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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世”十年:中国农业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 以"入世"为标志的中国农业全球化导致中国的农产品贸易量大增,促进了中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过渡,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步伐明显加快。"入世"后的实践显示,中国的密集型农产品并未如想象获得国际市场中的更多机会,中国农产品的贸易逆差格局将长期存在,中国的农产品供给应该首先立足于本国,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任务丝毫不能放松。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中国农业经营方式的主要政策选择是农业产业化经营。从全国来讲,以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发展现代农业要在稳定完善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进行。在鼓励土地向专业农户集中的同时,要防止一些工商企业以发展现代农业为名,圈占农民土地,损害农民利益。中国农业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必须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要采取综合配套措施来促进农业生产和增加农民收入。
  • 文化产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基(专题讨论)——充分提高文化自觉,加快文化产业发展
  • 为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我国文化产业又好又快发展,需要我们充分提高文化自觉。我国对文化产业的关注始于20世纪末,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出台的《决定》标志着对文化产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发展文化产业是满足人民多样化、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的着力点,也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发展文化产业的主要任务是,构建现代化文化产业体系;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扩大文化消费。
  • 加快发展文化产业需要完善政策法规
  • 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产业政策法规。不仅要支持和壮大国有或国有控股文化产业,还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健康发展,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内容为王,是文化产业的一个突出特点。完善文化内容管理政策法规包括文艺管理和媒体管理政策法规是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提。
  • 新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三要”和“三切忌”
  • 在"十二五"发展时期,我们既要积极地推进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同时也要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冷思考,并注意解决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强化"三要",即不仅要创新更要创值,不仅要传承更要传播,不仅要增量更要增质;另一方面,要警惕当前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三个误区,强调"三切忌",即切忌"唯GDP论",切忌"资源决定论",切忌"文化标杆论"。只有不断总结经验,才能推动文化产业有效持续发展。
  • 文化需求与特色文化产业发展
  • 在中国从工业化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文化消费将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因而在发展传统文化产业和现代文化产业的同时,也要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要根据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以及城乡文化的差异,挖掘不同区域地方文化、民族文化与生态文化资源,发展区域性传统民族民间工艺、民族演艺、民俗文化、文化旅游产业,这应是未来十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应该成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满足不同区域、城乡快速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国家工程。
  • 文化权的宪法解读
  • 文化权是一项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也是中国宪法所规定的一项公民基本权利。正确解读宪法上的文化权,对于促进公民文化权的实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宪法所规定的文化权包括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权、文化生活参与权和分享权、文化成果受保护权等内容。宪法上的文化权具有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双重性质。国家对公民的文化权负有尊重的义务,并负有给付义务、制度保障义务、组织与程序保障义务以及保护义务等保障义务。国家应当在积极保护与充分尊重之间取得恰当平衡,切实保证每一个公民充分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文化权。
  • 现代性问题研究(专题讨论)——社会发展与现代理性构建
  • 科学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理性发展。有什么样的理性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观;不同的发展观自然又会带来不同的发展结果。要顺利推进社会发展,有必要对理性问题加以重新审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理性。社会发展各种扭曲现象的出现或社会的非正常发展,与理性的迷失和误用、形而上学的理性观直接相关。要合理把握理性,必须对理性加以历史的、动态的理解,正视理性的内在矛盾性:理想与现实、认识与价值、理解与批判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说,现代理性的构建不仅仅是观念上的构建,更重要的是现实基础的构建;要构建现代理性,不能仅仅就理性谈理性,而必须通过现实生活的构建来达到现代理性的构建;解决社会生活本身的矛盾与分裂,重要的是做到制度的合理安排。
  • 异化劳动:现代性状况与现代性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解读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一方面,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思想成果的指引,《手稿》的理论探索转向了现代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领域,以劳动异化来表征人类的现代性生存状况;另一方面,《手稿》以异化劳动范畴为纽带,批判性地贯穿了相互分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思潮,初步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视阈。这意味着,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基本意义不是各个学科领域内部的思想革命,而是以现代性批判为母题的全新思想视阈的本质性开启。
  • 现代生产: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现代性根源
  • 研究现代性的生成发展,首先需要探究现代性的根源问题。不同于西方现代性思想家主要从观念、文化和心理层面理解现代性根源的做法,马克思主要是通过现代生产来理解现代性的根源的。因而,"现代生产"便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审视现代性根源问题的一个基本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中,对现代社会的起源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现代生产的形成和确立,现代生产的起源史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史。现代生产不但构成了现代历史的发源地,而且还继续作为主导性因素制约着整个现代社会生活的实际运行过程。当代社会是以消费为中心组织社会生活的,已经步入消费社会阶段;消费社会虽然更为凸显消费逻辑,但仍然是以生产逻辑为根源和基础的。
  • 现代性的伦理维度与传统伦理的价值重构
  • 求索现代性伦理乃是中国近现代遭遇偶像倒塌后出现伦理"空场"的必然结果,家庭"道德革命"可以折射出中国早期探寻伦理现代性的艰难历程。这一历程究其实质是对本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再反思的过程,其本身已内在地包含了吸纳外民族优长之处的自我批判与价值取舍。因此,现代性伦理的构建与传统伦理的价值重构在当代中国社会能够得到有机的统一。当前,随着中国伦理现代性的不断推进,迫切需要将责任伦理纳入传统伦理的价值元素中,使之与信念伦理共同发挥作用并协调一致。
  • 别尔嘉耶夫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
  • 别尔嘉耶夫认为,西方社会的生存危机和人道主义危机从更深的层次上体现了现代性本身的危机。人的生存危机和哲学危机的产生都是源于人和宗教的矛盾,现代性危机的根源也就在于人与宗教的矛盾,因而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出路也应该到宗教当中去寻找。从整体上看,别尔嘉耶夫的宗教哲学体现了深刻的现代性批判维度。
  • 是自然辩证法还是历史辩证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观论析
  • 辩证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他们共同的理论倾向是反对自然辩证法的提法,而主张用历史辩证法取而代之。他们认为:自然界有客观规律,但自然界却没有辩证的发展过程,辩证的发展过程只属于人类。自然界没有实践,没有思想和行为的主体,因而把辩证法归结为自然辩证法,实质上是否定了历史过程的能动性和特殊性,并用自然规律取代历史规律。他们的一些观点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实践是辩证法的基础,主客体关系是辩证法的基本关系,总体性思维是辩证思维的重要原则。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辩证法问题上虽然存在一定的缺点,但总体而言,是全面地深化了历史辩证法的研究。
  • 施别特对洪堡特语言“内部形式”的哲学阐释
  • 洪堡特的语言"内部形式"观在几个世纪中一直影响着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诗学等众多人文学科的发展。俄国洪堡特研究的代表人物施别特的著作《词汇的内部形式》对洪堡特语言哲学的系统研究被认为是填补了欧洲洪堡特研究史上的空白。施别特的研究目的不是为了追溯洪堡特语言学理论的思想源泉及评价其理论体系在人文学科发展中的作用,而是旨在揭示洪堡特理论的真正内涵。施别特从哲学视角对"内部形式"进行了语言学、诗学的跨学科阐释,厘清了"内部形式"术语的内涵,区分了"内部形式"和"外部形式",认为在俄罗斯文献中"内部形式"应用的语境更加宽泛,可以在全部文化哲学的语境中使用,包括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施别特对洪堡特语言"内部形式"的哲学思考和多学科交叉研究在21世纪的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对当今的语言、思维、文化、心理的整合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 “协同服务”: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创新模式——浙江省舟山市岱西镇调查
  • 中国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乡政村治"新体制取得了卓越的乡村治理绩效。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农村社会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需求和新矛盾使得乡村治理与和谐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2007年以来,浙江省舟山市回应农村社会发展新需求,推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建构了以"协同服务"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新模式,实现了农村基层组织的重构,创新了农村基层社会的协同服务机制。同时,这一机制创新也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 控制物价: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稳定的关键环节
  • 物价既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也与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的稳定程度紧密相连。在经济一体化和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独善其身地按照自身意志保持物价稳定。物价过度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生活的影响最为严重,甚至会加剧社会阶层的分化和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冲突,进而降低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影响社会稳定。由物价的社会性所决定,稳定物价应当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将物价控制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已成为协调各方利益、熨平社会心理、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明智之举。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既是中国宪法理论与实践的焦点和发展目标及方向,又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内容和重要突破口,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许多问题的解决都有待于宪政建设的切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与亟待推进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深刻的内在必然联系,这种必然联系决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是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应该成为当前全社会的共识。
  • 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以特别行政区制度为侧重
  • 作为国家的重要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地位仅次于根本政治制度,其内容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实践而不断完善。一项政治制度能否上升为基本政治制度,要综合考量其历史传统、政治影响、人口多寡、地域范围、民族利益、世界影响等因素。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判断一项政治制度能否成为基本政治制度,在综合考量以上因素的同时,还要考察其宪制因素。特别行政区制度已具备成为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条件。
  •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传统及新的尝试
  • 结构主义、理性主义、文化理论是研究中国乡村治理的传统范式,已有的众多研究视角都衍生于这三个研究范式。三大研究范式及其不同视角对中国乡村治理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对许多问题作出了合理而有效的解释,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已有的研究没有把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市场化、社会化、货币化问题纳入研究范畴,没有把小农社会化作为一个视角。而这一视角有利于将农户、市场、社会和国家融为一体,将动态变化融于静态结构之中,是研究乡村治理的一个新的尝试。
  • 调解制度研究(专题讨论)——迈向社会自治的人民调解
  • 当前,人民调解制度面临纠纷解决能力较低等严重问题,这既有制度本身的缺陷,也有体制方面的深层原因。即人民调解是一种外生型和政府控制型调解,缺乏民间调解制度本应具有的内在活力。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方向是迈向社会自治型的人民调解,实现从外生型调解向内生型调解的转变,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民间调解机构。
  • 人民调解制度的再完善
  •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调解在中国日益增多的纠纷解决中的作用正在弱化,并没有完全发挥其所应承担的社会功能。人民调解不能适应解决社会纠纷需要的直接原因在于人民调解制度本身存在缺陷,体现为调解组织体系的僵化、调解员素质的参差不齐、调解保障工作的落后、调解程序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等,而根本原因则是人民调解的体制性障碍。2011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具有浓厚的法律编纂性质,保守有余,创新不足。传统的人民调解不会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制定、实施而实现根本性的变革。人民调解不应向行政化方向发展,其发展趋势应是高度的社会化和完全的自治性。除了体制变革,人民调解制度还需要借鉴一些成熟的调解规则从而使这一制度进一步规范化。
  • 法国的调解(médiation):比较与借鉴
  • 调解(médiation)是法国立法者振兴调解和发展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一项重要措施,其特征是引入独立的第三人即民间调解员(médiateur),由他们为当事人提供一种帮助纠纷协商解决的有偿服务。该制度意味着法国调解发展的新开端,因为它改变了以往调解依赖无偿而取胜的经济特征,而是把调解产生的"灰色"结果特征推至首位。调解(médiation)在法国诉讼程序中的运用类似于中国的委托调解,但两者在性质上存在区别。法国的委托调解强调调解员的客观和中立,中国的委托调解制度则欠缺此特征,体现的是对法院的依附性。法国调解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对当事人合意的保护,他们唯恐产生强制调解,而这对于中国调解改革的中心即保护当事人的合意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 论美债危机的实质及其应对方法
  • 此次美债危机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延续,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具体讲,是根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步入低潮、美国实施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导致的收入差距重新扩大。应对美债危机,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看清"普世价值论"和"补课论"的真面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在马克思货币理论基础上探索根治经济危机的新途径
  • 贵金属货币本身久藏不坏的特性,引起了人们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打开了人类社会通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哥伦布等探险家对贵金属的渴望,导致新大陆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流入西欧,无意中避免了经济危机,成就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货币中性"的论断不同,有关史实证明货币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近代中国之所以错失资本主义发展机会,是因为鸦片贸易中断了贵金属流入的过程。在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指导下重新审视货币数量论和经济发展史,很有可能找到根治经济危机的新途径。
  • 论市场失灵与经济法的关系——以市场规制法为视角的考察
  • 经济法学界的通说认为,市场失灵理论是经济法存在的重要理论根据。但通过对经济学市场失灵理论进行探讨并对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律制度进行实证考察可知,这种观点既混淆了经济法和经济学在价值观上的基本区别,也造成了经济法理论内部的紧张和矛盾。市场失灵不是指市场机制未能解决经济效率降低的问题,而是指那种盲目迷信市场,相信仅凭市场机制就能创造公平、自由的社会经济秩序的理想价值观的破灭;这就必然呼唤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的经济法及作为这一法律代表的市场规制法的出台。
  • 统筹城乡金融背景下的农村小额信贷法律规制研究
  • 中国长期实行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城乡发展严重失衡,特别是城乡金融配置的严重失衡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需要统筹城乡金融作为有效供给农村金融的突破口。以农村小额信贷作为农民获得金融服务并实现自我发展的有效形式,以农民金融需求为导向进行法律规制的研究,对于调节城乡失衡、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 网络组织非对称核心竞争力与生态位的耦合研究
  • 网络组织的发展是竞争的需要,网络成员之间的核心竞争力是非对称的,网络组织成员彼此间由于不对称的核心竞争能力而分别占据一定的生态位空间。研究网络组织非对称核心竞争力与组织生态位的形成机制和耦合互动结构,从两者形成与发展的相互关系中强化网络组织整体核心竞争能力,促进网络组织成员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 基于契约剩余的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机理初探
  • 制度经济学指出,企业是由一系列契约组成的,而契约的签订带来了两种不同的收益,一种是契约签订时明确的,一种是契约中未明确指出但是在契约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即契约剩余。要素的所有者在契约签订时,不仅仅通过各自的权力态势争取到前者的契约收益,而且还会运用自己的权力实现对契约剩余的利益诉求。
  • 基于公共视角下的民营影视企业问题研究
  • 近年来,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民营影视企业的支持力度。但因民营影视企业的发展深受体制、政策、法令等制度性因素左右,而且这种制度创新与民营影视经济存在着互动关联,因此,对于走向成熟与壮大的民营影视企业来讲,制度创新的走势和力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们的发展态势。政府只有创新理念,转变职能,创新管理方式,民营影视企业才能取得新的发展。
  • 社会资本在创新集群形成中的作用——“剑桥现象”的启示
  • 社会资本与高新技术企业创业的成败直接相关。"剑桥现象"的案例表明,认知型社会资本是创新集群内创新、创业文化的核心,建立一个"共同目的社区"是创新集群形成与发展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关系型社会资本对新企业的建立至关重要,而结构型社会资本则直接关系到创新集群的有效运作。在创新集群形成的过程中,企业家的社会资本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
  • 文化研究前沿问题:西方语境与中国语境(专题讨论)——文化研究和文化经济
  • 文化研究必须找到一种将经济问题纳入文化分析的方式及其路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不错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根植于对基本生产资源的操控。但正如布尔迪厄认为,生产资源超出了物质财富的占有,以至涵盖了围绕着阶级体系特定场所的各种社会文化资本形式。要探究这个问题,必须借助于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斯图亚特.霍尔对马克思表述的有益修正,"最终决定"论从最为抽象的文化表述形式追溯到经济资源的组织。如果把经济原动力调整为"最先决定"(first stance)而非"最终决定"(last stance),我们就能解决霍尔讨论的问题。由此,不仅在思想方法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语境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 韩国的中国学研究趋势和展望
  • 当下韩国学界的中国学研究过于强调学术性,因此时效性和务实性便成了问题。众多主题的分析焦点都放在过去的内容上,即使是现实性问题也都慢一拍;中国学研究领域偏重于语言文学,而忽视了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国学研究需要加强对中国地方的研究,不要只关注中国的中央和中心城市,更要加强对地方的现实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不仅在韩国的知识界存在,在中国的知识界同样存在。中国学者在面向西方,包括面向近邻韩国时,也同样缺少对对方当下问题的了解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研究视野。因此,韩国学界的中国学研究不能简单地直接照搬西方的研究模式,而是要建立自己的研究范式,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上升到学理层面,这样才能准确理解中国社会及其制度的特殊性。
  • “格陵兰的新开始”——《全明星》朱莉合唱组和《格陵兰自治法案》
  • 丹麦《全明星》选秀节目朱莉合唱组这一个案告诉我们,流行文化带有政治性,看似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浅显问题,背后却蕴涵着深刻的文化意蕴。朱莉合唱组是当代流行乐坛一个炙手可热的名字,不仅在格陵兰而且在丹麦亦是如此。《全明星》节目极为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脱离了殖民语境,朱莉合唱组的成功表明流行文化也是人们可以接受的具有政治意义的文化产品,年轻的格陵兰人将他们的文化传统因素融入诸如《全明星》这类节目中,从而得到更多受众的认可;他们不再逃避当今的全球化,相反,借助传统,创新改革,从而让格陵兰文化为人们所接受。
  • 关注当下,研究生活——中西方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前沿问题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 自20世纪后期至今,我们都处在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一方面,人类的精神力、物质生产力和探索研发能力都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人类又遇到了与人类生存自我相关的、深层的生存困境。历史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在人类历史中确定了一个"轴心时期",并断言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一直没有超越轴心时期所奠经在人类历史中确定了一个“轴心时期”,并断言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一直没有超越轴心时期所奠定的人类精神根基和框架。
  • 现代社会语境下女性的分裂——普拉斯《隐喻》中的困境
  • 普拉斯《隐喻》一诗运用各种隐喻表达了怀孕女子的身心感受,让读者体会到了孕妇所陷入的精神与肉体分裂的困境。新颖而真实的孕妇形象颠覆了传统的母亲形象,这种反传统隐喻正是对于权力话语的对抗,体现了普拉斯作品中相互矛盾的两种思维,这种分裂的思维并非个案,而是现代社会带给所有人的疯癫。
  • 关于语言与现实关系的认知分析
  • 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语言包括动物的"语言"、草木的"语言"、行星的"语言";狭义的语言专指人的语言或字词语言。语言对现实的区分不同于机械分割,也不同于化合物的分解。语言决定事物、规范事物,每一种、每一类事物都受一种或一类语言支配。从一定意义上说,语言是所有事物的生成因,也是各种事物和现象形象化、名称化、名义化、情感化、存在化等的肯定的唯一前提。语言反映现实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一是在语词的层面;二是在语句的层面。因此,语言区分现实,语言也反映现实。
  • 关于中国古代华夷关系演变规律的理性思考——华夷关系的历史定位、演变轨迹与文化选择
  • "中华(中国)多元一体"观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学术概念,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实际。"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之内的华夷两大势力经过碰撞、冲突,以至此消彼长、互为主导,加深了各方的了解和民族认同,淡化了"华夷之辨"、"尊夏贱夷"等观念,促使各民族逐步凝聚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华夏汉族王朝和夷狄族王朝的文化建设,都不仅仅是一元化的"汉文化"继承和选择,而是对前朝及同时并立的各民族王朝的多元文化作出重新选择、吸收和整合工作,从而建立起一种有别于以前的"汉文化"、同时也不同于西方学者所说的"第三文化"的新质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的不断选择、吸收和整合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种多元文化的选择、吸收和整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 “孝”文化的中日比较研究
  • "孝"起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早已东传日本,并与佛教合流,成为日本国民的道德规范、宗教精髓、文化思想的重要内核之一。"孝"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受到了日本的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内涵与形式发生了不少变化,但至今仍然植根于日本社会的深层,制约和规范着日本人的行为心理、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各个层面。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的"孝",随着家长制的崩溃、小家庭的发展、社会的多样化、道德的相对化等因素的变化,凸显出质的演变。然而,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只要亲子关系存在,"孝"就不会过时,必将作为不可替代的道德理念,继续发挥统导作用与凝聚效应。
  • 吉林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中心
  • 吉林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中心是东北地区高校唯一的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机构,成立于2009年9月21日,由中国残联、吉林大学和吉林省残联三家单位联合共建,成为继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之后成立的中国第四个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中心(院)。
  • “入世”十年:中国农业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张晓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
    文化产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基(专题讨论)——充分提高文化自觉,加快文化产业发展(于春晖[1] 呼和[2])
    加快发展文化产业需要完善政策法规(祁述裕[1] 刘琳[2])
    新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三要”和“三切忌”(范周[1] 杨剑飞[2])
    文化需求与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李炎[1,2] 王佳[2])
    文化权的宪法解读(上官丕亮 孟凡壮)
    [当代哲学问题探索]
    现代性问题研究(专题讨论)——社会发展与现代理性构建(丰子义)
    异化劳动:现代性状况与现代性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解读(罗骞)
    现代生产: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现代性根源(郗戈)
    现代性的伦理维度与传统伦理的价值重构(杨威[1,2])
    别尔嘉耶夫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梁秋)
    是自然辩证法还是历史辩证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观论析(孙承叔)
    施别特对洪堡特语言“内部形式”的哲学阐释(赵秋野)
    “协同服务”: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创新模式——浙江省舟山市岱西镇调查(卢福营)
    控制物价: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稳定的关键环节(宋宝安 张一)
    [政治发展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文正邦[1] 文培阳[2])
    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以特别行政区制度为侧重(易赛键)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传统及新的尝试(邓大才)
    [法治文明与法律发展]
    调解制度研究(专题讨论)——迈向社会自治的人民调解(徐昕)
    人民调解制度的再完善(吴俊)
    法国的调解(médiation):比较与借鉴(周建华)
    [经济学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论美债危机的实质及其应对方法
    在马克思货币理论基础上探索根治经济危机的新途径(卢映西)
    论市场失灵与经济法的关系——以市场规制法为视角的考察(李剑)
    统筹城乡金融背景下的农村小额信贷法律规制研究(罗猛 刘沫茹)
    网络组织非对称核心竞争力与生态位的耦合研究(孙冰 赵金龙)
    基于契约剩余的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机理初探(赵岩[1] 黄丽萍[2])
    基于公共视角下的民营影视企业问题研究(詹成大[1,2])
    社会资本在创新集群形成中的作用——“剑桥现象”的启示(范硕[1,2] 李俊江[1])
    [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文化研究前沿问题:西方语境与中国语境(专题讨论)——文化研究和文化经济(格雷厄姆·默多克[ Graham Murdock][英][1] 张喜华[译][2])
    韩国的中国学研究趋势和展望(康竣荣[Kang Jun Young][韩])
    “格陵兰的新开始”——《全明星》朱莉合唱组和《格陵兰自治法案》(柯斯汀·斯特[Kirsten Thisted][丹麦][1] 张文[译][2])
    关注当下,研究生活——中西方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前沿问题国际学术会议综述(张喜华[1] 马驰[2])
    现代社会语境下女性的分裂——普拉斯《隐喻》中的困境(徐畔[1,2] 李翼[2])
    关于语言与现实关系的认知分析(张春玲)
    关于中国古代华夷关系演变规律的理性思考——华夷关系的历史定位、演变轨迹与文化选择(赵永春)
    “孝”文化的中日比较研究(施晖[1] 栾竹民[2])

    吉林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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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单位:黑龙江省社科院

    主办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主  编:曲伟 赵玉贵(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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