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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法性”概念及其他
  • 1999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持召开“新中国哲学五十年”大型学术研讨会。会议开幕式安排十位声望卓著、为新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老一辈学者发言。我特别注意到,从诸位哲学前辈的发言内容来看,中国传统哲学及其现代发展基本上是“缺席的”,甚至于没有人提到。此种情况令人震惊却也并非怪异,因为无论是就研究方法还是社会文化功能而言,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哲学在广义的中国哲学(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基本上是处于追随者或附庸的地位:其方法与问题大都不是产生于“中国哲学”学科及其所隐含的历史脉络自身。
  •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叙事及其超越
  • 自2001年以来,由郑家栋、陈来等学者提出的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触动了不少学者的思想神经和文化情感,众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一时间都或者兴致盎然或者义不容辞地参与到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来。一些眼光敏锐的学术期刊则不失时机地连续推出多组这方面的专题文章,国内学术界也召开了多次以“合法性”问题为中心议题的研讨会。随着研究和探讨的深入,越来越多其他专业的学者,尤其是研究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介入讨论。
  • “中国哲学”,“道术”,还是可道术化的广义哲学?
  • 将中国古代学术中的某一部分叫做“哲学”,并按照冯友兰先生的主张,认为“科学的方法,即是哲学的方法”,然后循名责实地建构出一个“逻辑的、科学的”中国哲学,这条道路已将中国古学研究和使古学当代化的努力引入了困境。最近受到关注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的讨论只是它的一种表现。这困境可比拟于用现代西医的方法来使中医“科学化”的情况。强迫实施“中西医结合”所导致的是中医思想源头的枯萎,被“废医存药”(其实“药”也在被现成化和胶囊化,或者被危险地“有效成分”化)。于是,中医的本来面貌和它的当代活力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 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中的“哲学”
  • 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张祥龙教授对发表于《中国学术》上的拙文《儒家经验与哲学话语》所做出的回应。我觉得我们对“现代儒家哲学”概念所存在的一些根本困境颇有同感。我以为我们在诊断症结方面,比在澄清困境时使用的策略方面所持有的分歧要小。我们的主要分歧源于我强调使用狭义哲学概念的必要,而张教授则倾向于使用广义的哲学观念。
  • “哲学者,无结果之学也”——略论欧阳竟无对现代哲学创构之态度
  • “哲学”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之所以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是主体赢得某种反思自由的表现。然而,如何使这种反思的自由成为可能,或者说如何从某种习成自明的系统哲学视野中赢得自由反思的分析性距离,却不能不依靠一种历史的观照。在此,历史性的视野并不简单地在“知识的”维度上展开,而是有可能籍着知识的距离而成为获得反思性洞见的渠道。为了赢得这种反思性洞见,首要的工作便是去松动“哲学”之名与其所指实际之间的名实能所的关系。
  • “2004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哲学分论坛即将举行
  • 技术工程观的困境及其生存论改造
  • 工程作为人的在场,直接受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的规定,同时又成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物质前提,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可以说,正是人类的工程活动和人的工程化生存创造,沉淀和呈现着古今灿烂的文明;同时,又不断地丰富、建构和提升着人作为人的类本性。所以,工程问题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然而自亚里士多德提出创制性科学以来,直到19世纪才开始对工程的哲学反思,而且从既有的研究来看,人们仍停留在知识论的范式下,习惯于用技术的眼光来解读工程,进而使得对工程的理解技术化、手段化和片面化,以至于在现实的操作中引发一系列工程问题。对此,本文试图揭示这种知性的技术工程观的困境,并用生存论的工程观加以改造。
  • 环境正义:发展中国家的视点
  • 环境与发展是当代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确当的环境伦理思想是指导和解决环境与发展之间矛盾的理论武器。
  • 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 “自然语言逻辑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现代逻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学科,是当今逻辑领域中极具生命力的重要分支。”本文将在阐释什么是自然语言逻辑的基础上,扼要分析其研究现状、发展趋势。
  • 中国审美现代性问题研究述评
  • 审美现代性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转型阶段文化领域内的产物。如果说这是审美现代性问题提出的社会学背景,那么知识界对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则是促使学者们开始关注审美领域内的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背景。学者们根据对现代性的认识,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审美现代性问题的论述。
  • 道德感源自哪里——新达尔文自然主义的道德哲学述介
  • 在西方,以达尔文生物学为基础的自然主义道德哲学一直受到如下批评:(1)达尔文的自然主义由于从生物学事实推演道德价值而忽视了“是”与“应当”之间的根本区别;(2)它助长了否认以道德和法律为前提的人之自由的生物决定论;(3)它没有认识到人的道德观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生物本能的产物。但近十多年来,一些哲学家以“新达尔文自然主义者”的面目出现,试图恢复达尔文以生物学为基础的道德哲学。而之所以标榜“新”,是因为这种理论不仅仅是达尔文主义的,而且也从亚里士多德、休谟那里汲取理论灵感:新达尔文自然主义者赞同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社会和政治动物的观点,赞同休谟关于人天生具有道德感的观点,赞同达尔文关于人的社会性和道德植根于人的生物性的观点,并把这些观点揉合起来。
  • 格沃斯:“所有权利都是积极的吗?”
  • 法尔宗:“作为禁锢的自由”
  • 武德:“康德主义、道德价值与人类福利”
  • 道尔顿:“休谟的第三种原因”
  • 复古神道与国学
  • 日本的复古神道与国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近世国学的关系尤为重要,但就什么是国学,何谓复古神道,其外延所指为何,复古神道与国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在日本学术界,很难找到一种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概念和观点。在此,笔者主要对二者关系做一梳理。
  • 《哲学动态》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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