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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马克思的人权观在中国
  • 本文主要论述马克思的人权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说明马克思所创建的新人权观突破了西方传统人权观片面的狭隘的眼界,极大地丰富和推进了人们对人权的科学认识。近代中国人为求救国的真理(包括人权),是先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经过多次失败的惨痛教训后,才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走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以马克思的人权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国情,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科学理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对马克思人权观的成功应用和发展。
  • 中国的协商治理与人权实现
  • 中国的协商治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泛普遍真实运行于政治和社会层面,具有丰富的内容。就其政治属性而言,它是基于政治组织和公民的政治权利,以协商和对话的程序和形式达成共识或者协调分歧,以实现公共治理目标的特定政治机制。就其前提和基础而言,中国的协商治理具有政治、法律、治理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治理事务属性、治理主体权能和公民文化等多方面基础。中国协商治理具有多方面基本特性,这些特性体现着中国特色的民主治理,而它与人权实现的高度关联性,则从一个角度体现着中国特色的人权实现途径和机制。
  • 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
  • “中国专制主义”问题,应通过各个同类政权的综合比较,在“系谱”中予以判断。“专制”指君主的无限权力,可以从权力集中化程度上来认识。进而还包括君臣身份关系,如人身支配和人格依附,无条件的统治与效忠。从“为谁而统治”视角出发,还可以把君主个人对财富、资源和声望的集中占有程度,作为识别标准。中文“专制”来自多个西文语词,是一个本土化概念。“专制”现象可以历史地看待,用作中性概念;如欲回避围绕其滋生的政治纠葛,也不妨以“集权君主制”为替代。
  • “经目”释论以经学史为论域
  • 本文在经学史论域内首次提出“经目”这一概念。所谓“经目”,主要是指西汉以下各朝对官学中所尊儒家“经书”的范围做出的限定,以及在官方影响下学者照此模式提出的对于儒家经典范围的个人或群体性看法。由于“经目”这一概念此前未被提出,学术界对于作为经目的“四书五经”、“十三经”与仅仅是一般经书合称的“开成十二经”等说法之间的实质性差异区分不清;对于两汉各种“五经”说、南宋“六经”制、宋元“十四经”说的经学史意义、“十三经”的形成过程等问题的研究亦显不足,由此更带来对经学史整体演进的一些误判。而欲彻底厘清这些问题,则必须明确提出“经目”这一概念,并界定其内涵与外延。在对“经目”这一概念存在的必要性进行论证的基础上,本文还对经目的基本特征、经目与经学史之间的关系等理论性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 蒙元“用夏变夷”与汉儒的文化认同
  • 蒙元是北方蒙古族所建立的大一统帝国。为了巩固其统治,控制思想人心,尤其为了赢得南宋旧地中原社会精英阶层——儒士大夫对其的政治认同,蒙元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主动儒化、汉化,“用夏变夷”。忽必烈将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是其“用夏变夷”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对其后诸帝及其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随着蒙元政权的汉化,尤其是程朱理学被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这不但促使中原社会精英阶层——汉族儒士大夫们对蒙元政权的政治文化认同,也使程朱理学超越了原有民族文化信仰,成为不同族群的共同文化价值体系,也成为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相互融合与元朝大一统帝国稳定的基石与纽带。
  • 哈维对历史一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
  • 本文拟在厘清哈维建构历史一地理唯物主义理论思路的基础上,认为哈维属于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通过对比研究他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异同,凸显其理论特质和彰显其理论贡献。哈维始终坚持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从空间的视角揭示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受资本逻辑支配,其阶级关系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因此,作为晚期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的哈维没有像后马克思主义那样走向后现代主义政治,同时他开拓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
  • 从“理想标准”到“道德选择”——雷蒙·阿隆的国家政治伦理思想
  • 受孟德斯鸠、托克维尔、马克思、韦伯、哈耶克等人的影响,阿隆的诸多著作和评论中都蕴含着政治制度的价值诉求与政治主体的道德取向。通过相关文本的系统梳理,我们发现:就价值诉求而言,阿隆主张要以自由、平等、民主作为政治制度的“理想标准”;就伦理取向而言,阿隆强调要以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的互为补充、有机结合作为政治主体的“道德选择”。阿隆认为,尽管自由、平等、民主的完美的政治制度到目前还没有真正实现,但将其作为“理想标准”是完全必要的。阿隆还希望,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在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共同支配下,履行“政治天职”的社会精英,应该能够从“道德判断”和“社会条件”的相互制约中,做出务实、合理、正义的政治选择。
  • 论隋代弘农杨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 隋代弘农杨氏及其文学是魏晋以来家族及家族文学发展的典型,也是这时期皇室文学的代表之一。由于政治上的成功,弘农杨氏更加注重文化发展及文学创作,多人酷好文学,在文学“南朝化”的大潮中积极参与诗文创作,并逐渐成为文坛中坚,成为隋代第一文学家族,在隋唐之际承前启后的文学发展中有其独有的价值与地位。
  • 论杜诗中自陈作诗的现象
  • 杜甫有一些在诗歌中自述“作诗”的作品,这源于对《诗经》中一些作品在首尾点出赋诗本意之法的学习,而发展成为一种特定的缘情体物的诗艺,并推动了杜诗中以诗歌创作活动为题材的现象的出现。这是杜甫在穷途独处的人生中探索诗艺的结果,不但有重要的诗歌史意义,而且也是他以诗论诗的活动产生的背景。这些论诗之作孕育于其赋诗遣怀的创作过程之中,首先也还是他的体物缘情的产物。这一性质决定了杜甫对诗歌与诗人的评论在形式和立论方式上都与唐人常见的方式有着较大的不同。
  • 论李商隐对江西诗派的影响
  • 李商隐和黄庭坚均是深入学习杜甫而有所成就的诗人,李商隐在诗法方面的探索努力对黄庭坚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种影响被宋人称作江西诗派的“昆体工夫”,突出体现在多典连用、巧用人名、“夺胎换骨”、追求诗意深隐曲折等方面。李商隐笔下部分风格瘦硬的诗作直接成为宋诗的先声,黄庭坚集中也有学习李商隐的绮丽之作,并善于将绮丽与拗峭二者相结合自辟新境。江西后学吕本中、赵蕃、韩漉等人对李商隐诗歌也有程度不同的接受。江西诗派对李商隐、唐彦谦和西昆体基本持肯定态度。
  • 论庾信在唐代陶渊明接受中的影响
  • 庾信早期对陶渊明的接受沿袭了南朝隐逸游仙之作,由于人身遭际以及心境的变化,其后期的众多幽居之作开始从精神内蕴以及题材等更深层面走近陶渊明,但体制与表现方法上却是极貌写物、穷力追新的齐梁新体,直接影响了唐初诗坛王绩、王勃、骆宾王一脉。至盛唐山水田园派直接效陶之前,庾信实此中之关键。不仅如此,其幽居之作中的幽僻、萧瑟一面还直接为中晚唐诗坛的隐逸之作所继承。在整个唐代诗坛的陶渊明接受中,庾信当之为愧地处于津梁的地位。
  • 《高士传》编创之小说考辨
  • 今存皇甫谧《高士传》为上古至曹魏九十六人作传,应为史书。由于材料杂取子史,以至于《庄》、《列》寓意之作,常将杜撰的人物、事迹视为真人实事,为之立传,混迹其中。这些人事原为某种寓意的例证,不很完整,更不充分独立,多为原书的小说成分,被编人本传,添头加尾,添枝加叶,或以多篇文字缀合,成为各自独立、自成起讫的虚拟人物传略,遂成早期小说作品。
  • 自我叙事:中国古代诗歌自传传统的形成
  • 自我叙事是诗歌自传传统形成的核心要素。中国古代诗歌从很早就具有颇为鲜明的自传性,但真正成熟的自传诗,要等自我叙事在诗歌中占据中心地位时才能成型。经由杜甫及中唐诗人对自传因素的发展,到了宋代,中国古代诗歌自传传统基本成熟,不但具备了鲜明的自传意识,而且以仕宦道路为主要人生范型,形成了以个人经历为主要线索、逐事写感的叙事模式。以自我叙事为核心的诗歌自传的成熟,是在唐诗到宋诗的演变中完成,显示了叙事因素对于诗歌发展的重要意义。
  • 理性社会建构的受众伦理视角
  • 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理性,一个大国的成长和成熟也是如此。大国国民,不仅意味着拥有足够的物质财富,更意味着享有足够的精神财富:敬畏知识、珍视生命、崇尚理性、捍卫文明,远离狂躁、暴戾和野蛮。体现在传播领域,就是建构尊重生命、维护尊严、消弭仇恨的受众伦理秩序;在动机决定、信息选择、信息接受、信息解析、信息评价、信息反馈、信息使用等各个环节上诠释诚信、客观、礼仪、仁爱,建构和推行普遍的人性价值。受众伦理规范的建构,不仅延展一个学术命题的张力,同时也为国家网络文化生态的健康发展,大国文明的塑造、大国国民的成熟、理性社会的培育拓展一种思想的视阈和空间。
  • 论全球媒体伦理:探求真相
  • 真相一直是传播的核心伦理准则,它一直指引着人际传播、印刷媒体、广播电视的伦理分析。本文认为真相也是今天国际媒体体系的首要伦理准则。但是,作为新数字媒体技术的伦理准则,真相需重新阐释。在西方,真实通常被定义为准确,但是,本文认为它应被理解为公开。真相应被理解为透视表象背后的实质。真相意味着还原事件的语境,探求事件的核心。真相就是“充分的解释”,它需要运用个案研究、民族志、参与观察和三角测量等定性方法进行探求。这种将真相视为真正公开的深刻观点已遍及全世界的各种文化,成为全球媒体的伦理法则。本文运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维基解密网等国际媒体案例对真相即公开原则进行了分析。
  • 评历代咏马嵬诗——兼议杨贵妃文化现象
  • 马嵬之变以其关系政局之巨及李杨命运之深,为唐世及后世诗人所吟咏不绝。或主要关注国家盛衰之变,伤之亦诫之;或主要关注李杨爱情悲剧,哀之亦惜之。最能揭示马嵬之变政治意义的,是杜甫及郑畋之作。而详写李杨爱情悲剧,沉痛悱恻,则首推白居易《长恨歌》。白诗以能深契人情而传布广远。流风所及,悼伤杨妃之作逾千年而不衰,蔚为文化史上之奇观,形成杨贵妃文化现象。此类作品,虽瑕瑜杂陈,然亦不乏精警之篇,且可藉以窥见人心及世情。
  • 《寒山子诗集》早期刊本源流钩沉
  • 《寒山子诗集》宋元刊本中土存世寥寥,所幸刊行不久即流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并得到不断翻刻,在这些当地刻本中保留了弥足珍贵的宋元刊本信息。借助这些信息,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宋元刊本的面貌,还可尝试勾勒早期刊本之间的关系,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补充完善有关《寒山子诗集》版本源流的梳理,以求使之更为清晰。
  •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概览
  •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2年第2期 马戎:《现代国家观念的出现和国家形态的演进》指出人类社会中曾出现不同的政治实体与国家形态,现代“民族”(nation)观念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出现在欧洲的,并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殖民侵略活动传播到世界各地。尽管许多国家并不具备欧洲“民族主义”同样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但是在西方主宰的国际交往和法规中也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民族国家”的形式。为了理解今天世界各国政治实体的发展历程,也为了理解今天中国社会和国家形态的演变历史,作者讨论了“民族”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历史,现代公民国家和传统部族国家的差别,以及今天在理解民族国家形态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
  • 2012年度本刊分类总目录
  • 宫怨诗漫谈
  •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直施行着一种腐朽的后宫制度。《礼记·昏义》篇日:“古者天子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隋炀帝即位后,首开广选民女入宫之恶例,后世沿袭,茶毒深远。多少女子被选入宫后,“一闭上阳多少春”,十六岁进宫、六十岁也没有见过君王面,“入时十六今六十”,“一生遂向空房宿”(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她们中不乏才女慧媛,用诗歌抒发不幸命运;历代特别是唐代也都有不少诗人,用充满同情的笔墨,从不同的角度描绘宫中女子的悲苦怨恨的生活,我们把这类诗称之为宫怨诗。历代诗歌中题作《玉阶怨》、《长门怨》、《婕好怨》、《宫词》、《宫人斜》等诗歌,大多属于宫怨诗。
  • 北大学人
  • 张翼星 湖南平江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马克思主义。曾主持“七五”规划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主要成果《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先后获北京市、全国高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
  • 柯文辉新书两种
  • 柯文辉,1935年生于安徽省安庆市。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有写意诗境剧《大师之恋》,小说《司马迁》,传记《卫天霖传》、《旷世凡夫——弘一大传》,美术理论《龚贤画论臆解》等作品。钱君訇老人谓其“睁眼做梦,梦里唱歌”。
  •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封面
      2010年
    • 01
      2008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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