觉醒历程中的另一番景象:佛教思想的输入——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之四)
  • 一、谈玄与成佛 中华思想文化史上,在人的自我尚未从自然整体的湮没和束缚中获得解放和独立的主体性以前,以追求无我之境的方式达到对儒家名教纲常的超越,达到从封建社会群体的湮没与束缚中求得解放的思潮,除中华本土的魏晋玄学之外,外来的佛教思想曾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蔚为大观。
  • 王夫之《乾》卦阐释的两个面向
  • 王夫之将乾所代表的主动性、根源性、健顺一体性与“道”会通起来,旨在建立一个健动、主有的本体,反对佛老的虚空、阴柔。在对“元亨利贞”的发挥中,着力树立“四德可德,而智不可德”的理论,以此反对孤明、巧慧、重智轻德的世风。强调乾的普利万物的性格,把它作为天道固有的生生之几的自然贯彻,以此反对功利主义。这些阐释面向是王夫之总结明亡教训,重建健动笃实的中国文化这一意向的鲜明体现。
  • 论米歇·昂利的生命现象学
  • 米歇·昂利在发展新的生命现象学的过程中,改造了胡塞尔以意向性为基础的现象学,强调现象学不能把现象当成研究对象,而是要在生命本身中探索作为现象呈现的本体论基础的纯粹显现,深入探索双重地发生于人的肉体和精神内部的最原始“显现”的“自我现象化”过程,集中揭示内在性、超越性及其在生命现象中的呈现原过程,建构一个新型的资料现象学和非意向性的现象学。
  • 当代中国宗教关系研究刍议——基于国内外研讨现状的理论与政策探讨
  • 如何妥善处理宗教关系,不但是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目前关注的重大问题,而且是国内外宗教学界的前沿课题。本文基于考察国内外的四种新近理论倾向,即宗教市场论、宗教生态论、宗教兼容论和宗教实践论,提出了宗教关系积极引导论,以期探索一条更契合“宗教关系的中国国情”的理论与政策思路。
  • 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类型
  • 以“三教”统称儒释道,始于北周时期,约公元6世纪中后,中国文化逐渐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之势。经过隋唐时期的三教讲论与融通,三教合流在北宋已经大致成型,明代以后则成社会主流思想。本文立足于三教各自不同的思想立场与对话策略,归纳了“三教合流”三种不同的类型:三教平等、三教同归和三教同源。儒释道三教,体上会通,用上合流,同归于善,是中国古代社会协调宗教关系的宝贵经验。
  • “树”立的六朝:柳与一个经典文学意象的形成
  • 在六朝文学中,柳树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意象,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桓温的攀条折柳,到张绪的如柳风姿,都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除了陶渊明之外,六朝文学尤其是诗赋创作中,不乏咏柳的篇章,并已经引起了学界不少的讨论。本文特别注意的是,这些作品连同其中的“柳”的文学意象,是如何经过后代文人的淘洗与拣择,其所具有的“六朝”特性得到凸显,而另一些方面却被简化或遗忘,并形成自身的文学表现传统。本文最后以清人一组《秦淮枯柳倡和词》为中心,讨论这组词在承继并强化这一传统、进一步塑造、丰富并稳固“六朝柳”这一文学经典意象中的作用。
  • 盛唐“齐梁体”诗及相关问题考论
  • “齐梁体”诗是盛唐诗人在近体律诗定型后刻意仿效齐梁诗风或诗律而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岑参《夜过磐豆隔河望永乐寄闺中效齐梁体》诗不仅在表现题材和诗情、诗境等方面效齐梁赠妇寄闺之作,而且在写法上也通篇皆对、假物比象,充分体现了“齐梁体”绮秀映带的艺术特点。王昌龄《诗格》“齐梁调声”条反映了盛唐人对“齐梁体”诗调声之术的初步认识和理论总结,后人谓唐代即有“齐梁调诗”是对此书原文的误读。杜甫戏作的“吴体诗”《愁》与唐人所作、所论“齐梁体”在诗歌体式和格律方面均有显著之差异,“吴体”与“齐梁体”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诗体。盛唐人之所以不太热衷创作“齐梁体”诗,存在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而时人普遍对齐梁绮靡诗风和严苛诗律持批判态度是其中主要原因。
  • 《四声指归》与唐前声病说
  • 刘善经《四声指归》是唐前声病说的重要文献。《四声指归》保留有沈约、刘滔、王斌等大量齐梁声病遗说,他们至少论述了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傍纽、正纽等六种病,结合其他材料,可以知道齐梁时代存在八病之说,并且与沈约有关系。从刘善经《四声指归》,可以了解沈约、刘滔、王斌等齐梁声病说的具体思想。《四声指归》自身对八病也有全面系统的阐述。它对病目有明确的定义,对八病有进一步阐发,既论诗之声病,也论文之声病,在八病之外,论及一些新的病目,有一些新的看法值得注意。《四声指归》大量吸收、采纳齐梁遗说甚至沈约遗说,但是也吸收了齐梁之后的材料和声病之说。可以说,《四声指归》是隋代以前声韵病犯说集大成的著作。在讨论声病说发展的时候,对产生于隋代的这部著作,我们应该给予更充分的评价。
  • 刘希夷历史地位重估
  • 盛唐之音骨力道劲、兴象玲珑、神采飘逸、平易自然四项内涵,在初唐近百年诗歌发展历程中逐渐积累,众多诗人各有贡献,而刘希夷是唯一同时兼备这四种风格的诗人,这使他成为初唐诗发展的总结者。他以实际诗歌创作,预示着盛唐之音即将到来。
  • 清初唐宋诗之争与“性情”论
  • 唐宋诗之争是诗史上的一大论题,也是明清之际诗坛的一个焦点。与别人纠缠于唐宋优劣不同,黄宗羲、钱澄之等人引入“性情”理论来否定唐宋诗之争,希望诗歌的写作能跳出模拟的窠臼,在抒发个人性情的基础上书写世运。在清初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中,黄宗羲、钱澄之等人的思考与他们曾长期从事抗清复明运动有着密切关系。
  • 北京大学乾元国学新年论坛举行
  • 2011年1月15日,北京大学乾元国学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开幕,乾元国学在学和历届毕业的学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近400人参加论坛。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致开幕词,王博、冀建中和李中华先后主持。
  • 乐府诗《陌上桑》中的“使君”与“五马”——兼论两汉南北朝车驾等级制的若干问题
  • 乐府诗《陌上桑》中的“使君”,一向被解释为郡守或刺史;判断的依据,主要是其车驾“五马”及“使君”之称谓。论者认为,汉代二千石郡守或刺史使用驷马,再加上一匹“右驻”,即成“五马”。但汉代车驾制度中的“有腓”,并非驾驷马而是驾二马的一个等级。本文提出,“五马”未必指“一车之马”,也可以理解为“一队之马”;汉代存在大量低级使者,他们的车队构成多种多样;把“五马”车队之主看成一位低级使者,大致没有矛盾与反证,可能更符合原诗情境与历史背景。
  • 孔子对君子与小人的界定——从《论语》“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的解读说起
  • 本文从《论语》“君子之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一语之解读难点出发,探讨孔子口中“君子”、“小人”两词的真正意涵。首先论证小人并无道德丑恶的含义,所指仅为胸无大志,目光短浅,关心实际利益的小人物。至于君子,则传统上所谓从位言,从德言的两分法并不允当;孔子所称之君子皆位、德、才三者合言,此为其正名论思想的必然延伸。正名论既要求有其名位者有其实质,自然亦要求作为管治者的君子有管治的才德,即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君子君子”。君子、小人的意涵一经厘清,则该话之解读再无窒碍。
  • “正名”与“正实”——从元丰改制看宋人的三省制理念
  • 制敕文书起草和颁行即“造令”与“行令”在职责主体和程序上的分离,是北宋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元丰改制以前,三省在制敕文书签署和下颁过程中对文书体式和流转程式的规范作用,属于“行令”的范畴,而“造令”则属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即“两制官”之职。三省制的框架作用以及三省流程的模板作用,虽与“造令”程序无关,却体现在“行令”程序之中。元丰改制以官制的“正名”为目标,而所谓“以实正名”,对于三省来说,只是在出令机制上力图达成“造令”系统与“行令”系统的有机结合,将三省官员在告身及其所依托制敕文书上的署位落实为具名签署。元丰改制并没有恢复唐代前期实际运行的三省制,而在此前后宋人恢复唐代三省制的各种议论,却显示着其特有的三省制理念。
  • 北宋熙宁内诸司及其行政秩序——以参与接待成寻的御药院和客省为中心之考察
  • 熙宁五年十月,日僧成寻一行来到东京,居停数月。其间御药院宦官履行迎伴职责,而由客省、同门等机构办理其朝见、朝辞等事宜。御药院与客省、嗣门等内诸司机构在接待成寻过程中的角色及其办理相关事务之流程,不仅可以清晰地显示其在接待方面的具体职责和业务分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神宗熙宁时,乃至整个北宋时相关行政的日常秩序。成寻之入宋、御药宦官频频出场、客省等机构之职责及行政效能,表面上看来都有些非同寻常,但若结合制度源流、北宋政治与对外交往之特征等问题加以考察,似乎又都是那么平常。
  • 宋朝搜集境外信息的途径
  • 宋朝通过内外使节、间谍、商人、僧侣、边境居民、境外人员及归正人、归明人等搜集境外信息,形成了稳定多样的信息搜集途径及外交机构到沿边机构、市舶司负责信息搜集的稳定做法。既重视境外军情政情的搜集,也获取诸国道里方位、山川形势、风俗物产等一般信息,特别注重与本国安全相关的国家和地区的信息搜集。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宋朝通过商人和境外使节获得的南海诸国信息较前代大为丰富,扩展了对境外世界的认识。
  • 中国当代城市家庭变迁与家庭凝聚力
  •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的社会变迁对城市家庭的影响,首先是从改变家庭的收入水平与收入格局、改变家庭成员的职业,及与此相连的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以及改变家庭成员的价值观念开始的,进而影响到其他家庭功能、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城市社会在转型期所发生的社会变迁确实给城市家庭带来了若干离散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也有可能导致城市家庭出现因凝聚力不如以往而导致的不稳定。因此,对城市家庭挑战的实质,是对中国家庭以往所具有的凝聚力的挑战,也即是对中国家庭能否成其为家庭的挑战。在这个层面讨论中国城市家庭所面临的新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两种因素或者说两种社会力量在影响着中国城市家庭的凝聚力。一种是中国传统的“家本位文化”及其主导的价值观,另一种是功利主义文化以及与此相连的个人本位的价值观。虽然随着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日益深入,功利主义文化和个人本位的价值观也在拓展其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年青一代身上尤为明显,由此产生的两代人之间在价值与文化方面的代沟也有可能导致他们对“母家庭”的疏离,但是,由于与“家本位”文化相联系的“责任伦理”是向下倾斜的,因此随着年青一代步人婚龄并生儿育女,社会会教育他们,促使他们向家本位传统的回归。
  • 2011年高校体育教育指导委员会年会在北大举行
  • 1月17日,“2011年高等学校体育教育指导委员会年度工作会议”在北京大学博雅会议中心举行。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杨贵仁、华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杨文轩、北京体育大学校长杨桦、中国教师奖励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季克异、福建师范大学校长黄汉升等29人出席了会议。教育部体卫艺司体育处处长卢逊主持了会议。
  •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概览
  • 兰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叶舒宪:《物的叙事:中华文明探源的四重证据法》指出文化研究的多重叙事概念与国学研究的四重证据法是有关联的:一重证据指传世文献;二重证据指出土文献;三重证据指人类学的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俗学的民族学的大量参照材料;四重证据指考古实物和图像。
  • 咏春诗漫谈
  • 春夏秋冬,周而复始,这是大自然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春天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春天意味着一个生气勃勃的开始。春天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季节!
  •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封面
      2010年
    • 01
      2008年
    • 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