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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相遇中国文学
  • 2015年10月16日至20日,法国著名作家、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先生应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莫言先生邀请,访问北京师范大学,并于10月19日晚做了题为《相遇中国文学》的演讲,演讲由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主持。本刊特约发表这次演讲的全文,以飨读者。
  • 古文传授的现代命运——教育史上的林纾
  • 在林纾看来,前有章太炎的恶毒攻击,后有何燏时校长的昏庸裁断,自己才会被北京大学解聘。可实际上,导致林纾等老派人士去职的,是整个大的政治环境,以及教育制度的变化。清末的开民智、办学堂,引领了整个转型时代的风气。林纾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且积极投身其中。但历史大潮汹涌,不久便转过来,冲垮了第一代启蒙者立足的根基。这种在新旧夹缝中苦苦挣扎的两难处境,包括其犹豫、忧伤与困惑,以及日渐落寞的身影,很值得后来者深切同情。
  • 以洋孝子孝女故事匡时卫道——林译“孝友镜”系列研究兼及五四“铲伦常”论争
  • 本文通过对林译《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双孝子噀血酬恩记》《孝女耐儿传》改写原作小说类型和主题的辨析,进一步揭示其"业儒"身份、"不类而类"的翻译策略及其匡时卫道意图对其翻译行为的操控;并将林纾的翻译与其创作结合在一起,作为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的典型个案,重审林纾卫道的历史因缘、思想理路及其功过,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是一次思想革命,更是一场旨在"改革家庭"的社会改良运动的性质特征。
  • 论林纾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及其文化意义
  • 林纾翻译的《吟边燕语》,是中国以完整的戏剧形式并用白话文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前最重要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翻译,对推动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林纾把莎士比亚理解为一个"好言神怪"的传奇诗人,这种理解长期以来被普遍认为是误读。其实,林纾对莎士比亚的这种解读有其明确指向性,旨在借莎士比亚的传奇身份表达对国内一些维新之士为学西方而否定自身传统倾向的不满,认为任何求新与发展不能以丢弃自身文化传统为前提和代价,守护文化传统应该是中西方国家赖以发展、共同遵从的规律,从而彰显其坚守传统文化的立场。
  • 村庄里的中国:赵树理与《三里湾》
  • 本文尝试重新解读赵树理的代表作《三里湾》,并对这一文本带动的作家创作、文学体制、历史语境、文化传统、社会构想、政治实践等不同层次的意义实践过程做出历史化的阐释;四部分分别涉及赵树理的创作诉求、以村庄为主人公的叙事特点、村庄书写和礼乐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基于乡村主体性的国家与社会主义想象;尝试在方法论意义上展示一种立体地解读文学文本的思路,并特别突出了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活的传统"之间的紧密关系。
  • 地方色彩与解放区文学——以赵树理的文学语言为中心
  • 本文以赵树理文学语言为切入点,分析地方色彩对于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意义与功能。文章认为地方色彩对解放区文学来说并非某种单纯的文学风格,它一方面与解放区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有关,另一方面则联系着作品究竟在地方还是在全国的层面上思考问题。正是在这一考察地方色彩的思维方式的作用下,赵树理文学语言所蕴涵的地域特征无法为这一时期的批评家所感知,而是直接被"过滤"为所谓"群众的语言",并成为其他作家学习的"方向"。只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赵树理才能被视为一个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作家。
  • 建国前后废名思想的转变——以《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为中心的考察
  • 废名写于1949年春的长文《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既表达了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接受,也表现出论辩与"劝谏"的意图,是理解废名建国前后思想转变一个关键性的文本。废名在抗战期间避居黄梅家乡时以儒家"性善"观念和佛教唯识观念为基础形成关于中国"民族精神"的思想,并在抗战结束后的国际国内状况中显示出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新民主主义论》有关中国自身现代化独特道路的阐述,与废名主张重拾"民族精神"的观念形成耦合,成为他接受它的基础,但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和"反封建"一面的论述,尤其是对各种宗教与唯心论思想的否定,也引起废名的强烈不安,而使他产生了谏言的动机。
  • 哗变与骚动:历史转折语境下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
  • 召开于1979年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有着历史大转折语境所赋予的复杂与艰难。作为文代会的筹备机构,中国文联在"文革"后的恢复工作遭遇层层阻力,经历了一个从民间诉求到官方认可的漫漫进程。中央提出的"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会议方针,则不仅受到代表们"历史牢骚"的冲击,更遭遇了重现文坛的"派系斗争"的干扰,"大团结"的历史表述背后有着文人们的心酸与怨气。主题报告的起草与修改充满争议,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十七年"文学及文艺运动的定位、"伤痕文学"的评价等当时的热点话题,成为报告的起草难点与争论焦点。文代会的筹备亦凸显并激化了文艺界领导层的观念分歧,尽管中央与分歧双方都曾作出调和的努力,但矛盾的难以消弭终使以周扬为核心的文艺界领导集体无可奈何地走向分裂。
  • “新时期文学”起源考释
  • 论文讨论了以往对于"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的考证,并结合新的史料指出"新时期文学"真正有历史性的起源,源自1978年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借助"新时期总任务"的相关史料,将"新时期文学"有据可依地编织进"新时期"的历史脉络中,呈现作为"现代化文学"的"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内涵。在当下的语境中重返"新时期"与"新时期文学",意味着如何通过"新时期文学"重新理解"新时期",理解近40年来的"现代化"的起源,这不仅是纯粹的文学问题,而是意味着能否通过文学有效地展示当代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与历史中的我们的生命体验。正是基于此,论文最后部分反思"新启蒙"与"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这两种"脱历史"的对于现代化实践的阐释框架。
  • 半个名士——论赴台后的台静农
  • 由于与鲁迅关系亲密,赴台后的台静农处境艰难,有许多话从最初的不敢说、不能说,到后来变为不想说。在长久的沉郁中,台静农饮酒挥毫,多有魏晋名士旷达之风,言行却又不离社会常轨,不肯以自我作践为反抗。他长期寄迹于古人的文学艺术,尤其关注易代之际文人的命运,寄寓热情,抒发悲愤,可谓"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不能直说的处境,形成他独特的含蓄蕴藉的文风,于淡淡的苦涩与怅惘中表现饱满充沛的情感。他赴台后,一度将居住之所称为"歇脚庵",这种歇脚意识中,也包含了丧乱漂泊之感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的苦难意识。而台静农即便是"歇脚",也"歇"得如此认真,于苦难险恶中不幻灭,旷达而不苟且。是为"半个名士"。
  • 心灵世界的精神荒原——《遍地枭雄》再解读兼论王安忆的创作症候
  • 在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历程中,《遍地枭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本存在,以致于出现学界精英运用常规研究套路无法合理对其描述解读的尴尬局面。一方面,小说"话语魔咒的魅惑与解除"的叙事策略与尤凤伟的"石门系列"颇为神似;另一方面,远离颠覆姐妹情谊的一贯思路,首次在兄弟情谊中以"男性气质的形塑与迷茫"的叙事图景实现题材开掘。经验资源的极度缺失导致王安忆过于强调以逻辑推理再造"心灵世界"的小说理想,这种经验变先验的技术操作使得包括《遍地枭雄》在内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王安忆小说曾呈现主题先行的逻辑框架。勇于直面作家和文本心灵世界的精神荒原,尝试寻求突围路径,对于日渐浮躁的学界文坛,意义尤显重大。
  • 诗化抒情与“看”的整体性——论当代文学中的“工地”叙事
  • 本文以《夜走灵官峡》为中心,考察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书写建设工地场景的小说,分析其如何运用新的视角和新的抒情形式来描述工业社会场景,如何回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难题。论文通过对同时期以及之后的80年代的工地小说的细读,结合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分析当代工地小说叙事过程中出现的新因素和"观看"的总体性视野,进而剖析当代文学如何处理"真实"和"诗化"的关系,总结当代文学与文化实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独特功能。
  • 错失了的象征——论新诗抒情主体的审美选择
  • 象征主义作为现代派文学的源头,对中国诗人影响深远,但象征主义在中国并未如文学史家描述的那样获得创作实绩。象征主义的中国接受存在理论认知与创作实践的失衡。由于新诗抒情主体未完成观念转换,亦缺乏合适的文化土壤,新诗未能超越技法范畴在更深的抒情主体层面接纳象征主义的诗学养分,形成了对象征主义的错失。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诗人重寻返乡的精神路向,新诗的抒情主体迅速裂变,展示出对象征主义诗学进行回望的新趋势。
  • 今文经学的制度美学与汉代审美文化的体制建构
  • 运用天时自然法理的逻辑和语法,今文经学在天人一体互动的世界图式中论证儒家"大一统"政治理念的合法性,认为体现天地存在与运行根本原理的礼乐是实现"大一统"的完美制度,而以"成民性"为指归的审美生活一定是制度建构性的。汉武帝建立以中央朝廷为中心的文化生产、传递、奖励机制,重建、扩充乐府这一国家文化机构,使儒家文化价值开始转化为国家倡导的审美文化主题与风格,并从国家文化中心向天下、四方传递,这与今文经学的制度美学思想存在隐微的精神联系。
  • 为什么麦克卢汉说中国人是“听觉人”——中国文化的听觉传统及其对叙事的影响
  • 人类主要通过叙事来传递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而故事的讲述方式又会受到感知媒介与途径的影响。视觉固然是人类最重要的感知方式,但中国传统文化对听觉情有独钟,"听"在汉语中往往指包括各种感觉在内的全身心反应,"闻声知情"更被认为是一种圣贤境界的认知能力。听觉传统作用下中国古代叙事的表述特征,可以概括为"尚简""贵无""趋晦"和"从散",而"简""无""晦""散"对应的恰好就是听觉传播的模糊、断续等非线性特征。"缀段性"是西方汉学家和胡适等中国学者对明清小说结构的讥评,导致这一讥评的是亚里士多德重视外显联系的有机结构观,批评者没有注意到明清小说中其实存在着"草蛇灰线"般的隐性脉络。中西结构观念的差异表现在前者讲究有"连"有"断",以或隐或显、错落有致的组织形式为美,后者则专注于"连",以"头身尾"一以贯之的有机整体为美,而结构观念的差异又与感官倚重不无关系,这一认识有助于我们更有穿透力地去观察一些文化现象。
  • 论自然生态审美的三大观念转变
  • 根据"生态"一词的原义及海格尔对生态学的界定,生态概念包含三个关键义项:家园、生命和无中心的相互关系。由于康德以来的审美概念,设置了主客体关系框架,强调审美主体的中心地位,主要关注对象的形式而非对象的生命存在,当今的审美概念与生态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如果我们不想放弃"审美"一词,又要使我们对自然的欣赏既是生态的又是审美的,那就只有对审美概念进行生态化重塑,使之发生根本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关注自然的"形式"到关心自然的"存在";从把自然当作"对象"到把自然当作"家园";从把自我当作"观光者"到把自我当作"栖居者"。只有当一个人作为栖居者站立在家园之中,从自然内部经历自然生命的涌动,遭遇自然存在的本现,为自然的内在光辉所照亮,获得切近生命存在本源的感动,对自然的生态审美经验才会真正发生。
  • 纳粹大屠杀与西方文化的“除魅”——乔治·斯坦纳的文化反思
  • 以批评家知名的乔治·斯坦纳实际上更侧重文化、宗教、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边缘问题,纳粹大屠杀则是其评说西方入文主义与高雅文化的主要视角。在揭露人文主义与野蛮暴政的共生关系时,斯坦纳将大屠杀视为西方人文主义和伟大文化的普遍失败,进而严肃质疑文学/文化的价值在于促进个人和社会道德观念的传统观念。尽管他没有完全澄清人文主义不能导致人性化、不能制止暴力和屠杀的根本原因,但由此提出了文学/文化还有什么价值、西方的未来又该如何规划等当代文化思想不能回避的重大议题。
  • 从生态主义视野理解环境美学
  • 随着全球化时代人类对共同面临的生态危机日益迫切的关注,关于环境美学的诸多命题逐渐成为当代美学的热点。世界各地的理论家为此贡献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提议。多视角的切入使相关思考进一步深入。在这些视野中,生态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生态主义的视野基于这一前提:只有承认以"生态正义"为主导的"生态伦理",我们才能真正把环境保护的问题从传统意义上作为"审美欣赏"的"小美学",提升到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的生态和谐与创建良好生活世界的"大美学"。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投入更多智慧的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它将我们的视线重新引向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自然之美。在此意义上,从生态主义视野出发的环境美学最终提示我们的,并非仅仅是对"客体对象"的关注,而是我们自身对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放弃。
  • 先秦的“小说家”与楚国的“小说”
  • 先秦小说是与"经说"或"大说"相对的一个概念。从价值评判的角度来看,它是不解说"经义"的"小道"和"小知(智)";从形式上看,它不同于那种"琢之盘盂,镂之金石",或"加笔墨之迹"、"书之竹帛"的"经说"或"大说",而是属于民间口头传播的、篇制短小的"说"。先秦楚国的"墨辩"学者曾最早从逻辑分析的角度对小说进行了理论探讨。现存于《韩非子·说林》《内外储说》和刘向《说苑》中有关楚人的"说",就是先秦楚国的小说,它们反映了先秦楚国小说的特点和成就。
  • 子夏的思想特征及其家学渊源
  • "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是孔子针对子夏思想中固有的求利倾向提出的具体要求,也是孔子对子夏学术发展的期望。出身于卜氏世家的家学背景,使子夏具备了成为"君子儒"的潜质,这也深刻地影响了子夏的学习方式与思维习惯。在尚实、切用的夏学术与三晋文化开放进取、尚法求变的思想发生关联时,子夏的儒学思想也就找到了最适合的文化土壤,并最终成为汉代经学的重要来源。
  • 明人分调编次观与唐宋词的分调经典化
  • 唐宋词的经典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明三百年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非只有词籍整理那么简单。在元代词乐失传的情况下,明人对整个词谱谱系进行了重新建构,形成了一套建立在线性思维基础之上的定字分调的编次观念。由此形成的"例词"概念之于明清词学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乐调"概念之于唐宋词的影响。至嘉靖、万历年间,词谱、分调词选的大量编纂和刊刻,成为唐宋词分调经典化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关键一步。而晚明四大分调词选的出版,更成功地将唐宋词分调经典的塑造上升到了美学层面的高度。现今对分调经典的考察,应与分家经典、分类经典一起,共同构成唐宋词经典研究的多维图景。
  • 论明清小说寓意法命名的内涵与特点
  • 明清时期是古典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很多小说寓意深远,这在小说命名之中体现得尤为显著。从寓意法角度探讨明清小说命名,前人很少涉及。明清小说作者善于通过命名的形式加强宗教宣传,借助小说命名宣扬忠孝节义等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表达遗民思想,以小说命名自寓个人的人生经历、生活境遇,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看法,总体特点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包含不同寓意的明清小说命名所用词语较为集中,小说命名中存在模仿前人和随意命名等现象。
  • 《聊斋志异》:诗性的温情与偏狭
  • 古代小说研究常将"诗笔"——诗词韵语,等同于小说的诗性,从而混淆了小说文体特征与内在的特质。诗的基本特质是主观想象与抒情,小说的诗性是小说叙事所带有的强烈的主观性与抒情性。对小说诗性的研究,首先要看到作者的独特气质和感受方式;其次是小说世界的主观性和抒情性。这些特点与清代小说的文人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蒲松龄以个人化的视角与立场处理小说题材和主题,使《聊斋志异》的世界同时呈现了诗性的温情与偏狭这两个极端。
  • 编后记
  • 中国提前步人老龄社会,很多人以为宣传孝道可以解决老人赡养问题。鲁迅曾批评旧式的卫道士:“拚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林纾在翻泽小说的书名中好用“孝”字,有意借洋孝子孝女反驳“叛亲蔑伦之论”,不过他倒是看重人间真情的。他在致蔡元培信中说过,自己译外国小说一百多种,未见违忤仁义礼智信五常之语,可见他相信超越国界的价值。
  • 相遇中国文学(勒克莱齐奥;施雪莹;许钧)
    [林纾研究专辑]
    古文传授的现代命运——教育史上的林纾(陈平原)
    以洋孝子孝女故事匡时卫道——林译“孝友镜”系列研究兼及五四“铲伦常”论争(李今)
    论林纾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及其文化意义(李伟昉)
    村庄里的中国:赵树理与《三里湾》(贺桂梅)
    地方色彩与解放区文学——以赵树理的文学语言为中心(李松睿)
    建国前后废名思想的转变——以《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为中心的考察(冷霜)
    哗变与骚动:历史转折语境下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斯炎伟)
    “新时期文学”起源考释(黄平)
    半个名士——论赴台后的台静农(王晴飞)
    心灵世界的精神荒原——《遍地枭雄》再解读兼论王安忆的创作症候(张冀)
    诗化抒情与“看”的整体性——论当代文学中的“工地”叙事(李海霞)
    错失了的象征——论新诗抒情主体的审美选择(傅元峰)
    今文经学的制度美学与汉代审美文化的体制建构(程勇)
    为什么麦克卢汉说中国人是“听觉人”——中国文化的听觉传统及其对叙事的影响(傅修延)
    论自然生态审美的三大观念转变(赵奎英)
    纳粹大屠杀与西方文化的“除魅”——乔治·斯坦纳的文化反思(单世联)
    从生态主义视野理解环境美学(徐岱)
    先秦的“小说家”与楚国的“小说”(高华平)
    子夏的思想特征及其家学渊源(马银琴)
    明人分调编次观与唐宋词的分调经典化(叶晔)
    论明清小说寓意法命名的内涵与特点(程国赋)
    《聊斋志异》:诗性的温情与偏狭(王昕)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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