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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晚清小说与白话地位的提升
  • 甲午战败与庚子国变后,白话运动渐起。梁启超认识到开启民智须借助于白话小说,而白话地位提高"必自小说家成之"。但倡导"小说界革命"时,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却未论及于此。白话推广遭遇到阻力,连热心白话者也艰于白话写作。市场力量的介入,增强了白话的声势,但又维持了它与文言相平衡的状态,这种平衡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才被打破。
  • “过渡语言”与晚清散文文体的变异
  • 晚清之际是一个多质杂糅的"过渡时代"。其独特的历史"过渡性"规定了语言的"过渡性"。在一个既成的古汉语系统中,衍生出新的属于现代汉语的某些语言因素。就散文文体而言,它的书写方式,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典范文言,也不是标准的现代汉语,而是一种文白相间亦旧亦新的"复式"语言。新文体和域外行旅散文是以"过渡语言"书写的典型体类,它们标示了中国散文现代转型进程中的重要一节。
  • 本刊稿约
  • 一、来稿请寄编辑部,切勿寄给私人。来稿一律不退,也不要附寄邮票。三个月内未得到采用通知,即可自行处理。二、本刊所载文章编辑部有权使用。任何转载、摘要、翻译、出版均须得到本刊编辑部的许可。
  • 《桃花源记》的文学密码与艺术建构
  •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精心设计了一套文学密码,旨在寄托其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本文通过对其文学密码的破解,揭示了这篇经典名文的真意和陶渊明的隐衷。同时指出,桃花源具有浓郁的诗人自我的田园生活色彩,桃花源的境界代表着诗人的生活理想和社会理想,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桃花源记》是关于人类理想生活的极富有理性的沉思录。在诗人的精心选择下,前人、当代人乃至诗人自我所创造的作品文本被巧妙地融入了《桃花源记》,形成了多层次的富有立体感的"互文性"语群,从而共同拓展了作品的内涵空间。《桃花源记》作为一篇文学杰作,它在艺术建构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对于当代世界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它所表现的价值观对于构建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两宋铭文小品刍议
  • 两宋铭文是中国古代铭文史上的新高峰。北宋初期铭文小品以天下兴亡为主题,中后期意象繁盛,南宋以理学为中心。两宋铭文小品体制多样,用处广泛,创作手法丰富多变,兼具各种美学风格。两宋铭文小品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时间意识,农耕文化的保守传统,激烈党争中的畏祸心态,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
  • 理学世俗化与南宋中后期诗坛
  • 到南宋中后期,理学的学理建构趋于停滞,理学家全面展开了"躬行",将学思向现实政治和日常生活推进,从而引发理学世俗化倾向。理学诗人群形成于南宋中后期,就是理学世俗化的直接结果。理学诗人与江湖诗人的交互联动,构成了南宋中后期诗坛的主体,其背景和动因也是理学世俗化。理学世俗化还影响着"宋调"之流变,一方面理学诗人的创作弥补了江湖诗歌之不足,承续了"宋调"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在世俗化大潮中,理学完成了对诗歌的全面渗透,加速了"宋调"的终结。
  • 论梅溪词在雍乾词坛的接受及其经典化过程
  • 康熙中后期至雍乾两朝日益紧密的文化整肃与浙西词派"醇雅"理论的前后两重性促使词坛必须在姜夔之外再树经典。梅溪词以句法挺异、格律精严、咏物圆融而进入朱彝尊、厉鹗等词坛权威的期待视野并受到大力鼓吹。雍乾词人通过对梅溪词的深入研析、步韵步和以及词学话语中大量的姜史并称来表示对其词史地位的高度认可,从中显露出淡化主体意志、强化外在形式的词风走向。在热捧的同时,雍乾词人亦对梅溪词过于雕琢、不足于情等弊病展开理性批判,尤其是王昶以梅溪人品不贞而否定其词品的做法,折射出诗教观念对词体的渗入与清人尊体意识的深化。在经过康熙词坛后期的积累与酵化以后,雍乾词人从正反两面掀起了梅溪词的接受高潮,并使梅溪词的艺术价值与当时的意识形态、文化话语、词坛风尚等机缘条件发生契合性关联,使之完成了经典化的建构过程。
  • 元大都多族士人圈的互动与元代清和诗风
  • 清和诗风是元代主导性诗风。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及其文学活动,是元代特有的文学史现象。而元代清和诗风的形成,与多族士人圈中各族诗人的涵化影响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以元大都为中心,考察多族士人圈的互动与诗风的关系。在频繁的文化互动之中,少数民族诗人的尚清诗风被文坛广泛接受认同;汉儒的熏陶浸染,也使得民族诗人涵醇茹和、笔触工润。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促成了诗风的新变。
  • 清代骈文三论
  • 清代骈文理论集历代之大成却研究很少,综合研究更是罕见。其包含的主要内容有:文位论,即从自然对偶现象、经典俪词中张扬骈文的正常地位甚至文章正宗地位;文体论,即对文体特征如骈偶组织、典故技巧和声律调谐等形式美的点评,凸显骈文的装饰性特色;文风论,即对骈文整体风格及代表作家、时代文风等加以印象式判断,勾勒骈文史特征。
  • 论台湾传统文人社群“行动力”的兴微与变迁──以台湾文社暨《台湾文艺丛志》为观察核心
  • 本文提出一个特殊的台湾文学史现象:"台湾文社"发行其机关刊物《台湾文艺丛志》,起于1919年1月1日,止于1924年11月15日,1919年刚好是五四运动发轫的时点,当大陆已渐进于宣示与文言书写决裂的边缘,追求"言文一致",台湾的知识分子却在寻求以文言提高大众教育,并发展公共性的可能。《丛志》的出刊是否代表了某一种较大陆迟到的现代性?本文从这里展开说明《丛志》的出刊本身即为现代性追求的一部分,它是第一个由台湾人提出"鼓吹文明"诉求的汉文杂志,鼓吹文明的宗旨,翻译西学。但《丛志》何以主张语言之使用为文言、文体为传统散文的沟通载体,背离了言文一致的现代性道路呢?本文追迹《丛志》与殖民现代性的关系、语言载体与国民教育之关系、以及鼓吹文明此一任务如何自《丛志》向《民报》出版系列转移的过程,展示《丛志》以文言汉文追求现代性正是向殖民帝国展开的抵抗;而其所以未能成功,则系殖民现代性所竞争、压抑的结果。
  • 鸳鸯蝴蝶派的形象谱系与自我认同
  • 本文将鸳鸯蝴蝶派视为一个被建构出来的范畴或话语实践,将其置放到新文学"指认"与自我"认同"的双重视野中进行考察;通过对作为斗争、分化与聚合平台的传播空间的勾勒,以及对一个超越了新旧对立而互动互渗的"第三度"文学空间——"蝙蝠派"的发掘,敞显鸳鸯蝴蝶派在文学争斗场景与自我想象中暧昧游移的面貌。
  • 现代佛教期刊与新文学运动
  • 五四时期已有一些佛教期刊受到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尝试以新文学形式来革新佛教文学传统。抗战以后,佛教文学与新文学这两种各行其道的文学力量出现相交相融的局面,一些重要的佛教刊物开始介入中国新文化建设问题的思考,不仅自觉地刊登和创作白话文的新体文学,而且加强了与新文学作家的文学交往。这些现象进一步体现了新文学的语言革命成就所造成的影响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转型的推进作用,体现了新文学与佛教文化之间传统的亲和性,以及新文学作家对佛教文化改革与发展的深层次介入。
  • 论周作人散文的“反抗性”特征及其思想内涵
  • 从1930年代开始,周作人就被认为是闲适派散文的代表作家。然而周氏本人对此却并不认同。在周作人,文学固然是"不革命",但同时也还是"反抗的"。离开这一"反抗"的特性而大谈文学的"趣味"或"平淡"、"闲适",势必将其拉向文学消遣的层面,这是他所不能同意的。周作人的文学观念以"人的文学"为核心表述,这与五四"启蒙"视野下的文学思想构成不同的价值指向:在五四"启蒙"的叙事逻辑中,有关"人"的叙事被纳入到了国家、民族的整体价值之中;而在周作人,他对"人"的关注,则出于其对人类正当生活的主张,即对现代文明进程的关怀。从散文的写作中提炼出"反抗"的特性,正是这一思想状况的坚守与表现。
  • 《四世同堂》英译与老舍的国家形象传播意识
  • 《四世同堂》最终是在美国完成的,文本的完成与译介跟随老舍在中美之间展开了一场跨文化精神之旅,而由作家亲自参与其中的译介活动以及独特的译介模式,都使这一精神之旅充满了跨文化传播的意味。从《四世同堂》到英译本〈The Yellow Storm〉,老舍在与Miss.Ida Pruitt(即浦爱德)的合作中对中文原著所进行的繁复的删节,折射出老舍较为自觉的国家形象传播意识。
  • 五四新文学的俄国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观
  • 现代人道主义是新文学发生期最重要的核心观念,五四新文学家对于作为现代人道主义肇端的俄国现代人道主义的思潮流脉及观念谱系做出了较系统阐释。他们认为现代人道主义始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位先驱独特的人道主义思考,俄国现代人道主义者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两位先驱的重要思考,创造性地建构了更为全面系统的现代人道主义观念,即在对人类苦难表现出"感同身受"的独特生命体验及异常激烈的情感震荡的基础上,提出了彻底改造人类社会、构建理想世界等构想。五四新文学家对于俄国现代人道主义的这些认知及阐释成为五四人道主义思考的重要理论资源。
  • 道佛成悲儒成喜——传统文化的现代形象探析
  • 文章以郭沫若的《孟夫子出妻》、施蛰存的《黄心大师》和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等三部小说为中心个案,指出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存在贬儒、尊道、扬佛的倾向。作家的策略是,使用道德叙述原则和伦理标准,把儒家写成喜剧,而用人性叙述原则和人文标准,将道家和佛家写成悲剧,在道德叙述中摒弃了人性拷问,而在人性叙述中逃避了道德审判,这样就把本质相近,应该承担相似历史文化责任的道佛文化和儒家文化区别开来,也就造成了它们不同的形象和不同的命运。
  • 论师陀历史小说“曹操系列”的戏剧化倾向
  • 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对历史的叙述"的创作中,被主流叙事规范认可和被一度压抑的文本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所在。"曹操系列"在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叙事规范对应中多有疏离,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在史诗性、个体化历史叙事之外,它提供了另一种哲学境界的历史叙事。"曹操系列"像一面微型的镜子折射出50年代末、60年代初"对历史的叙述"的写作以及新时期重估"十七年"文学作品的价值评判体系两方面存在"矫枉必须过正"的偏颇。这正是让师陀感到焦虑不安的。
  • 赵树理语言追求之得失
  • 赵树理在语言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追求,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叙事简洁、明快、干净利落,能用很省俭的语言把很复杂的事情说清楚。在对现代汉语之可能性的探索上,赵树理自有一份贡献。但是,老妪能解的追求,也使赵树理的语言蕴藉不足。同时,在赵树理用语言构建的乡土世界里,缺少一些本不应缺少的东西。赵树理作品的真正欣赏者,其实始终是文化程度较高、审美经验较丰富的人。赵树理的拟想读者与真实读者,始终是并不一致的。
  • 柳青早期佚作散论
  • 柳青早期创作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小说集《地雷》收录的八个短篇上。笔者通过查阅他在《中央日报?平明副刊》(重庆版)、《永生》周刊、《月刊》上的十篇佚作,揭示柳青早期在文艺批评、戏剧鉴赏方面的良好学养,以及在小说创作上初露的"可贵的素质"。同时也着力厘清延安整风时柳青受到怀疑的真正原因。柳青在延安时就已非常熟悉肖洛霍夫的创作,《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对他的《创业史》发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影响。
  • 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
  • 在当代文坛上,"70后"作家是一个日益活跃的写作群体。从代际意义上看,他们的创作既不追求宏大的意义建构,也不迎合喧嚣的消费市场,而是立足于自身独特的、异质性的审美体验,自觉重构日常生活的诗学理想。在叙事内容上,他们倾力展示平凡个体与物欲现实之间的种种纠葛,揭示现代人面对社会的急速变化所遭受的各种尴尬的精神处境。在叙事策略上,他们则极力推崇感性化、细节化的话语形态,致力于呈现那些日常生活中极为丰盈的生命情态。他们在重塑人类"完整生活"的过程中,不仅确立了人的身心存在的统一性,也确立了人与物之间的统一性,传达了"对日常生活的诗学肯定"就是"对人性与生命的自觉肯定"这一美学思想。
  • 论白先勇的上海书写
  • 解放后三十年常被视为大陆上海城市个性书写的缄默期,在此背景下,同期台湾作家白先勇的上海书写联结了两大断裂的时空,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他在向已逝繁华致敬的同时,辩证思考了上海世俗文化的命运,并续写了上海文化的余脉流散海外之情境,在很多方面都为新时期以后尤其是世纪末的上海书写开辟了先河。
  • 关于解释和过度解释
  • 当代文学理论关于解释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其理论纷争集中于一元论和怀疑论两种解释理论的针锋相对,具体呈现为解释与过度解释的不同理论主张之间的抵牾。这两种不同的解释理论对应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基本观念,前者强调普遍主义和理性原则,后者则提倡差异论和地方性。文学理论的未来发展将超越解释与过度解释的二元对立,多元论基础上的不同解释理论的发展将是大势所趋。
  • “肌理说”与翁方纲的诗学精神
  • 翁方纲"肌理说"是清前中期的重要诗学流派,在清代诗坛影响巨大,目前学界对这一流派的认识还非常肤浅。"肌理说"的诗学精神是在对唐宋诗的批判继承中建构起来的,这一流派的存在和巨大影响自有其内在的学理依据和外在的现实文化背景。翁方纲并不排斥唐诗,但更重视宋诗细密切实的诗学精神,这一诗学取向顺应了乾、嘉朴学的时代潮流。基于对诗学本质和内在精神的切实把握,从诗学本身的内在理路出发,翁方纲尤其推崇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宋诗,苏、黄崇实尚学的诗学精神成为翁方纲"肌理说"重要的精神资源和价值取向。由于翁方纲在政坛和学界的重要地位,加上一大批翁氏弟子继承、传播和实践其诗学主张,"肌理说"成为乾、嘉时期影响巨大的诗学流派,甚至到近代的宋诗派还能看到其影响。
  • 《礼记》伦理认知的诗学品格
  • 《礼记》中的伦理范畴是和儒家的人生旨趣、人格理想贯通融合在一起的。《礼记》蕴含了儒家作为诗学价值基础的元话语、作为诗学思维框架的体验式思维格局以及作为诗学内涵的对于"他者"的体认。经由对于《礼记》"称情而立文"的认知原则的考察可以清晰厘定儒家早期伦理认知的诗学品格。
  • 文学研究所关于接纳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的通知
  • 为了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全面贯彻文学研究工作面向社会、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方针,更好地培养文学理论研究人才,我所从1991年即开始实行接纳全国各地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访学的制度。现将本制度的具体内容再通知如下:
  • “礼仪”与“兴象”——兼论“比”“兴”差异
  • "兴象"在中国诗歌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六经"均包含"象",而"礼仪"之"象"最为普遍,也最为人所忽略。礼仪是"兴"的艺术演示,"仪"通过"兴"表达,"兴"通过"象"实现,礼仪中的"兴象"是诗歌"兴象"理论的实践来源和理论来源。唐代孔颖达"兴必取象"论是对"兴"象征意义的总结和象征途径的揭示,是对"诗之兴"理论内涵的概括,也是鉴别比、兴差异的有效原则。依此理论,比、兴差异突显:兴必取象,比则不然;兴是象征,比是比喻。"兴"悠久的文化传承性决定了"兴象"审美意蕴的丰富性,也决定了"兴象"特有的诗学精神。
  • 文学通化论
  • 古今中外,论文学者爱讲境界,讲境界不能不讲通变。最引人注目的通变大师莫过于刘勰。最想拾级而上的自觉通变者应说是章学诚。通向哪里?变去何方?刘勰浸润在文学的通达之境,将文心推演到大文学乃至自然之道的界面。
  • 来稿须知
  • 根据本刊编辑程序,来稿请一律采用纸质文本,直接邮寄编辑部收,切勿投寄个人或经他人转递。
  • 质疑“通俗文学史”
  • "雅俗"本质上不涉及价值判断;"雅俗之辨"是辨析文学互为涵容的两种品格,而以史的意识叙述的"通俗文学"把雅俗观念落实于作家作品,其史学建构以"通俗文学"作家作品入"正史"为旨归,但因其筑基于不断演变互换的、
  • “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会议综述
  • 去年年底,"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基础理论研究招标课题"评审结果揭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叶舒宪研究员任首席专家申报的"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标,
  • 编后记
  • 不久前,编辑部收到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来信。信上说,本刊去年所发文章中有三篇不收入年度光盘:其中两篇有炒冷饭或一稿多投之嫌,文字与作者发表的旧作十分相似;另一篇文字复制比差不多达到一半,电脑审查结果为"疑似抄袭",
  • 晚清小说与白话地位的提升(陈大康)
    “过渡语言”与晚清散文文体的变异(丁晓原)
    本刊稿约
    《桃花源记》的文学密码与艺术建构(范子烨[1,2])
    两宋铭文小品刍议(许外芳)
    理学世俗化与南宋中后期诗坛(常德荣)
    论梅溪词在雍乾词坛的接受及其经典化过程(曹明升)
    元大都多族士人圈的互动与元代清和诗风(刘嘉伟)
    清代骈文三论(吕双伟[1,2])
    论台湾传统文人社群“行动力”的兴微与变迁──以台湾文社暨《台湾文艺丛志》为观察核心(江宝钗)
    鸳鸯蝴蝶派的形象谱系与自我认同(胡安定)
    现代佛教期刊与新文学运动(谭桂林)
    论周作人散文的“反抗性”特征及其思想内涵(朱晓江)
    《四世同堂》英译与老舍的国家形象传播意识(魏韶华)
    五四新文学的俄国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观(张先飞)
    道佛成悲儒成喜——传统文化的现代形象探析(肖百容)
    论师陀历史小说“曹操系列”的戏剧化倾向(邓小红)
    赵树理语言追求之得失(王彬彬)
    柳青早期佚作散论(王鹏程)
    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洪治纲[1,2])
    论白先勇的上海书写(赵艳)
    关于解释和过度解释(周宪)
    “肌理说”与翁方纲的诗学精神(吴中胜)
    《礼记》伦理认知的诗学品格(徐宝锋)
    文学研究所关于接纳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的通知
    “礼仪”与“兴象”——兼论“比”“兴”差异(王秀臣)
    文学通化论(栾栋)
    来稿须知
    质疑“通俗文学史”(王文参)
    “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会议综述(谭佳[整理])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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