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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遭遇社会分化的乡村治理
  •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建构了一个大众民主型乡村治理模式——村民自治。这一理想的制度建构是以当初农村社会成员尚未分化的均质性社会为基础的。2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农村社会成员逐渐分化,农村社会中出现了多元分层和分派现象。农村社会成员分化导致乡村治理环境的重大改变,成为嵌入乡村治理的新变量,进而对乡村治理结构产生深刻影响。遭遇社会成员分层、分派的乡村治理,在实际运作中形成了独特的多元精英治理结构,从而实现了乡村政治形式的创新。
  • 农民的地权选择与农地制度改革
  • 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度得到多数农民的认同。但是,当前农村的土地权属关系仍不明晰、不稳定,农民最担心和反对的是国家或集体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农民不仅要求土地承包权的长期稳定,还有实行土地私有化的愿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完善的总方向应该是:完善土地二轮延包,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建立农地退出机制,实行“农地稳定、公地调整”的政策,建立农村地价评估机制,从而进一步明晰和强化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确保“农民对土地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将长期保持不变,也就是永远不变”。
  • 中国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辽宁大古村调查为例
  • 当前,中国农民的价值观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农民的本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的观念转变上。本体性价值是指人生存的根本性意义;社会性价值是指人与人交往中的行为意义。与全国其他村庄一样,由于现代性因素的持续冲击,辽宁省大古村农民的慎终追远、传宗接代等传统的本体性价值观已经被动摇,但“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道义观也受到“气人有、笑人无”等负面社会价值观的严峻挑战。随着农村社会流动的进一步增加,村庄的负面因素很可能破坏村庄的团结,致使村庄共同体解体,以至村庄呈现原子化状态。当然,农民价值观的失落也与政策失误,如丧葬政策的失误有关。因此,当下中国新农村建设要特别关注农民的精神生活,加强农民价值观建设;同时也要重视农村公共空间建设等问题,为搞好乡村治理提供正确的政策支持。
  • 村民自治中的乡村政治人——以陕北S村为例
  • 村民自治中从对乡村事务的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层面来说,现阶段可划分为在职政治人、在野政治人和无政治阶层(普通村民)。在职政治人是影响村民自治的重要变量,他们对村民自治发挥着支撑作用,对广大村民能够起动员和引领作用,因此必须把他们培育和塑造成现代乡村政治人,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管理民主”的目标。
  • 论中国农民教育平等权的缺失与保护
  • 中国农民教育平等权的缺失主要体现在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获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城乡教育费用的负担不平等及国家义务履行不到位三个方面。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是导致中国农民教育平等权缺失的主要原因。应该借鉴外法域的成功经验,关注中国农民群体的权利保护,在政策和法律上赋予农民平等地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也只有如此,才能提高农民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进而实现全中国共同富裕的目标。
  • 辩证法与现代性课题
  • 辩证法与现代性课题之间所具有的深层关联,是人们常不予考察然而却十分重大的理论问题。辩证法曾作为现代性的“解放叙事”,为现代性方案提供着合法性根据,因而在近代以来的思想史和社会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现代性逻辑的本性相一致,对“他者”的遮蔽和抹杀,是作为现代性元叙事的辩证法的深层缺陷。从形而上学的阴影中拯救被窒息的“他者”维度,这是辩证法与现代性批判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 作为现代性基本现象的技术主义
  • 技术主义是现代性基本现象之一,诊断现代性的思想家必须要对技术作出自己的诊断;马克思在技术的发展中看到的是人类解放的希望;海德格尔在技术中看到的是存在的神秘;阿伦特认为技术重新将人类带回到自然的循环之中,成为自然中的生物。所有这些解读都折射了现代性的运作机制——反思性唯我主义。
  • 走向一种作为实践智慧的社会科学
  • 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建制,深刻地蕴涵在现代性之中,成为现代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内在因素,成为现代社会的反思性前提和表现。但是,毋庸讳言,现代社会科学无论就其专业化的体制,还是就其方法论的范式和观念来说,都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对社会科学进行元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反思、批判和变革是十分必要的。
  • 论社会科学中的价值问题
  • 社会科学是中立的科学还是为不同的社会集团、社会利益服务的科学?随着社会科学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社会上对社会科学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学术界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与西方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地位展开了空前激烈的争论。这些问题都涉及社会科学中的价值问题,这是一个思想史上争论已久的问题。笔者认为,社会科学中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价值。在此,仅就社会科学中的价值反思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 柯亨历史唯物主义合法性问题解决方案的困境
  • G.A.柯亨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发起者和重要代表,已为我国学者所熟悉。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构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代表性成果之一。然而,柯亨为什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步入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涯呢?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几乎无人关注。对于柯亨本人来说,这却是一个很有趣也很重要的问题。它起源于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合法性问题”的发现。
  • 货币化的现代社会世界与货币的社会理论研究
  • 在当今世界,货币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内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从货币这一角度切入现代社会结构,折射现代精神文化、反思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从更深层次上分析货币与社会世界的相互型塑关系,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当代社会理论的兴起,为深入探讨货币与现代社会世界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路径。
  • 论库恩的范式概念及其借用
  • “范式”概念在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有多种用法。概括地说,范式是世界观,它具有定向的基本功能,在总体倾向上是选择与预示的统一,它具有“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换是一种革命,其指向范围是“共同体”,从构成要素上看是层次性与整体性的统一。在其他领域借用“范式”概念具有可能性与合理性。
  • 论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
  • 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是发达工业社会具有的特征。它经过了两个重要环节:通过控制人们的需要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通过合理化过程形成技术思维方式、技术世界观。科技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相比,在产生的基础、发挥作用的途径、内涵和外延等方面都明显不同。要破解科技意识形态,需要明确科学技术所能解决问题的合理界限,不能把它无限推广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作为观察解决社会问题的普遍方式。
  • 从思维活动的至上性到感性活动的至上性——试析马克思人性观革命性变革的理论前提
  • 人性观在马克思哲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所实现的人性革命也是学界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澄清,即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实现了人性观的转变。如果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找到进行相互比较的平台,从人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内容上的变革去探求马克思人性观变革的理论前提,也许会有一些新的收获。
  • 马克思生活观的四重维度解读
  • 马克思认为,现实生活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形成的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体,人是它的主体。由于私有制引发的异化劳动的存在,围绕人的生存与发展所展开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更加不和谐;只有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才能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消除异化,从而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和谐,实现人的终极价值追求。
  • 顾准民主观之检讨
  • 顾准对民主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什么样的民主是可行的、如何理解民主的含义、如何保障民主的实现、民主的发展前景、民主的哲学依据等问题上。这些思考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批判立场,其对今天的民主建设的启示是:我们除了要注意夯实民主的经济基础与完善民主的制度建构,还要注意科学的民主文化的成长;除了有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外,大众教育的发展与思想启蒙者的引领也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后者,因为,大众经常缺少的不是面包,而是良知与品德。
  • 论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
  •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人民通过对政权和参议会的选举和监督,以及通过加强基层建设、实行三三制和精兵简政等原则和政策,创造性地推进了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和做法可以成为今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精神财富和宝贵借鉴。
  • 试论中国民主党派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
  • 中国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参加解放战争、与共产党合作建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民主党派由其政党性质和特殊的历史地位所决定,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与共产党相比表现出自身的特点:斗争形式主要是进行舆论宣传;斗争区域主要是国统区大中城市;对国民党态度经历了拥护、怀疑、反对的变化过程;理论体系不完备,指导思想不统一;政治态度分歧,组织形式松散;革命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 试论毛泽东的社会现代化思想
  •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行了认真探讨和思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完整具体的中国社会现代化方案;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总体目标和战略步骤进行了设计和探讨。毛泽东的社会现代化思想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 毛泽东“革命的功利主义”的伦理思想初探
  • 毛泽东伦理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则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核心与本质,它的主旨在于引导人民群众踊跃参加推翻旧制度的革命斗争,重点在于对旧道德的否定和批判,突出强调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利益的对立决定道德观上的阶级对立。毛泽东“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伦理观既是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建设方面,学习借鉴毛泽东伦理思想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 毛泽东政治和谐思想探析
  • 毛泽东思想中蕴涵着政治和谐的内容。毛泽东的政治和谐思想早在其青年时期就酝酿产生,并伴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而逐渐趋于成熟。建国后,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而这一思想正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倡导的政治和谐局面的具体体现。今天,重温毛泽东的政治和谐思想,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论国际社会对侵略战争的法律控制
  • 国际社会曾经默认战争权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但近代以来,随着战争危害性的逐渐升级和人权意识的日益提高,国际社会开始了从限制战争权到禁止、废弃战争权的立法进程,直至将侵略战争犯罪化。2002年7月1日正式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在世界范围内将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权正式确立起来。然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并没有具体规定侵略罪的构成要件,也没有对侵略罪的国际刑事法院司法管辖权及其惩治下定论。有些国家担心“侵略罪”和“战‘争罪”的设置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等问题会触及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因而至今对于加入国际刑事法院持回避与消极态度。但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在共同的基本原理和价值观念上所建立起来的世界国家必将成为和平社会的主宰。
  • 国际海事私法条约解释中的问题及对策
  • 海事私法统一是国际社会努力追求的目标,但在追求这一目标时,国际组织及其成员国往往更注重条约文本的统一,将主要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条约的制定中,而条约文本只是国际海事私法统一的第一步。由于国际私法条约的适用是由各个成员国的法院来完成的,因而统一的条约规范就由不同国家的法官进行适用和解释;不同国家的法官在适用统一的条约规范时,又会受制于本国的各种客观因素及其自身因素的影响,对条约文本的解释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影响国际海事私法的统一,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如何保证各国法官统一解释条约,促进条约的实质统一,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 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推动力与大国关系——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的考察
  •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欧洲货币一体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由国际、国内政治关系和市场力量共同决定的,是参与各方尤其是大国间的合作共识。德、法两大国形成这一共识的基础是对自身政治、经济综合利益的理性思考。在两国共同主导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两国关系模式经历了从法国主导的追随模式到平等合作再到德国主导的追随模式的转化。就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尤其是其中的大国关系进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对于深入考察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动因、条件与方式,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 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风险与治理
  •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加强金融市场竞争、有效动员和分配资金、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增进金融体系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于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因而中国彻底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存在着一定的阻碍也必定蕴涵诸多风险。为了降低改革风险,增大改革成功的可能性,我们需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进一步分析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风险,进而提出治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风险建议。
  • 资源型城市加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研究
  • 资源型城市的兴衰与资源型产业的发展态势息息相关,资源型城市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再造自己的优势产业。资源型城市应立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尤其是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黑龙江省是典型的资源大省,该资源型城市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坚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方向,提出促进资源型城市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思路与对策,在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中起到示范的作用。
  • 老年人口消费的社会再生产拓展模型研究
  • 通过研究“加入老年人口消费”的社会再生产拓展模型,发现当每年老年人口用于生活消费的养老金数量同劳动者用货币形式提取的养老消费基金相等时,人口老龄化几乎不影响社会再生产的顺利实现。当前者大于后者时,可以通过发展对外贸易或增加物资储备来摆脱困境,政府应该创造顺畅的消费资料产品进口的贸易环境,或增加国内对消费资料储备的能力;当前者小于后者时,可以通过出口部分消费资料化解矛盾,政府应该为消费资料的出口提供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
  • 论基于公共物品的社会福利函数
  • 现有的社会福利函数以效用来表示福利,由于效用的主观性,以及效用没有表示出福利的非支付性的本质内涵,因此以效用为基础的福利函数没有能给出令人信服的、可以计量的社会福利。以公共物品表示社会福利,数值大小明确,可以计量,公共物品本身包含着福利的非支付性和公平的内涵,而且公共物品的水平可以明确地表示社会福利水平,在此基础上给出的社会福利函数具有显而易见的合理性。
  • 东北地区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的若干构想
  • 东北地区乡村治理模式转型是科学发展观和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东北乡村治理问题的根本举措。解决东北乡村治理问题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从根本上进行乡村治理模式转型,建立合作型乡村治理模式,改变乡村治理的体制性障碍。首先应完善村民自治,实行“乡政自治”,然后应抓住有利时机,实行“乡村自治”。
  • 统筹城乡环境建设问题的思考
  • 当前我国城市环境有所改善,但农村环境持续恶化。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环境政策有失偏颇.环境权益不公,环境保护投入不均,城乡环境保护意识差距等,归根结底是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城乡二元环境。城乡环境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相互影响,城乡二元环境不利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应当统筹城乡环境建设,促进城乡环境保护的一致性。具体做法是:调整环境政策,实行城乡环境保护并重政策方针;调整城乡环境资源配置,建立生态补偿制度;转移环境保护支付,加大农村环境保护投入,加大农村环境教育,提高农民环境保护意识。
  • 从荒诞感到荒诞哲学——文学中荒诞意识从传统向后现代的嬗变
  • 作为文学中的一个基本母题,荒诞意识古已有之。但从传统文学到后现代文学,经过了从荒诞感到荒诞哲学的转变。传统文学,包括现代主义文学的荒诞意识都是产生在先验设定一个给定的、有序的世界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荒诞则被当做一种非正常的存在状况,而有了要克服和战胜荒诞的意愿。但后现代文学中的荒诞意识,是在彻底打破了传统的总体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的后现代思想土壤上产生的,因而荒诞成为了人与世界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
  • 论20世纪50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文学
  • “垮掉的一代”是美国二战后兴起的一股反文化潮流,“垮掉派”是战后美国文学的重要流派之一。以塞林格、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为代表的垮掉派作家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历史变革时期,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对美国现存秩序发起了挑战。在文学上,他们摒弃了重形式轻内容的学院派传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个性和需求,形成了不拘一格的创作观和美学思想。
  • 明教化 厚风俗——朱元璋推行教化的几个特点
  • 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特别重视教化的建设。朱元璋认为风俗关乎治乱,教化甚至比政刑更为重要,所以“明教化”被他认为是实行宽仁之政的基础之一,与聚财、省役、禁贪暴并举为国家“培其根”的要务。朱元璋在改朝换代之际推行教化有很强的针对性,树立教化,首推忠节;提倡以孝治国,提倡孝悌,作为风化之本;建立学校,提倡儒术,制礼作乐,作为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其教化建设,措施得力,特点鲜明,如喜欢用敦劝、感化手段推行教化,重视用奖励、表彰影响社会风气,注重人君修身、官吏律己在推行教化中的表率作用,以及重视对教化的普遍宣传和教育。这一切作为不仅扭转了元末以来的社会风气,重新确立和发扬了传统的道德理念,使明初社会趋于安定,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
  • 密疏与嘉靖皇帝的理政方式
  • 明中叶以后诸帝多怠政,但世宗嘉靖皇帝并非完全如此。嘉靖前期,他励精图治,中后期虽少临朝或不临朝,他却能牢牢地控制着朝政而威柄不移。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嘉靖朝为明代使用密疏十分广泛的时期,这对嘉靖朝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改变了嘉靖皇帝的理政方式,因而其理政方式不同于以前或以后的诸帝。嘉靖皇帝的理政方式与诸帝相比主要有三个转变,即早朝由勤于理朝到临御日浅,由上朝理政向重视章奏批答的转变,由批答章奏向更加重视密疏的转变。从形式上和表面来看,这三个转变是一个比一个隐蔽,一个比一个看起来好像是疏于理政,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嘉靖皇帝就是在越来越“怠政”的表象之下,通过密疏政治越来越严密地实现了对朝政的绝对控制,从而形成了嘉靖皇帝独特的理政方式。
  • 论《三万卫选簿》中的军籍女真
  • 明代辽东都司管下的三万卫,因其官员数量大,蒙古、女真又占了绝大多数,久为学者关注。三万卫蒙古、女真官员中,人数最多的是永乐时期迁来的寄籍“达官”,受朝廷优养,与三万卫只是带俸关系;另外还有属于军籍身份的。属军籍武官的女真、蒙古,大多是洪武时期通过垛集和归附途径充军卫所,与汉族武官身份实无二致,故有种种制度约束。导致身份差别的原因,是太祖、成祖时期的民族政策所致。
  • 清代科场回避述略
  • 清代科场回避,立法最严。清初始定科场回避条例,专为执事官员与士子而立,分为士子回避与考官回避。士子回避系指入场官员之子弟、亲族等,以回避考官,限定正副考官及监临、知贡举等子弟不得入场考试,旨在防止考官谋私。考官回避系指考官入场及阅卷应回避之事项,其与官场回避颇有相同之处。清代科场回避条例的颁布,旨在防微杜渐,条例规定极严,直至清末沿用未改。
  • 本刊中青年作者简介
  • 稿约
  • 民事执行改革中的若干理论误区
  • 我国的民事执行制度改革应该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只有在正确的理念引导下,民事执行制度改革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由于对执行权的性质认识不清,一些学者提出把当事人主义、举证责任制度、保持被动与中立以及平等对待债权人和债务人等民事审判原则引入执行制度之中。执行权与审判权不同,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权,因此,在执行制度改革中简单套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经验,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
  • 关于破解“执行难”的理性反思——以执行体制的独立化构建为中心
  • “执行难”的命题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假命题,或者说是一个人为的命题,因为执行的困境不在于技术措施甚或立法,而在于执行权和审判权的关系模式处理。中国由法院行使审判权和执行权是有历史原因的,但目前要走出“执行难”的困境,必须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的彻底分离,按照执行体制的独立性、统一性和行政性的原理对执行权的运作机制加以改变。这是破解“执行难”的根本出路,也是解决“执行难”的不二选择。
  • 论金钱债权执行竞合解决的原则
  • 解决金钱债权执行竞合原则的确定,应当有利于确保债权人之间的公平,有利于提高执行效率,特别是要协调好破产法和强制执行法的关系。在实行一般破产主义立法体例下,执行程序中解决金钱债权执行竞合采用优先原则;在实行商人破产主义立法体例下,在执行程序中,非商人作为债务人的,解决金钱债权执行竞合实行平等原则,商人作为债务人的,解决金钱债权执行竞合实行优先原则。
  • 我国强制执行机构改革的理念与路径选择
  • 我国强制执行机构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关于执行权性质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尝试。由于对执行权和执行机构属性定位的误差,我国法院执行机构的改革出现了一定的偏差。理性地认识强制执行权并在法院现有体制下纯化执行庭的裁判职能,将执行权中行政属性职权交由法院司法警察行使,应是我国执行机构改革的合理路径。
  • 论效用与中间效用
  • 对效用范畴给予纯主观性的界定应该成为历史,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必须扬起尊重客观实际的大旗,必须自觉地努力追求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统一,对效用范畴重新定义。效用是指人类有用劳动成果作用的一般化,是一个具有客观性的经济学范畴。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实际,效用应有中间效用与终点效用的区分,界定中间效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 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国外研究述评
  • 舒尔茨、贝克尔等人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次分析了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揭示了人力资本投资对知识、技术进步、分工与专业化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而促进生产率不断提高,并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从而实现边际效益递增,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罗默、卢卡斯等人,则进一步提出人力资本内生化的增长模型。他们认为由于人力资本内部效应与外部效应的共同作用,不仅使人力资本投资自身呈现收益递增,而且使物质资本投资收益不递减甚至递增,从而推动整个经济持续增长。
  • 经济体制转型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 现有的经济体制转型理论之所以缺乏解释力,原因在于它们往往停留在新古典理性分析的框架里面,忽视了以前投资的沉淀成本对经济体制转型的影响。由新古典经济理论和规范决策理论可知,以前投资的沉淀成本已经支付过了,不应该影响当前或未来决策。然而,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决策者并不能够根据预期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进行理性决策,所以往往考虑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沉淀成本,从而出现行为经济学中的沉淀成本效应。因此,一方面,需要承认经济体制转型沉淀成本效应的存在,摆脱新古典沉淀成本中性假设;另一方面,需要采取恰当的非正式和正式制度消除沉淀成本效应,从而加快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进程。
  • 对工业结构变化及重化工业化现象的分析与思考
  • 根据工业结构变化的不同特征,改革开放以来迄今的30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78—1997年,轻、重工业的协调发展阶段;二是1998年以来的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与1978年以前我国重工业的发展主要由政府按照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并作为唯一的推动力量的情形完全不同,1998年以来重化工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消费结构升级背景作为支持基础,因而具有客观必然性。在新型工业化道路条件下,发展重化工业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并行不悖的。“十一五”及未来较长时期,我国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应该围绕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这个主题进行。
  • 企业的本质:比较与整合
  • 企业的本质是对企业的定义。对企业本质的认识是企业理论的逻辑起点,也是导致它们分歧的理论基础。基于交易效率的考察是企业本质的前提内容,基于劳动生产率的考察是企业本质的关键性内容,基于分配效率的考察是企业本质的核心内容,从这三个方面综合来考察,才能准确把握企业的本质。
  • 国际价值链分工与东北制造业的发展
  •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意义上以最终产品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已被新型的以组成产品价值环节为对象的国际价值链分工所替代,导致当代全球制造业分工现出了分工主体专业化、分工形式要素化和分工空间集群化的新特点。因此,新时期东北制造业的发展,应遵循21世纪国际制造业分工的时代特征,积极参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促进东北制造业分工专业化水平,完善东北制造业产业集群和培育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高级要素。
  • 译诗与中国诗歌转型
  • 中国现代新诗是在外国诗歌影响下发生、发展的,外国诗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新诗创作的,而是经由翻译这一中介影响中国诗坛。诗歌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误读是其固有特点,以至不少诗人、学者从译诗难以保留原语诗歌情感、意蕴立场出发,坚信诗歌是无法翻译的。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翻译诗歌却大量出现于中国诗坛。因此,积极的态度应该是认真地审视、研究那些大量存在的译诗,挖掘它们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源远流长,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哺育,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诗坛的壮丽景象,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现象不够重视,少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期望能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贡献智慧。
  • 翻译与现代新诗命名
  • 文学命名是对一种文学现象内涵和外延的界说,所谓“界说者,抉择一物所具之同德以释解其物之定名也”,“诚妄之理,必词定而后可分”。一种命名应该是对相对应的文学现象的浓缩性的总结,是一种后发性的语言称谓行为。在以实证为特征的现代阐释体系下,一旦一种文学命名确定下来,就从根本上框定了这种文学现象的基本书写倾向和审美原则。因此,命名的内涵就必然具备相对的稳定性和客观性,成为一种语词所指和能指相契合的意义蕴涵。
  • 互文性视野下现代派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
  • 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无论在诗歌技艺或是诗歌观念上都实现了整体性的突破。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现代派诗歌作为一个确定的文本的意义存在,是不能脱离开与现代派翻译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文本的相互作用的。这二者的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巨大而又开放的符号网络,一方面造成了现代派诗歌本身的复杂性和微妙性,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在这种互文性网络中去全面、深入地理解和把握现代派诗歌丰富的内在意蕴。鉴于此,我们准备从翻译与创作的意图、策略及其风格等层面来审视现代派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翻译与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内在关联。
  • 外来诗歌的翻译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 新诗为什么一开始必须从翻译诗歌而不是从传统诗歌中寻找自我建构的资源,翻译诗歌在新诗发生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问题尚需进一步讨论,因为人们对新诗的误解,往往与这些问题相关联。
  • 卞之琳的翻译与诗歌创作关系
  • 卞之琳的文学生涯是以翻译与创作的同步开始为特征的,正如他自己所说:“1930年秋冬间我试写了一首自由诗,和稍后译的爱尔兰戏剧家约翰·沁孤(辛)一首格律短诗,先后投寄给杨晦编的《华北日报副刊》,于当年11月和次年元月先后发表了。这就标志了我文学创作与翻译的正式同步开始。”
  • 试论河洛受命仪式及其意义——兼论中国古代文化在秦汉时代的定位
  • 河洛受命说在汉代发展起两个值得注意的内容,一是以伏羲为首的三皇五帝史统,二是构拟出一个河洛受命仪式。这些成为此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用以追溯其渊源传承关系时的原则依据。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标志,其内涵的丰富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其中汉代纬书的演绎宣传应予特别关注。
  • 经学传统下的《左传》学研究
  • 《左传》是中国最早且又最详备完整的编年史著作。《左传》于战国时期一经写定,即在三晋一带流传。汉唐学者对《左传》的训诂与疏解、宋代学者对《左传》怀疑批判与解释方法的创新、元明时期《左传》研究的迟滞与徘徊不前、清代前期学术界对《左传》集大成的整理研究、晚清时期《左传》研究中义理之学重新崛起,呈现出经学传统下《左传》学鲜明的时代特点。不同历史时期,《左传》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或干扰,但《左传》的学术价值在不断的学术探讨中被重新发现并日渐受到重视,《左传》研究水平在学术批判继承中不断提高。
  • 德合天地·道济天下——先秦儒道思想中的理想人格
  • 先秦儒道思想秉承内圣外王道术,其理想人格也以“圣人”之名统称,两者均首重内圣,而外王则其必然推演,即所谓德合天地、道济天下。先秦儒道思想中的理想人格——德合天地、道济天下的圣人,实质上是一个至德之人,其特质为公、诚、明、善、虚、灵、应、化。这种合德完人的追求是儒道两家对理想人格的祈向,主要是针对人君或领袖人物品德修养而阐发的。
  • 儒家思想的世界观解读及其现代价值
  • 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由孔子所开创的,经历二千多年传衍不绝的儒家思想体系博大精神,涵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重关系体系,其自然观、社会观和修行观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构建现代和谐社会中,这种世界观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20周年]
    遭遇社会分化的乡村治理(卢福营)
    农民的地权选择与农地制度改革
    中国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辽宁大古村调查为例(贺雪峰)
    村民自治中的乡村政治人——以陕北S村为例(陈晓莉)
    论中国农民教育平等权的缺失与保护
    [当代哲学问题探索]
    辩证法与现代性课题
    作为现代性基本现象的技术主义

    走向一种作为实践智慧的社会科学(朱红文)
    论社会科学中的价值问题(梁孝)
    柯亨历史唯物主义合法性问题解决方案的困境(张青卫)
    货币化的现代社会世界与货币的社会理论研究(欧阳彬)
    论库恩的范式概念及其借用(朱爱军)
    论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刘英杰)
    从思维活动的至上性到感性活动的至上性——试析马克思人性观革命性变革的理论前提(叔贵峰)
    马克思生活观的四重维度解读
    顾准民主观之检讨(颜德如)
    论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
    试论中国民主党派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宋连胜 王海胜)
    试论毛泽东的社会现代化思想(张丹荣)
    毛泽东“革命的功利主义”的伦理思想初探
    毛泽东政治和谐思想探析(伊建民)
    论国际社会对侵略战争的法律控制
    国际海事私法条约解释中的问题及对策(孙希尧)
    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推动力与大国关系——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的考察(李晓 丁一兵)
    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风险与治理
    资源型城市加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研究(张新颖 吕萍)
    老年人口消费的社会再生产拓展模型研究
    论基于公共物品的社会福利函数(李春林)
    东北地区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的若干构想(王大伟 王雅林)
    统筹城乡环境建设问题的思考(孙海彬)
    从荒诞感到荒诞哲学——文学中荒诞意识从传统向后现代的嬗变(马汉广)
    论20世纪50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文学(张欲晓)
    明教化 厚风俗——朱元璋推行教化的几个特点(毛佩琦)
    密疏与嘉靖皇帝的理政方式(王剑)
    论《三万卫选簿》中的军籍女真(奇文瑛)
    清代科场回避述略(李世愉)
    本刊中青年作者简介
    稿约
    [法治文明与法律发展]
    民事执行改革中的若干理论误区(李浩)
    关于破解“执行难”的理性反思——以执行体制的独立化构建为中心(汤维建)
    论金钱债权执行竞合解决的原则(刘敏)
    我国强制执行机构改革的理念与路径选择(张榕)
    [经济学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论效用与中间效用(钱津)
    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国外研究述评(黄金辉)
    经济体制转型的行为经济学分析(汤吉军)
    [企业改革与发展探索]
    对工业结构变化及重化工业化现象的分析与思考(吕铁)
    企业的本质:比较与整合(刘光岭)
    国际价值链分工与东北制造业的发展(张来春)
    [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译诗与中国诗歌转型(方长安)
    翻译与现代新诗命名
    互文性视野下现代派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赵小琪)
    外来诗歌的翻译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张林杰)
    卞之琳的翻译与诗歌创作关系(朱宾忠)
    [文化史研究]
    试论河洛受命仪式及其意义——兼论中国古代文化在秦汉时代的定位
    经学传统下的《左传》学研究(周书灿)
    德合天地·道济天下——先秦儒道思想中的理想人格(国风)
    儒家思想的世界观解读及其现代价值
    《学习与探索》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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