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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虚心学习 大胆探索
  • 本刊创刊于1979年5月,至2009年9月已出版184期。30年来,本刊形成了原则性、学术性、探索性、时代性的办刊方针,并一向以团结、培养、扶持中青年作者为己任,曾被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的领导誉为“中青年理论家的摇篮”。为回顾过去的历程、展望未来的发展,在本期纪念专号上,我们设置《纪念(学习与探索)创刊30周年》专栏,刊发瞿林东、徐勇、钱津、谢晖、仰海峰、姚文放等六位学者的笔谈文章,其内容大致包括三个方面:(1)对本刊创刊30周年的感言;(2)对本刊今后的办刊意见和建议;(3)对自己专业领域研究趋势的高见。这六位学者与本刊建立友谊时均处在中青年时期,现已分别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哲学、文学等学术领域中颇有建树。与此同时,我们借此机会向一直关心和支持本刊的广大作者、读者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 为走向政治学术强国而尽力——贺《学习与探索》创刊30周年
  • 我与《学习与探索》结识近20年了。当初,我只是政治学界的一个初出茅庐者。在我国,政治学伴随改革开放而恢复,期间又数度经历风雨,发展颇为曲折。那时的政治学研究正处于较困难的时期。但正是在那个时候,《学习与探索》的一长一小编辑张慧彬和冯向辉亲临江城,与包括本人在内的作者交谈,谈刊物的编辑方针,谈刊物对年轻学人的期望和扶持,给我们这些困惑中的年轻学人以很大鼓舞。从那以后,我在《学习与探索》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取得了较好的学术影响,
  • 《学习与探索》——我心中最美丽的哈尔滨的象征
  • 哈尔滨的美丽无愧于中国东方之子之誉。在这座城市里,有百年历史的中央大街,有令人心旷神怡的太阳岛和松花江畔,有俄罗斯情调的索非亚教堂,有饱经风霜的金国阿城遗址,还有冬日里晶莹剔透的冰雕世界。但作为一个读书人,我心中最美丽的哈尔滨的象征是《学习与探索》杂志。
  • 《学习与探索》,我学术成长的摇篮
  • 二十七八年前,当我还在大学就读时,开风气之先的《学习与探索》就是诸多学术类刊物中最能吸引我阅读的刊物之一。在那前后,该刊对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商品问题、文化问题、主体性问题、政治文明问题……以及在这些讨论中弥漫着的浓厚学术争鸣氛围,表现出来的理性论辩气质和自由探索精神等,都能激起求知若渴的年轻学子的共鸣。作为读者,我不仅从中吸取营养,
  • 学术进展的镜子 青年学人的摇篮
  •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南京政治学院读研究生时,给自己确定了一些必读的学术刊物,以了解学界的研究动态。《学习与探索》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份。当时给我印象深刻的有两点:一是这份刊物的学术水准高,能及时反映学界的热点问题并进行深度追踪;二是经常能在刊物上发现年轻人的稿件。这对于一个立志于学术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激励。
  • 敬业志学 辛勤耕耘——我与名栏《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的学术交往
  • 屈指算来,我与《学习与探索》杂志的学术交往已有整整20年了。记得那是1989年春夏之交,我正在撰写《现代文艺社会学》一书,当时我边写边把部分章节整理成文,寄给一些刊物发表,那次是将《文艺创作社会学新论》一文寄给以往素无联系的《学习与探索》。不久就收到该刊文学编辑王启忠先生的来信,告知该文将在当年第6期刊发。启忠先生的字体挥洒任意、遒劲有力,
  • 现代化视野中的新中国60年——以民族国家独立60年为视角
  • 以现代化理论为主线,对中、德、日三个民族独立国家60年(中国的1949-2009年、德国的1871—1931年、日本的1868-1928年)现代化建设中的两大问题——民族国家重建和经济成效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德、日三国这60年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其共性在于:立国前都有外国侵略的历史或者压力,都有浓厚的振兴本民族的欲望,都强调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对于现代化的重要性;立国后都致力工业化的发展和富国强兵。其差异性在于:对外基本国策、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以及立国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不同。德国在统一后,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在30年间工业增长率很快就超过英、法,尤其是将法国远远地甩在后面。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经济增长率比同期的德国低了近一倍,比新中国低了两倍。但是,在此期间,日本的教育现代化速度远远高于其他行业,也远远高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德国。新中国在60年的现代化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强国、富国、富民、智民等四个方面。改革开放前30年中,我们虽然走了一段弯路,但在强国方面做得还是基本成功的;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们在富国、富民、智民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现代化道路基本畅通无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30年曲折所带来的不足和缺憾。中、德、日三国60年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就是,民族国家的独立和统一。
  • 当代中国技术标准法律制度的确立与演进
  • 当代中国技术标准法律制度的确立与演进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49-1977年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技术标准法律制度,1978-1987年改革开放初期的技术标准法律制度,1988-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颁布和实施,1998年至今政府体制改革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技术标准法律制度。通过对中国技术标准变革脉络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技术标准法律制度走的是一条“在传统中变迁”的道路,与西方发达国家技术标准的发展趋向正好相反。中国如何演化出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能处理好国家强制和私人自治之间关系的技术标准法律制度.或许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 新中国企业规模演变的历史轨迹
  •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中国企业形成了独特的规模演进轨迹。改革开放前,在建立工业体系的过程中,逐步在经济结构中形成以国有大型企业为核心内容和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一元化格局。改革开放后,市场路径逐步成为企业自主创业、成长的主要方式,多种性质企业百花齐放、相互竞争、竞相成长的生动活泼局面业已形成。长远看,大型企业继续做大、做强、做久,中小型企业进一步做专、做精、做特;企业家的制度创新能力对企业持续成长至关重要;以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整合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中小企业坚持以低成本战略实现扩张升级。
  • 中国假日制度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现代国家的节假日体系是反映一个国家根本价值取向和民族精神状态的风向标,是反映政府与人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指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假日制度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1978年,第二阶段为1978—2007年)的演变,从2007年12月起进入了第三阶段。新的假日制度具有两大优点:一是包含了五个长周末和两个黄金周;二是将部分传统节日增设为国家法定假日,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从长期来看,取消五一黄金周,恢复传统节日是对各方面都利好的制度改革,是顺应民心和时代要求的举措。中国假日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着力推行带薪休假并错开休假日期,逐步减少全面集体休假的安排。这一指导思想与国际通行的原则是一致的。
  • 我国东北工业发展60年:回顾与展望
  • 东北地区工业经历了60年大规模的建设、改造和振兴,积累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贡献,就不会有共和国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就。目前东北工业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困难,但总体上看,有利条件多于不利因素,特别是国家实施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实力和综合能力增强;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与东北工业结构吻合度高,从而必将给东北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会,并产生强劲的推动力。
  • 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双重意义的统一性
  • 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直是一个持续经历着争论的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的双重意义问题。论者们大多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兼有以“历史”为研究对象和以“历史”为理论方法的双重含义,而对于这两重含义之关系,则多含糊其辞,不予深究。但要从根本上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这一关系问题就是一个不能予以回避的原则性问题。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之为一种方法或解释原则,才使历史之唯物主义地作为研究对象得以可能。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之理论对象的社会存在,并不是直观地摆放在那里的,而是只有在这一理论方法的视野中才呈现出来的。换言之,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建构起了其对象,而这也就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双重意义的内在统一性。
  • 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转换
  • 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随着社会结构变化而转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治哲学的兴起,知识分子、性别等问题研究的展开,挑战了原有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当前,中国学术界开展新一轮的唯物史观研究,就是对中国社会结构变化和学术挑战的一种回应。就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学术发展的路向而言,唯物史观研究范式转换的主要方向是:变革已有的技术理性的研究范式,建立文化理性的研究范式。要建立文化理性的研究范式,哲学必须开展文化哲学的认识论研究,以文化活动为中心的认识模型来改造原有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实现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转换。
  • 恩格斯对“唯物-唯心”之争的态度——重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写作动机之一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即《德意志意识形态》缺乏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这个判断折射出恩格斯对于马克思哲学旨趣的某种误解。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唯物论之所以在历史领域失效,主要是因为未追问历史动力的动力和辩证法的阙如,这同马克思把费尔巴哈式旧唯物论的缺陷归结为拘泥于感性直观大异其趣。与马克思试图从逻辑和历史双重意义上超越“唯物一唯心”之争不同,恩格斯致力于强化这种对峙。
  • 唯物史观与可持续发展
  • 可持续发展为自然与社会的关联提供了现实的中介,可持续发展观确立了从自然审视社会历史、从社会历史审视自然的互动视角。对可持续发展历史观意义的解读,将以新的视角重新阐释人类社会生活和实践,拓展和深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可持续发展,将在历史观的层面上深化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 “世界3”与文化的前提批判
  • 文化哲学作为表征我们时代的哲学,本质上是对文化的前提批判,也就是揭示和反思文化作为人的存在和发展方式的诸种前提。卡尔·波普的“世界3”理论,为我们体认“文化”以及展开对文化的前提批判提供了富有现实性的文化哲学视阈。
  • 哲学思维的三大特性
  • 哲学思维具有抽象性、批判性和反思性。这三大特性表现于哲学上观察任何对象的视角和层次之中,也表现于哲学思考所使用的概念形式、哲学推理所追求的逻辑走向之中。哲学的抽象性是一种“形而上”的,将人类的抽象能力发挥到最高限度,力求把握“无限”的抽象;哲学的抽象还是一种通过概念之间横向的逻辑关系来自我限定的抽象。批判性是哲学思维对命题和对象进行带有否定性的考察和分析;追问和澄清前提,是哲学批判最重要的方法。哲学的反思性是指它的批判矛头不仅仅是“对外”的,即针对一切外部对象和已有的概念及思想成果,同时也是“对内”的,即针对批判着的思想自身。
  • 新形势下的社会意识形态转型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同社会结构的其他构成因素一起发生了深刻转型,主要表现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追求目标、实践功能和整合方式等方面发生了转变,在一系列重大价值信念上也作出了明确调整;以此为前提,民间社会意识形态呈现了多元化、多样化和多变化的新状态;影视媒体、数字化信息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了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影像化或感性化,极大地拓宽了意识形态的传播深度与辐射广度,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进入了空前活跃、繁荣和健康发展的时期。对当前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作出不安全判断的原因在于,未能明确认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深刻转型,阶级斗争观念仍然影响人们对社会意识形态问题的认识。应当破除社会意识形态的陈旧观念.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转型的新形势。
  • 对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实证分析
  • 长时间以来,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的处境深受社会各界关注。有人认为,农村流动人口的出路是返回农村;也有人认为,城市应该完全接纳他们,使他们城市化。但是在目前的政策和制度设计框架内以及社会结构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无法返回农村,又不能彻底融入城市,而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我们在对温州的抽样调查中,从市民权、日常生活、社会认同和主观体验三个层面进一步证明“半城市化”格局的存在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结构性变化。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形势下,国家应该积极地把推进农村流动人口彻底城市化纳入刺激经济发展的对策中,以便更好地把刺激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解决民生问题与促进社会结构调整有效地结合起来,打破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格局。
  • 理论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兼论中国现阶段理论创新的形式、限度和内容
  •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一项系统工程,既包括科学技术的创新,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还包括以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为根据的各项社会制度、管理体制的创新。因此,中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就要研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内容、形式、限度、主要途径及基本规律,努力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创新的能力。
  • 官本位:行政改革的障碍之一
  • 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自1982年政府不断提出方案后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至今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原来的各种弊端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其中就包括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观念。在当代中国,官本位状况是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虽然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受到一些冲击,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它加大了全能主义政治的力度,严重地阻碍了改革开放以来由全能主义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进程。要彻底消除官本位现象,尚有赖于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文化改革和社会改革。因此,在可预期的时间内,官本位仍将是制约中国行政改革的巨大障碍。
  • 从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关于中国社会秩序的一个分析框架
  • 当前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冲突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统治的统一性和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中国的社会秩序总体上是稳定的。但是,中国目前的社会稳定是“刚性稳定”,这种稳定以垄断政治权力为制度特征,以绝对管治秩序为表象,以国家暴力为基础,以控制社会意识和社会组织为手段。它缺乏制度弹性和韧度,忽视了内在的整合和发展转型的适应性要求。压力型体制下的各级政府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公平,忽视社会基本规则的建设和维护,从而导致政治合法性的快速流失。政治软权力的匮乏迫使当权者在面对社会力量的冲击时越来越依赖国家暴力。其结果是,政治体制用来维护自身生存和运行的成本越来越高,而支付成本的能力并不一定同步提高。从长远来看,一旦政治体制的维护成本超过其支付能力,就可能出现社会无序和冲突失控,“刚性稳定”就可能演变为“社会动荡”。为了有效防范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司法、行政和政治改革,把社会冲突治理纳入法治轨道,使“刚性稳定”逐步转变成“韧性稳定”。具有现实紧迫性和政治可行性的改革措施包括: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财富分配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等等。
  • 西方自由主义语境下宽容观念的演进
  • 宽容是现代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重要内涵。它起源于宗教改革时期自由主义思想家为良心自由所作的辩护,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安排,并成为现代民主的价值规范。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有必要批判性地借鉴自由主义的宽容观念及其实践的成果,把宽容作为政治价值和制度建设的重要原则,走国家与市民社会良性互动的政治发展道路。
  • 在市民社会中阅读道德——从弗格森、亚当·斯密到黑格尔
  • 市民社会是不道德的社会,因而从启蒙时期开始就有许多思想家开始思考如何把市民社会转化成一个道德化社会的问题。弗格森的转化方案是恢复古代社会的所谓“公民美德”;斯密在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中提出了作为“内心的那个人”的道德情操,同时辅之以“看不见的手”去达成市民社会的道德化;黑格尔凭借其辩证法优势而提出了超越市民社会道德话题的设想。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其实包含着一个通向当代公共性问题的理论胚芽。
  • 易经思维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西方人文社会领域的研究方法有其优点,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在继续学习和借鉴西方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应对中国易经中的思维方法给予高度重视,并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所谓中国特色的研究,应在思维方法中有所体现。对东亚和国际体系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大国兴衰、和平共处与“和谐世界”等问题,可以尝试着用易经的整体思维方法作出新的解释。
  • 社会权力:法治新模式与新动力
  • 西方国家提出的以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等法治模式大都没有超出国家机器内部约束的范围,公民和社会组织难以参与。从国家机器外部启动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力量,即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应该成为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机制的重要补充。构成社会权力一般需要具备三个要素:是享有人权与公民权的社会主体;拥有相当的社会资源;具有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随着现代国家向民主化、法治化演进和现代社会向多元化发展,各种民间社会组织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权力源。近几百年世界历史和当代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彰显了社会权力的巨大影响力和支配力。当前中国公民和社会组织维权活动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发挥社会权力的积极作用、实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共治将会为实现社会主义法治、防治权力腐败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产生、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完善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国情出发,学习、继承、借鉴了古今中外人类司法文明的有益成果,具有公开的政治性、鲜明的人民性、内在的合法性、充分的科学性、积极的建设性、与时俱进的实践性等特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民主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司法制度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日渐显现。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成为必须给予认真思考的问题。要推进中国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深化司法改革,就应当进一步加强司法政治和思想建设、司法理论和文化建设、司法组织和队伍建设、司法制度和机制建设,强化对司法的物质保障和民主监督。
  • 论宪法在法律体系建构中的地位与作用
  • 一国的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基础建立的,必须体现宪法的规定、原则与精神。宪法在法律体系建构中具有价值与规范基础的功能,并提供合理解决法律冲突的原则与具体程序。
  • 迈向司法统一的案例指导制度
  •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直接动因,在于解决司法实践中较为严重的“同案不同判”问题。中国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具备司法的案例传统、法院的司法实践、两大法系的融合趋势等有利基础,但也面临体制性和操作性困难。域外相关制度经验,特别是大陆法国家借鉴判例法制度的成功经验,对于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具有重要启示。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是案例指导制度的核心问题,当前应赋予其事实上的拘束力,但尚不能作为正式的法律渊源。案例指导制度的建设应该坚持“两步走”,最终迈向更为广泛、真实和可接受的司法公正。
  • 现代化的动力: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型效应
  • 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经济体制改革,放弃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进行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发挥市场机制在激励和调节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在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对个人财产和其他要素参与分配的权利逐步给予了承认和保护,快速地发展了个体和私营经济。体制改革激励了要素所有制的积极性,竞争带来了各方面的效率,而且劳动力和要素的流动释放了结构转型的增长力量,也使规模经济、分工专业化及人力资本积累等因素对增长的贡献增加。如果没有这样历史性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根本不可能获得中国30年的发展奇迹。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来自于经济体制转型,即资源配置市场化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改革。
  • 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有许多基本理论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生产力三要素乃是生产力的裁体,过去都把生产力与其载体混同了,作为生产过程的要素还应该考虑软要素如科学技术、信息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多种模式的认识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兴起的“内生式发展”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政治经济学的数理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数学与政治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界限,因此,必须坚持经济理论是第一性、数学是第二性的原则。
  • 生产力理论的当代表征与前景展望
  • 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实践产生理论,生产力理论从萌芽之日起,至今已大约经历了25个世纪。它从古代的财富观和分工思想,到古典学派的系统发挥,再到马克思主义的发扬光大、承接延续,为人类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自从我国相继提出“生产力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的概念之后,生产力理论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任何伟大思想理论的提出,都是历史长河沉积的结果。伴随着生产力日新月异的变化,生产力理论必将更现辉煌。
  • 垄断行业管制改革:国际经验的检讨与启示
  • 在传统垄断性行业中引入竞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产业管制模式改革的共同政策取向。改革解决了管制条件下垄断行业生产方面的低效率与高成本,但由于市场运行需要成本,引入市场竞争的改革也导致了新的效率损失,增加了交易成本。对市场运行成本认识的不足是导致过去20多年来垄断行业改革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失败的主要原因。从交易成本的视角可以发现:(1)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的主要风险在于市场操纵,在改革初期不宜完全放开价格管制;(2)改革的关键是对市场交易规则进行良好的设计,以最小化交易成本。这对于处于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 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责任研究
  • 承担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成长的共同轨迹。当今世界的企业竞争已从产品竞争、价格竞争、质量竞争、服务竞争、形象竞争发展到声誉竞争。从发展趋势来看,将社会责任标准与国际贸易以某种形式联系将是一个必然的要求和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并非只是评价企业道德高下的标准,也是进入国际市场实实在在的通行证。政府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有鼓励、引导、监督、考核、奖惩的责任。企业如何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和政府如何扎实有效地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都是必须充分重视的。
  • 新创企业的模式创新与竞争优势——多案例的比较分析
  • 当代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研究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应该突出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域等因素,这样有助于更准确地识别出构成商业模式的主要因素以及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力量。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这迫使企业经营者必须向更深层次、从那些无形资源(如组织学习、核心能力、动态能力等)中挖掘竞争优势,这些年出现的经营理念就是很好的例证。商业模式与其核心能力相结合。是强化企业竞争优势、提升企业能力的新途径。
  • 当代西方文艺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形式主义与新批评(专题讨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30年
  •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艺理论界引进了大量西方文艺思潮和文论流派,各种学说进入我们的话语体系。我们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半个多世纪的思想历程。西方文论的各种研究方法、研究路径大大拓展了我们的学术视野,对中国理论工作者解放思想、探索创新无疑起了极大的作用;但当人们忙于对各种西方文论学习、输入和运用时,中国文论界却慢慢失去了自己固有的话语,失去了解决中国当下文论发展问题的能力,也简化了我们原本丰富、复杂甚至矛盾丛生的文艺现象。如何评价当代西方文论,探讨各种思潮、流派对中国当下文论的影响,寻找并建立我们自己的批评范式与批评话语,如何更好地进行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这是需要认真总结和思考的重大问题。
  • 英美“新批评”在中国“新时期”——历史、研究和影响回顾
  • 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是20世纪前半期英美一些学者——从瑞恰慈(I.A.Richards)、艾略特(T.S.Eliot)到布鲁克斯(C.Brooks)、韦勒克(R.Wellek)等——关于文学理解和文学批评的观念、方法的总和,是他们的文论思想的交集。新批评有自己的信念和性格,它改变了20世纪英语世界的文学批评实践,盛行数十年,最后在捍卫原则和荣誉的代际战争中英勇阵亡。
  • 雷纳·韦勒克对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影响及其话语变异
  • 雷纳·韦勒克(1903-1995)是20世纪世界文学界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史家、比较文学家和思想史学者之一。中国新时期以来,韦勒克的文论著作与文学思想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语境也使其话语功能与内涵产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异。韦勒克对新中国文论与批评的影响与变异问题是中西文论交往对话中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 问题意识的对话——中国巴赫金接受30年的回顾与反思
  • 中国学者对巴赫金思想的接受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风云历程,不仅其间从未中断过,而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巴赫金的一些重要论著及论文在中国已有了不止一种译本,如巴赫金的《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在中国即已有了四种译本。《巴赫金全集》的编辑和出版也堪称一绝,虽然目前仅正式出版了六卷,但第七卷早已编译好,
  • 北朝制度与文化革新研究(专韪寸论)——民族融合与制度革新——十六国北魏的历史轨迹
  • 十六国北朝时期,由于周边诸民族的不断内迁,中国北方地区在经历了血腥的民族冲突的阵痛之后,最终归于多民族的融合。在此过程中,传统的汉民族文化不仅经受了周边民族朴素、刚健精神的冲击,而且在民族融合所造成的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下不断输入外来思想文化,出现了许多以往单一民族政权中难以想象的社会制度与文化现象。北朝中后期,随着民族交融进程的不断深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标志,颁布了诸多新制,推行了一些新政,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文化气象。本期以“北朝制度与文化革新研究”为主题,邀请华南师范大学李凭、上海师范大学严耀中、大同大学殷宪、扬州大学王永平诸先生就各自的研究领域作一专题讨论。李凭先生的《民族融合与制度革新——十六国北魏的历史轨迹》一文,宏观论述了十六国北朝历史变动的轨迹、特点与地位,特别论述了制度创新对北朝民族融合的深刻影响。严耀中先生的《关于北魏“三刺史”制度的若干诠释》一文,对北魏地方行政制度独特的“三刺史”问题加以考释,
  • 关于北魏“三刺史”制度的若干诠释
  • 在北魏地方政治制度中,州设所谓“三刺史”制度也是非常奇特的。此制不仅历朝没有,而且有关北朝史书上亦语焉不详。但此制又与北魏前期①整个政治体制密切相关,所以本文利用一些较为间接的材料予以诠释,特别是关于北魏军职与“三刺史”之关联,以求教于方家。
  • 贺多罗即破多罗考
  • 2005年在大同市城东南八里许沙岭村东出土了12座北魏墓葬,其中M7即纪年为北魏太延元年(435)的壁画墓,以极具历史和考古价值,被评为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因沙岭墓群是本人于2005年7月12日发现有北魏墓被取土破坏,并告知文物考古部门进行发掘的,所以我对这一批墓葬比较关注,并根据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刘俊喜研究员提供的漆皮画题记抄录资料,写成《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漆画题记研究》,
  • 论北魏孝文帝任用南士及其对南朝文化之汲引
  • 近年来,在中国中古史研究领域,一些学者曾就北朝、隋唐时期的“南朝化”问题展开过讨论。此一问题涉及面宽,又富于理论建构的色彩,本人自感浅陋,实无能置喙。不过,由于一度从事中古时代士人迁移与文化传播的研究,多少涉及相关问题。北朝、隋唐社会之变革,自有其内在原因,但确实不能忽视其对南朝文化的汲取。就北朝、隋唐总体发展过程看,其大规模转输南朝文化,是从北魏孝文帝时期开始的,
  • 晚明士人生活心态与明亡历史的写照——以杨文骢及其诗文为中心的考察
  • 杨文骢是晚明著名的诗人,但因其与马士英有姻亲关系,而马士英又与阉党余孽阮大铖沆瀣一气,时人和后人的评价,多避不开党社是非观,对他多有非议。清军南下江南,杨文骢却以身殉国,以事实表明:对晚明士人节气的判定,不能简单地以党社是非观为标准。
  • 清朝实现“一统”的助力:与满洲贵族合作的汉族势力
  • 清朝作为崛起于边疆一隅的少数民族政权,能够于入关前取得对明朝之优势。入关后扫除群雄,终获开国成功,要因之一是满洲贵族拉拢到一股股日益壮大的汉族势力。入关前,形成八旗汉军、汉族文臣、诸汉藩三个群体;入关后,有八旗汉军、原明官僚士大夫、诸汉藩势力。而各汉族势力之所以与满洲贵族合作,主要在于清朝民族政策不断改善、满洲贵族的汉化取向以及明朝和南明的腐败。争取到汉族合作势力,是清朝奠定基业之要诀,“三藩之乱”后反清重任由下层民众承担,即印证了这一点。
  • 值此创刊三十周年之际,谨向广大读者、作者致意!
  • 1979年,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伴随着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起步的旋律,在素有东方小巴黎之称的美丽城市——哈尔滨,《学习与探索》正式创刊。30年来,《学习与探索》坚持学术性、探索性、原则性、时代性的办刊方针,以发现、
  • 第八届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在银川召开
  • 2009年8月25—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宁夏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宁夏社会科学编辑部承办的“第八届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在银川市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市(区)以及部分高校期刊社50余位主编及有关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亍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堂堂、
  •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制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 2009年8月22—23日,由南京师范大学法制现代化研究中心和法学研究杂志社举办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制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来自我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的60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江苏省法学会会长孙安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法学研究杂志社社长张广兴、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文晓明、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李力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
  • [纪念《学习与探索》创刊30周年]
    虚心学习 大胆探索(瞿林东)
    为走向政治学术强国而尽力——贺《学习与探索》创刊30周年(徐勇)
    《学习与探索》——我心中最美丽的哈尔滨的象征(钱津)
    《学习与探索》,我学术成长的摇篮(谢晖)
    学术进展的镜子 青年学人的摇篮(仰海峰)
    敬业志学 辛勤耕耘——我与名栏《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的学术交往(姚文放)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现代化视野中的新中国60年——以民族国家独立60年为视角(程美东)
    当代中国技术标准法律制度的确立与演进(宋华琳)
    新中国企业规模演变的历史轨迹(罗仲伟)
    中国假日制度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我国东北工业发展60年:回顾与展望(陈耀)
    [当代哲学问题探索]
    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双重意义的统一性(王南湜)
    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转换
    恩格斯对“唯物-唯心”之争的态度——重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何中华)
    唯物史观与可持续发展(陈新夏)
    “世界3”与文化的前提批判(孙正聿)
    哲学思维的三大特性
    新形势下的社会意识形态转型(刘少杰)
    对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实证分析(王春光)
    理论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兼论中国现阶段理论创新的形式、限度和内容(李元书)
    [政治发展研究]
    官本位:行政改革的障碍之一(李景鹏)
    从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关于中国社会秩序的一个分析框架(于建嵘)
    西方自由主义语境下宽容观念的演进
    在市民社会中阅读道德——从弗格森、亚当·斯密到黑格尔(张康之 张乾友)
    易经思维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叶自成)
    [法治文明与法律发展]
    社会权力:法治新模式与新动力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李林)
    论宪法在法律体系建构中的地位与作用(韩大元)
    迈向司法统一的案例指导制度(徐昕)
    [经济学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现代化的动力: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型效应(周天勇)
    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生产力理论的当代表征与前景展望(王慎之)
    [管理学研究]
    垄断行业管制改革:国际经验的检讨与启示
    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责任研究(史及伟)
    新创企业的模式创新与竞争优势——多案例的比较分析(张玉利 李海月)
    [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当代西方文艺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形式主义与新批评(专题讨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30年
    英美“新批评”在中国“新时期”——历史、研究和影响回顾(赵毅衡 姜飞)
    雷纳·韦勒克对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影响及其话语变异(支宇)
    问题意识的对话——中国巴赫金接受30年的回顾与反思(曾军)
    北朝制度与文化革新研究(专韪寸论)——民族融合与制度革新——十六国北魏的历史轨迹(李凭)
    关于北魏“三刺史”制度的若干诠释(严耀中)
    贺多罗即破多罗考(殷宪)
    论北魏孝文帝任用南士及其对南朝文化之汲引(王永平)
    晚明士人生活心态与明亡历史的写照——以杨文骢及其诗文为中心的考察(商传)
    清朝实现“一统”的助力:与满洲贵族合作的汉族势力

    值此创刊三十周年之际,谨向广大读者、作者致意!
    第八届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在银川召开(冯向辉)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制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方乐)
    《学习与探索》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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