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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东西哲学的交汇点——《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再读
  • 叔本华是唯意志论的创始人。他从欧洲哲学自身的问题出发,在印度思想的影响下,以自己的方式改造了由“德国古典哲学”推进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从而使他的哲学具有视角转换的意义。在充分肯定康德对“现象”与“本体”的划分之后,叔本华指出“现象”是“意志”的表现,要受到“意志”的支配;但“意志”作为世界的“本体”,又是一切痛苦的源泉。在把握理念世界的问题上,叔本华一反黑格尔以逻辑和概念为标记的科学性方式,主张用直观方式。因此,在叔本华那里,知识不是“建构”性的,而是“解构”性的;理念不是不可知的“思想体”,而是“存在体”,是一个摆脱“意志”的“避难所”。叔本华哲学或许告诉我们,欧洲哲学的理念论传统有可能“制衡”东方非理性意义上的神秘“意志”给人类带来的痛苦,但却不可能成为克服“意志”的“武器”。
  • 文化接受的内外之道——对一段尼采接受史的反思
  •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前后和80年代改革开放之际,尼采一度成为中国知识界关注的焦点。尼采哲学先与民族救亡和文化自新的任务、后与思想解放的任务紧密相联,他被塑造成打破思想禁锢、为世界和人生创造新价值任务的代言人。但是,由于忽略了尼采对西方哲学传统和基督教价值观批判的维度,对尼采的早期理解存在着不完整甚至有意误读的倾向。这个现象一方面构成了伽达默尔所说的“有效应的历史”,但在更深层次上亦提醒我们,在面对异域文化的时候,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视角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同时达到对异域文化和自身文化的深刻理解。
  •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之“新”在何处——纪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170周年
  • 准确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关键在于把握其“新”在何处。为此需要探讨三个问题:“何谓唯物主义”、“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历史性问题”、“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二元论还是一个有机整体”。参与对话会的学者就此展开了充分讨论,并从新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和观点。从原初语境来看,与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并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唯灵主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并没有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严格地对立起来,而是力图从不同的角度客观诠释两者的优劣,以此来彰显“新唯物主义”的精神特质及其革命意义。当恩格斯将这一文献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附录第一次公开发表时,唯物主义则是在与唯心主义的严格对立的意义上理解的。厘清这种语境上的变化,为我们准确诠释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我们重新理解实践与历史性的关系、物质生产与历史性的关系、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马克思哲学与二元论的关系,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
  • 主观权利的诉求“语法”与认同乌托邦
  • 哈贝马斯试图让民主商谈程序发挥语言交流中的语法那样的主体间进行沟通的基本规则的功能。建制化的民主商谈程序仅仅具有部分“语法”功能,作为一种形式正义,它并不能保证商谈结果为正义,从而实现作为普遍同意之充分条件的实质正义。因此,单纯依靠民主商谈程序并不能保证消除异议。使用多数原则终结异议这一做法如果不能摆脱策略性形象,就无法祛除异议而博得真正的同意。可供选择的补救措施为,将立法的道德论证贯彻到底,为多数原则设计道德论证,把现在只能定位为一种策略的多数原则在观念中改造为一种具有道德意义的决断。
  •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异同
  •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是目前在生态研究方面值得重视的两种思潮。它们在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生态危机的评价方面有共性,同时,在哲学基础理论、生态问题实质的理解、价值取向等方面有区别。它们对于理解当代生态问题,建构新的生态文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甘泉后学唐枢“讨真心”说探析
  • 唐枢是明代大儒湛甘泉十分器重的弟子,其学说上承湛甘泉、王阳明,下启许孚远、刘宗周。唐枢倡导“讨真心”说,“真心”是本体,“讨”是工夫,因而“讨真心”是本体与工夫的有机统一。他标举“讨真心”说,目的在于一方面吸纳湛甘泉、王阳明两家学说的优长,另一方面又试图克服湛、王学说尤其是阳明心学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弊病。唐枢其人其学在明代儒学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 朱熹经学诠释视角下的工夫论
  • 朱熹将工夫分为“实践”与“涵养”两个部分,通过“知行”、“读书”、“诠释”等相互关系的探讨,建构出以“体验之学”为特征的经典诠释学说。该学说以工夫论为核心理论,讲究“身心一体”、知行间既有先后又有平行,并兼具“诠释循环”特质。为了突显工夫,朱子修订了儒家读书次第,发明出以“广义实践”为基础的诠释方法。然而,在彰显“主体性实践”的同时,朱子诠释学亦遭遇内在难题,需从“解释的张力”视角化解之。
  • 脑科学尚无法取代哲学的意识研究——《意识的宇宙》刍议
  • 脑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它的成果在整体和细节上为我们理解意识过程的本质提供了全新的可靠基础。生理-病理学和脑神经科学家埃德尔曼在《意识的宇宙》一书中对脑科学成果的描述和总结告诉我们,脑神经过程不同于智能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它是更为复杂的神经元进化过程。尽管如此,对以这些复杂的脑神经进程为基础的意识过程本身的内容(思想、语言、文学、历史等)的研究却是对思想之物质基础的研究所不能取代的。脑科学为哲学的意识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并未取而代之。
  • 胡塞尔《算术哲学》中的两种“心理主义”
  • 胡塞尔《算术哲学》中的“心理主义”问题是学界长久以来争论的焦点。弗雷格等人认为,书中对“数概念的心理起源的分析”混淆了“对数的表象活动”和“数本身”这两者,犯了最低级的心理主义错误;而另一派学者则认为,胡塞尔并没有将“数本身”与心理活动或心理活动的创造物等同。然而,这一争论本身并未对准问题的实质。《算术哲学》存在两种意义上的心理主义:这一争论所涉及的此书第一部分即使是心理主义的,至多也只是一种“良性的”心理主义;真正“恶性的”心理主义则体现在第二部分和未出版的第2卷。将逻辑等同为人类思维活动的规律,这才是胡塞尔后来痛批的心理主义错误。
  • 罗尔斯与规范性的寻求
  • 遵循康德式的思想道路,罗尔斯始终强调人格理想在建构道德规范性这一重大课题上的核心地位。在他看来,存在着依赖于客体、原则和观念的不同欲望类型,他的正义理论和康德的道德学说主要基于原则和观念的欲望而生发的道德动机。具有实践理性(理性与合理性)的人所具有的人格力量(善观念和正义感),以及追寻自由平等的道德理想,是证成规范性原则的根本出发点。基于这一阐释,可以有力回应威廉姆斯有关“外在理由”和“抽象人格”的诘难。
  • “正义论”蕴含医疗公正吗?
  • 本文试图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例,从博格对于罗尔斯“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之重建以及丹尼尔斯对于“健康需求之特殊道德重要性”的阐释出发,分析并揭示一般性的社会正义理论框架如何能够蕴含一种合理的医疗公正理论。这一尝试的目的在于表明,医疗(或健康)公正理论的完善,不仅限于医疗保健资源合理分配理论的确立,这是因为健康需求的道德特殊性决定了所要建构的医疗公正理论不可避免地要与其背后深层次的“健康之社会性决定因子”缠绕在一起。医疗公正理论的建构并不因其与一般性社会正义理论的兼容性而丧失其独立性,医疗公正作为实践伦理研究课题的特性,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弥合理论与实际问题的鸿沟,而这正是建立一种整全的医疗公正观的目标所在。
  • 容纳性证据:来源、性质、作用和意义
  • 预测主义主张能够成功预测的理论比仅能解释已知现象的理论更可能为真,因而预测性证据比解释性证据能够为理论提供更强的支持。本文提出除了预测性证据与解释性证据之外,还存在第三类可称之为容纳性证据的科学证据,并就容纳性证据的来源、性质、作用和意义进行了分析和阐释。
  • 本质主义与模态逻辑
  • 谈论事物的方式决定了模态逻辑承诺了本质主义。回避本质妨碍了量化模态逻辑的发展。本文提出了必然的一种本质主义解释。这种解释为亚里士多德的混合模态三段论提供了一个漂亮的语义模型。
  • 国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讨会综述
  • 由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办、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协办的“第十届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广州分会)——国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讨会”于2015年5月23~24日在广州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黑龙江大学、深圳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安邮电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科研机构、高校和杂志社的30多位学者以及多名研究生出席了会议,研讨了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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