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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法治政府的标准
  •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中心环节,也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最新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中国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打下了坚实基础。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依法行政的现状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的期待和愿望还有差距,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还存在着“形式化”、66口号化”、“碎片化”、“庸俗化”的倾向。究其根源,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什么是法治政府、什么是衡量法治政府的标准存在着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对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缺乏自觉的总体设计。以对政治现代化的考察为基础,法治政府的标准可以界定为四个方面,即权从法出是法治政府的根本,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的核心,服务、参与和诚信是法治政府的生命线,行政救济是法治政府的要义。如果不符合以上四条标准中的任何一条,那么,所谓的法治政府就不是真正的法治政府。
  • 《资本论》哲学思想与马克思的现代史观
  • 《资本论》不是传统意义的经济学著作,也不是传统意义的哲学著作,而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真正的“历史科学”,它通过资本与财富的运动与发展,全方位地揭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和发展,揭示现代社会的运动发展规律。它的真正的思想核心是马克思的现代史观。在马克思的现代史观与马克思的人类史观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把马克思的现代史观看做马克思人类史观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反对离开现代史观对人类历史作抽象研究。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把马克思的现代史观看做马克思人类史观的最高表现,是最真、最活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正是在这里才真正体现着马克思哲学的时代性和人民性。离开了现代史观,我们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因而从一般唯物史观上升到马克思的现代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方法的革命,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化、大众化的必由之路。
  • 《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学术史清理
  • 在当代新的境遇下重新研究《资本论》的哲学思想,一个前提条件是进行《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和清理。大而言之,可以把《资本论》第一卷发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分为如下类型:战友和学生的阐释和宣传,政治领袖的理解和推动,《资本论》研究中的“苏联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嫁接”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现”,“马克思学”的指归和MEGA版的编纂原则。对于《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而言,我们的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经典是需要反复研读的,即所谓常读常新;但这种反复的阅读和阐释应该构成一个前后连续、渐次提升的序列或阶梯,以保证人类思维不断向前发展,而不是随着时代和思潮的转换而“忽左忽右”、“可左可右”。
  • 《资本论》与哲学的未来
  • 《资本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是一种哲学超越或存在论超越,《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建立在对“哲学的两个耻辱”反思的基础上,成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出发点“此在”,其所共在的世界依旧是抽象的、无区别的生活世界,从而决定了海德格尔的解决方式只能是一种诗意的形而上学救赎。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现实的个人,是处于一定生产关系中的个人。因此,其所在的世界是一个生产关系的世界。这样,马克思就把人类的解放诉诸生产关系的改变,其存在论也就突破了形而上学的束缚,成为一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即作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这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所开辟的哲学道路。
  • “儒学第三期发展”重思
  • 以面对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为使命,并相信儒家才是国家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基础和准绳而形成的一个儒学新的发展阶段被称之为“儒学第三期发展”。儒学第三期标志着其处境和使命的转移。就时段而言,目前所处的阶段依然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开端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章太炎,当下的最典型代表人物则是大陆新儒家群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核心使命是对儒家价值的支持和其符合民族国家的建构,因此,其具体的任务可以分解为几个方面:第一,儒家可以成为当代中国的重要价值支撑;第二,以公民宗教为导向的儒教建构;第三,制度创新是儒家参与社会发展的现实使命;第四,儒家要积极地参与世界秩序的建构。
  • 儒学复兴与中国文化之未来发展——牟宗三“儒学第三期发展”说再议
  • “三统并建”是牟宗三对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总体规划,而究其实质,仍是儒学“内圣外王”的老话题。儒学第三期发展说所依据的是“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大纲,是一种“儒家式的人文主义”,对于解开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以及世界文化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的意义的失落”的困境,都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牟先生只是开启了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的开端,并做了初步的疏导和富有建设性的探索,并没有真正完成新儒家外王之学的重建。其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仍旧未能彻底突破道器二分、中体茜用论的传统格套。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和复兴,必须正视牟先生的智慧,不能绕过,只能超越。
  • 儒学如何走向世界?——试论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说
  • 杜维明的“儒学第三期发展”说从儒学第三期的多元背景、如何走出儒学第三期发展误区、从回应中发展儒学第三期、儒学第三期发展之可能性途径等几个方面,为儒学回应现代西方的挑战作出了创造性的回应,为儒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可能性的途径。杜维明认为,儒学第三期发展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多元背景:首先就是多元文化的时代前提,其次是儒门淡薄的现实,第三是要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最后是要弄清儒学的渊源。在探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问题时,杜维明强调有以下误区是必须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中西对比时的强人政策,儒学传统与儒教中国,儒学复兴,汉字文化圈,普遍与特殊的问题。杜维明认为,当我们讨论儒家传统能不能继承发展的课题时,必须回应由西方文化提出来的以下问题:科学精神的问题,民主政治的问题,宗教情操的问题,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对启蒙心态的反思问题。在讨论儒学能不能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时,杜维明认为有以下的可能性途径:思考模式的问题,学科合作研究的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文明对话的问题,培养儒家公共知识分子,儒家传统的社会基础。现在讨论儒学第三期的发展问题,就是在全球化与世界化的背景之下来设计儒学如何走出东亚,成为世界的儒学。在回应现代性危机之时,要拿出儒家的资源,开出儒家的药方,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因此,儒学不仅是中国的、东亚的,也是世界的。
  • 宪法实施:到底实施什么?
  • 宪法实施,到底实施什么?首先,法律实施不意味着宪法实施;其次,国家机构规范的实施也不意味着宪法实施;宪法实施最终实施的是人权规范,即基本权利规范。因为基本权利规范的实施是宪法实施的本质与目的所在,只有它得到实施才能真正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权力规范实施也旨在保障基本权利。与此同时,还需要对宪法实施的机制进行追问,即宪法实施依靠的力量是什么、宪法实施能否进入司法适用、现有的宪法审查制度能否成为宪法实施的有效机制以及“后三十年”宪法实施急需解决什么问题等等。
  • 中国宪法实施的普通法路径——以法院对权利的救济为视角
  • 普通法院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能够发挥救济宪法上基本权利的作用。这是因为:其一,普通法律是根据宪法制定的,是宪法内容的具体化;其二,从国家承担的保障人权义务来讲,法院也不能例外。在中国,人民法院并不享有直接适用宪法的权力,但可以借助普通法律的适用通过选择所适用的法律或直接适用普通法律来保护权利,即在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指引下通过确定普通法律中具体权利的内容等方式来发挥救济基本权利的作用,以此来促进中国宪法的实施。
  • 行政诉讼:宪法实施的重要推动力
  • 行政诉讼在推动宪法实施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行政诉讼是中国宪法实施的重要推动力。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使中国宪法有关公民申诉控告权的规定得到贯彻落实,也使其他实体性的公民基本权利开始受到普遍重视,并彰显了权力制约的宪法精神,而且还探索出了“依宪解释”的宪法实施新路径。当然,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及其实践在推动宪法实施方面仍有不足之处,面临挑战。由此,应该进一步积极发挥行政诉讼的立法适用宪法、监督适用宪法、解释适用宪法的三大功能,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宪法的立法实施、监督实施和解释实施。
  • 追赶战略下中国工业化的资本来源:影响与改革取向
  • 中国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和追赶战略,直接导致了强势政府和弱势市场的机制匹配格局,以及依靠“储户、农户、散户、外来户、购房户”的资金来源方式。以发展为第一取向的产业政策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的扭曲,是我们理解当今中国几乎所有一切发展矛盾的关键因素。随着中国整体上进入基本小康社会以及日益突出的社会经济矛盾,第一轮以摆脱贫困为主要目标的追赶战略,应该转换为以追赶中等发达国家为主要目标和内容的追赶战略。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变革,而且意味着我们的资本积累和集中、收入分配政策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以支持新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未来的经济体制要把“强政府”与“强市场”有效结合起来,并以此改革发展资金积累的方式。
  • 单一生产、联合生产与价值决定
  • 根据等价交换和劳动价值论的假定,首先在单一生产条件下,然后在联合生产条件下,推导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具体表达式,由此证明,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基本原理,不仅适用于单一生产,而且也适用于联合生产。特别是,只要所涉及的联合产品都是稀缺的有用物品,则它们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或单位价值量都将大于零。只有当某些联合产品为自由物品或有害物品时,其单位价值量才会等于零或小于零。从这个意义上说,联合生产可以看成是单一生产的一般化。单一生产不过是联合生产的一个“特例”,即当每一个行业的联合产品中只有一种为有用品而其余的皆为无用品时的特殊情况。
  • 一般经济均衡的一个模型
  • 以类似投入产出的方法,采用商品一生产过程模式对13种商品的联合生产进行了定义并建立起方程组,在实物量的基础上导入了价格、利率因子、生产强度以及经济扩张系数等概念,采用单纯形等线性规划的方法,并结合拓扑学的凸集与聚点的思想,利用布劳威尔不动点定理进行了论证与求解(鞍点的值)。由此揭示了联合生产的重要特征,求出了在不考虑价格情况下的最大经济扩张因子,以及在不考虑生产强度情况下的最低利率因子。
  • “经济人”概念的演进及其新探索——从“经济人”到“权力经济人”
  • “经济人”假设是个历史概念。通过对斯密的“经济人”、古典的“完全理性经济人”、“有限理性经济人”、“交易经济人”、“契约人”等的历史梳理发现,在自愿交易和强制交易之间有着很多可能交易的情况,这种自愿和强制之间交易意愿的多种可能可以用“交易意愿度”来界定。经济主体交易意愿度的大小取决于他对交易对象的影响力即经济权力。为此,提出了“权力经济人”假设,“权力经济人”就是指在经济活动中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凭借自己的经济权力,在追求交易费用最小化的同时最大化地分配自己的利益,同时保障契约执行的行为人。
  • 市场、政府与企业:不完全市场、内生的经济组织与要素市场改革
  • 在不完全的市场情况下,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决定了均衡中的所有权形式,随着市场的完善,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以及经济中所有权模式也会发生相应变化。通过一个简捷模型的研究表明,在不完全市场的情况下,均衡的产权形式和组织形式与完全市场下的产权形式和组织形式有很大的区别:政治家和企业家之间在多个“市场”上的合作是对市场缺失的一种反应。产权和组织形式往往采取了在多个“市场”上互联的关系这种形式。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可以促进这种关系的解体,从而促进产权形式的改变,而局部的自由化(市场化)改革未必会导致私有化的出现,经济转型会出现多重均衡。
  • 现阶段城镇居民耐用品消费行为特征变化的计量研究
  •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目标,而收入的倍增必将对居民的消费行为产生巨大的冲击。通过运用1995-2011年期间各省耐用品消费的相关年度数据,选用两阶段预算需求系统Engel—LA/AIDS模型来总结以往经验,分析在2004年收入翻番前后中国城镇居民耐用品消费行为特征的变化,结果表明,收入的高速增长使城镇居民的耐用品消费呈现出四种显著分化的行为特征变化趋势,说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正处于从温饱向小康转变的过程之中。同时,收入翻番前后的各项耐用品自身价格弹性变化相对稳定,也说明这种耐用品消费行为的改变主要源自于居民收入的高速增长。
  • 信息不对称与金融消费者保护
  • 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更是深远。金融交易的供求双方在产品属性、产品价格以及金融机构质量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是对金融消费者提供特殊保护的重要原因之一。探究金融消费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披露影响金融消费者利益的作用机理,有助于寻求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利益的有效对策,也有助于加强对金融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 “文学政治”及其存在形态——关于“文学政治学”的思考之五
  • 文学政治学作为研究“文学政治”的学科,主要包括四组相对应的概念,分别是:文学政治与政治文学、作家政治与政治作家、文本政治与政治文本、接受政治与政治接受,由此构成了文学政治学的概念体系。
  • 文学“再政治化”批判——兼论文学与政治的深层融通
  •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大致沿着从文学“政治化”到“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从“再政治化”到“泛政治化”的路线进行。然而,学界在进行文学再政治化研究时,却基本忽略与搁置了文学究竟与何样“政治”有何样深层关联的问题。检视目前学界拿来作为文学再政治化知识建构前提和指归的“政治”,无外乎来自于两个系列:一种是事关政治实践性的“政治学”、“政治科学”;另一种则是各种“主义”性的“文化政治”、“政治文化”。那么以这两种“政治”为前提与指归进行文学再政治化的知识建构是否“自然正当”?文学又究竟该面对何样“政治”并与何样“政治”在何样层面上融通呢?
  • 身体·欲望·政治——革命经典和当前底层文本中的身体编码比较
  • 在革命经典文本中,基于革命现代性而建构的审美话语范式对于身体及其欲望的基本处理路径就是政治化,即用宏大的阶级政治进行规约和编码;而在所谓的后革命时代,宏大的阶级政治已因语境的变迁而不合时宜,遂机警地转化为各种微观的文化政治,近年来的“底层写作”对身体、政治和欲望的处理就转而诉诸微观政治。通过对革命经典文艺与底层写作文本的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对身体、欲望及政治之关系处理的不同编码路径,但均反映了文学与政治的关联。
  • 论迟子建小说中的成长伤怀
  • 在迟子建的创作历程中,叙写成长经验的小说既是起点又绵延不断。仔细分析这些作品可以发现,这些作品中存在着童年的孤寂、亲友的早亡、爱与性的扭曲等成长伤痛。不过这些成长的伤痛只是构成了小说的情节,迟子建以其一贯的温暖与慈悲将这些伤痛转化为一缕成长的伤怀。伤怀而不是伤痛,这正是迟子建成长题材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文学意蕴。
  • 汉代的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
  • 汉代的民族交往,主要是指汉政权与边地各少数民族政权间的交往,也包括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与四邻各少数民族的民间往来;而民族交往的结果,则是加强了民族融合,促进了各少数民族的汉化。其中汉匈和战,导致了匈奴的衰落和分裂,促进了南匈奴的内附和逐渐汉化;汉通西域,将西域从此纳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西域各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汉与西羌的交往,促进了西羌的内迁和民族融合;汉与东北各族的交往,促进了汉文化的传播和东北各族的汉化;汉“和集百越”与设郡统治,促进了百越地区的社会进步和越人汉化;汉开发西南夷与设郡统治,则促进了西南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西南夷因仰慕汉德而内附和归化的愿望。毫无疑问,汉朝的民族交往,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形成了中国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的基本格局,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基础,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 关于辽金的“正统性”问题——以元明清辽宋金“三史分修”问题讨论为中心
  • 辽宋金对峙时期,宋人自称“中国”、自称“正统”,辽人和金人也自称“中国”、自称“正统”。元人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就围绕着纂修义例问题,展开了长达百余年的激烈争辩,绝非仅仅是史书编纂体例问题,而是有关辽宋金“正统性”的大问题。直至元朝末年,由脱脱拍板,最终确立了辽宋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修史方案,承认了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明清时期,有人反对辽金的“正统性”,也是围绕着辽宋金“三史分修”问题展开。明朝确实有人试图通过颠覆辽宋金三史“各与正统”的“正统体系”,否定辽金的正统地位,但并非是“普遍否认辽金正统”,这从明朝官方未支持有关重修宋史的建议、并由国子监主持刊行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一史”就能看出来。清朝统治者无论是在坚持北方民族王朝立场阶段还是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都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这从乾隆皇帝并没有“抑辽金”,允许四库馆臣在编修《四库全书》时持辽宋金“各与正统”的观点,以及钦定了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二史”、“二十三史”和“二十四史”等方面也能看出来。民国以后对辽金“正统性”的认识曾有所反复。但很快就转到承认辽宋金“三史分修”“各与正统”的立场上来。说明逐渐强化“华夷之辨”,并按照“尊夏贱夷”思想区分正统和非正统,并不能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而逐渐淡化“华夷之辨”,倡导“华夷一体”,主张华夷互相吸收,逐渐否定单一的汉文化选择而强调多元文化选择.才能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近千年来华奏观念的演变轨迹。
  • 明清的民族政策与正史的民族观念
  • 民族政策作为时代政治的重要内涵,必然会对时代史学特别是官方正史产生影响。明清两朝民族政策总的方针是“威德兼施”,这样的民族政策对明清正史《元史》和《明史》的民族观念影响颇深。所谓“威”,体现在军事上为武力征伐,政治上则是歧视与强迫同化;所谓“德”,主要体现在对被统治民族的招抚优待和“因俗而治”上。这种“威”“德”兼施的民族政策反映到正史《元史》和《明史》中,则分别呈现出“犬民族主义”和“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
  • 本刊中青年作者简介
  • 张忠任1958年生,辽宁沈阳人,学术博士,日本岛根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楚天学者”。兼任世界政治经济学会理事、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理事。
  •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于2005年3月。2006年,学院获得首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2007年,获准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
  • 论法治政府的标准(杜飞进)
    [当代哲学问题探索]
    《资本论》哲学思想与马克思的现代史观(孙承叔[1,2])
    《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学术史清理(聂锦芳[1,2])
    《资本论》与哲学的未来(王庆丰[1,2])
    [“儒学第三期发展”:重思和新论]
    “儒学第三期发展”重思(干春松)
    儒学复兴与中国文化之未来发展——牟宗三“儒学第三期发展”说再议(谢群洋)
    儒学如何走向世界?——试论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说(张城)
    [法治文明与法律发展]
    宪法实施:到底实施什么?(范进学)
    中国宪法实施的普通法路径——以法院对权利的救济为视角(王广辉)
    行政诉讼:宪法实施的重要推动力(上官丕亮)
    追赶战略下中国工业化的资本来源:影响与改革取向(刘志彪[1,2])
    [经济学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单一生产、联合生产与价值决定(冯金华)
    一般经济均衡的一个模型([美]冯·诺依曼[1] 张忠任[2] 余斌[译][3])
    “经济人”概念的演进及其新探索——从“经济人”到“权力经济人”(辛本禄)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市场、政府与企业:不完全市场、内生的经济组织与要素市场改革(王永钦[1] 张熙[2])
    现阶段城镇居民耐用品消费行为特征变化的计量研究(孙巍[1,2] 杨程博[2] 谢淑萍[2,3])
    信息不对称与金融消费者保护(张蕴萍)
    [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文学政治”及其存在形态——关于“文学政治学”的思考之五(刘锋杰)
    文学“再政治化”批判——兼论文学与政治的深层融通(李占伟)
    身体·欲望·政治——革命经典和当前底层文本中的身体编码比较(王宗峰)
    论迟子建小说中的成长伤怀(金钢[1,2])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汉代的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汪高鑫[1,2])
    关于辽金的“正统性”问题——以元明清辽宋金“三史分修”问题讨论为中心(赵永春)
    明清的民族政策与正史的民族观念(许曾会)

    本刊中青年作者简介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习与探索》封面
      2013年
    • 01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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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编:曲伟 赵玉贵(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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