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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北大学人
  • 赵辉原籍河北,现年58岁。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本科,1983年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师从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严文明先生继续学习,
  • 也谈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含义和意义
  • 一、为什么要谈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含义和意义 最近读到《新华文摘》2011年第9期上转载的、今年《吉林大学学报》第一期发表的孙正聿教授的文章《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含义和意义》,他是针对对于“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的批判而写的,他是赞成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的,
  • 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兼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我身份认同
  • 研究边界的日益模糊、研究对象选择的随意性和研究方法的非历史性,是制约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的三大核心问题。应当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边界和理论性质作大致明确的规定,并且立足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这一目的出发,破除形而上学的两极思维方式,展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实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
  • 郭店儒简的重“情”论
  • 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篇的重“情”观,代表了早期原始儒家关于心性思想的一大特色即“道始于情”。通过将郭店儒简“情与文相对待为义”与孔子“文质彬彬”的对照式考察,可以揭示出《性自命出》篇的“情”,实际上源自于孔子“尚质”的传统,是孔子“仁”学中侧重于人心内在真性情的流露。这样把握郭店儒简的“情”,不仅对深入揭示儒家早期心性思想的起源,而且还对正确解读先秦儒家的诸多原始文献,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进化的转义
  • 达尔文的影响力并没有很快抵达中国。近代关于他的记录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译作、报刊、私人笔记或考卷等之中。传教士、留洋人士在早期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他们对于达尔文的介绍常是模糊且不得要领的。严复的杰出工作开启了一个进化的时代,但充斥在报刊和人们思想之中的是一种非达尔文式的进化观念。《物种起源》(下文称《起源》)的翻译大抵可分为两个阶段——本文关注的是第一阶段。《起源》的翻译本可以为纠正“进化的误解”带来希望,然而译者马君武并没有去颠覆新近形成的进化“范式”。通过对达尔文文本的修正,马氏尽可能地弥合:达尔文的学说与先前已被灌输给那个时代的进化观念之间的差异。本文的第二部分通过对《起源》第三章和第四章译文的解析,来探究那个年代进化的转义。
  • 论屈原诗歌的比体艺术
  • 传统诗学中的比不应被理解为通常的比喻,比是主体对象化的一个重要艺术途径,而屈子不少篇章实为比体艺术的标竿。就今存作品来看,屈作比体艺术肇始于《橘颂》,至《离骚》蔚为大观,至《招魂》、《九歌》登峰造极;起初主体对象化而生成的能指缺乏独立性和整一性,其后能指独立性大大增强,最终可在很大程度上自主展开,而不为主体拘囿,屈子的诗歌艺术也因此达到极高的境界。《诗经》兴多比少,屈作比多兴少,关键就在主体对象化的程度不同。屈子的比体艺术凸显了对“有意味的形式”的营求,蕴含着独特的游戏意味。
  • 宋代俳谐赋论析
  • 宋代俳谐赋之谐趣,从建构方式而言,或因表里不谐、文体形式与赋作内容之张力而产生,或凶言意相离、言语表面意思与作者深层意旨之张力而酿成,或因物类幻形、物类原态与所幻形象之张力而获得;从旨归寓意而论,既有自我解嘲、讽世刺时、抒怀明理等寓庄于谐之属,也有肆笔为文、以文为戏之作。宋代俳谐赋在艺术上承继前贤往往又能翻新出奇,并将俳谐文学中“审物丑以刺人世”这一范式发展成熟并推向高峰,自有其独特价值;但也有部分作品因尚理之时代语境的强大影响,径直以议论将龙睛点出,背离了俳谐文重“谐”亦重“隐”之原则,减弱了作品的趣味性和艺术性。
  • “词的起源”新论
  • 目前学界关于“词的起源”问题的解释,主要是根据词体构成的某一要素特征或词体形成的某一阶段特征而得出的大体判断,缺乏系统的历史分析。本文通过梳理前人关于“词的起源”问题的争论及研究思路,分析了以往对词体本质特征的认识的片面性,判断标准的模糊性以及持论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辨析了“词的起源”与“词体起源”、“词体形成”的异同,指出词体的起源与形成经过了词有定调、调有定格、格有定律等阶段,是词体的不同形态特征的分别来源与演变,而“词的起源”是指词之为词的第一种形态特征的来源。
  • 清代词集丛刻的文献价值与词学贡献
  • 清词号为中兴,词集丛刻亦甚为发达,文献保存之功甚巨。清代前期词坛昌盛,词集丛刻如《国朝名家诗馀》等多为“今人”词集之汇辑,保存了大量“当代”名家词集。中期的词集丛刻则更多地倾向于中小作家,于此可见更为普泛化群体的创作状况,同时在编选倾向上又受浙派词风和乾嘉学风的影响,呈现出偏重浙西词派和重音律等特征。晚清词集丛刻数量大增,品类丰富,王鹏运的《四印斋所刻词》等搜辑宋元旧集,开启词集校勘之风,词学贡献尤为卓著。
  • 论国家话语能力
  • 随着全球化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国家话语及国家话语能力,不仅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传播实践问题,而且成为话语学、修辞学、新闻传播学等的一个重要学术命题。在世界秩序重构时代,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如何通过话语,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提出富有感召力、影响力的创造性思想,国家媒体如何提高国家传播的质量和效率,国民如何塑造文化大国的国民形象,以及如何提高我国的国家话语能力、国家修辞能力等问题,都亟待研究。为此,本文试图从多学科视角对国家话语、国家话语能力的性质、内涵、构成、表现形态、现状、问题、对策以及与之相应的国家传播、国家修辞等做一简要阐述,以期为全球化和世界秩序重构时代国家话语影响力的提高、国家新形象的塑造、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以及话语学、修辞学理论及其应用研究的深入发展有所裨益。
  • 论修辞、公平与自由
  • 当今修辞学理论界有一个论争:修辞学是应该从哲学、政治学理论中分离出来,当作是一个专门学科;还是应从其与哲学、政治学理论的相互依存角度,对其做更为宽泛的解读呢?尽管在某些语境中需要将修辞学狭义地视为一个特定的学科,但是,本文作者认为,修辞学是综合性的,应从哲学角度加以阐释。如此理解修辞学,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社会与政治角度理解修辞的普遍性以及作为教育目标之一的修辞能力培养。一旦我们理解了修辞的普遍性和修辞能力,就能对人类传播中的公正与自由形态给予更好的阐释。
  • 论古希腊-罗马与中国传统中的表达伦理学
  • 在西方的古典修辞学理论中,品德、逻辑与情感构成了修辞说服的三个要素。演说者可以通过自身的道德品质和人格魅力,通过逻辑推理,通过调动自身或受众的情感因素,进行说服,达到预期的修辞目的。在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传统中,关于演说者品德形成方式及其功能的看法,既有唯心主义的观点,也有实用主义的观点,品德既可以是与生俱来、现实的,也可以是通过演说建构的。在中国先秦时期的修辞思想中,言说者的道德品质也被看做是影响说服效果的重要因素。在此问题上,儒家、道家、法家等的观点也存在许多差异。在本文中,作者对东西方古典时期的表达伦理传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对古希腊、罗马和中国先秦时期的表达伦理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概括了唯心主义与实用主义两种表达伦理思想,揭示了中西方修辞伦理观上的异同。
  • 辛亥前孙中山在日本和南洋革命活动的比较
  • 从1895年策划广州起义失败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15年间孙中山先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海外度过的。其中时间最长的是日本,辛亥前进出日本十余次,居住5年多。其次是南洋(包括今东南亚的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也进出多次,居住4年左右。日本和南洋成为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进行革命活动最重要的两个海外基地,对辛亥革命的发动起了重大的作用。本文试图以世界跟光和亚洲视角,从历史事实出发,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于孙中山辛亥前在日本和南洋的革命活动,作一番初步的比较。
  • 蔡元培在辛亥革命前后
  •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此时远在德国游学的蔡元培得到革命军已攻克武昌、汉阳等消息时,竞“喜而不寐”,决计回国。回国之后,立即开始走访故旧、调和南北,不分早晚地奔波于沪宁道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告成立,蔡元培任教育部总长。但是政府内派系纷争,政见不一,蔡元培感到难有作为,于是辞职,并于1912年9月16日再次赴德游学。此后,几度往返于国内外。蔡元培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行止作为,在世人面前展现了一个爱国者为救国救民、上下求索的漫漫之路。虽一路坎坷,困难重重,志士初衷不改,操守不变,为后人所景仰。
  • 辛亥革命时期严复的思想演变及其抉择
  • 进入20世纪以后,严复开始走出原有的体制之外,在教育转型中获取新的权势,为立宪改革探寻理论依据,成为游移于革命与保皇之间的中间势力的典型代表。在风云诡谲的辛亥变局中,他与袁世凯密切配合,为袁主控全局献谋献策,进而坐享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严复的思想演变,为我们了解清末中间力量的抉择提供了一个值得解剖的标本。
  •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对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启蒙
  • 1897年,孙中山先生赠日本友人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摘录本《原君原臣》小册子,孙中山在以杞忧公子之名发表的《序》里指出:人民设立君臣都要“为民役”;黄宗羲这-“超越千古”的“高瞻远识”,可以“启迪后生小子之蒙”,表示对自己当时的民主思想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孙中山将黄宗羲的君民之间主客关系,发展为主仆关系,此后他一再强调国家官吏都是人民“公仆”,这成为他的民权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写于西方近代民主启蒙思想家们的著作之前,说明民主思想在中国并非舶来品,它对于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有借鉴作用。
  • 我国土地储备制度正当性考辨——以收储范围为视角
  • 我国土地储备制度偏离设立时的初衷,收储范围严重扩大化,是国家垄断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的制度安排、宪法条文本身的模糊性以及征收制度中的法定低价补偿造成的恶果。改革土地储备制度,并不是要取消这一制度,而是要对土地收储范围进行限制和收缩,打破建设用地一级市场上国家的独家垄断地位,对《土地管理法》从立法理念到具体条文进行全面革新。待将来时机成熟时,还应制定统一的《征收征用法》,全面规制政府征收征用权力的启动前提、补偿标准及程序。
  • 证券市场的信息生产制度——一个品质考核的理论进路
  • 证券市场区别于其他市场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其建立了一个庞大、复杂、细密的信息披露体系。本文运用巴泽尔的品质考核理论,深入考察了证券商品的信息特性,并以此为理论线索,重新审视和解释了证券市场的信息生产制度。证券商品的品质考核问题在两个方面对证券法制度产生了根本性影响。一方面,它导致证券市场涌现出大量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投资基金、证券评级公司等市场机构,从事大规模的证券信息生产,众多的机构管理法规因而成为证券法体系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迫使证券市场建立起一套严格的信息生产体制,为证券市场持续、大规模的信息生产提供制度保障。
  • 论《金瓶梅》
  • 《金瓶梅》出现于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约当16世纪中叶后、17世纪初。最初以抄本流传,至万历后期始见刊行。全书一百回。有两种版本:最早的名《新刻金瓶梅词话》,有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的序。作品采用山东方言和市井行话,词句不甚整饬。
  • 中国情结:华化、同化与异化
  • 今天参加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年的学术会议并作为第四届“费孝通纪念讲座”的主讲人,我感到非常荣幸。因为我在海外生长,对中国的乡土环境了解很少,看了费先生的书,才稍微了解一点中国传统的绅士社会和社会结构。后来我开始研究华侨社会的时候,进一步了解社会学、人类学对我们海外华人社会研究的贡献是如何重要。
  • 十年成一剑,鸿基自兹始——评傅璇琮主编的《宋登科记考》
  • 在学术研究领域,任何一项专题研究的深入发展,都需要基础研究的支持。有关宋代科举的研究,虽然不乏一些优秀成果,但从总体上来说,它既不如唐代科举研究那么兴盛,也不如宋代经济史、宋代政治制度史、宋代官制史等专门史那么深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代科举的基础性研究还很薄弱,尤其是缺少一部类似徐松所编《登科记考》那样的奠基之作。如今,
  • 《大历诗风》的诗学话语与文体意义
  • 蒋寅的《大历诗风》,其突出的学术意义在于它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大历诗歌的专著,也是国内第一部综合性地研究一个诗史时段的著作。
  •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概览
  •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陈来:《朱子学与阳明学及其现代意义》指出通过对狭义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发生、发展及其基本内涵的阐释,揭示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现代意义。朱子学说最重要的部分是“格物致知”的理论,其明显的特色是极力为人求取事物的知识的活动确立一个地位。“心即理”、“致良知”是阳明学说的主要哲学命题,
  • 闺怨诗漫谈
  •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制度下,男女不平等体现在诸多方面。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外出或为官,或经商,或访友,或行旅,宦游天下,浪迹江湖;时间上或经春历冬,或三年五载,或更长时间。而女子则只能足不出户,锁在深闺,独守空房,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甚者则过着终日以泪洗面的生活。闺中不乏才女,才女不乏愁怨,于是闺怨诗应运而生。
  •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封面
      2010年
    • 01
      2008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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