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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在治国理政新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集中展示了我们党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中国外交作为党治国理政实践的重要方面,践行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承担了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
  • “愚公移山”寓言在现代中国的阐释与运用(1936—1976)
  • 传统资源常因时代需要不断被赋予新意,成为一种新资源。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词中通过对“愚公移山”的阐释,赋予了该寓言革命的意象,使其成为一个用于革命动员的政治隐喻。新中国成立后,该寓言又被用来动员生产建设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一方面,由于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无限神化,“愚公移山”精神在“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演变成唯意志论的盲动;另一方面,当全国人民都成为“革命的愚公”时,该寓言也成为全民革命的政治隐喻。通过考察“愚公移山”新意在现代中国的生成和流变,也可反观传统资源意义的丰富性和被阐释运用时的多歧性。
  •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大众娱乐改造研究——以电影和戏剧为中心的考察
  • 以电影和戏剧为代表的大众娱乐作为世俗化的文艺上层建筑,历来肩负着政治、社会变革助推器的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适应于中共革命的传统以及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上海的大众娱乐受到全面改造,呈现出组织化、大众化和政治化的发展走向,使其在维持原有政治社会功能的同时,更强化了作为政治参与重要渠道和平台的时代使命。同时,透过对电影、戏剧的主题和内容的改造,一种通过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图景及想象来论证、勾画新国家形象、意义乃至具体制度的国家叙事得以实现。
  • 中法建交与台法交涉——基于台湾档案的考察
  • 在中法建交前,台湾当局对法国“外交”展开评估,认为法国对台湾“外交”极为重要,巴黎不会承认中共。从确知中法建交的消息到台法“断交”,台湾对局势的判断经历了乐观一悲观一乐观一悲观的起伏变化,并据此制定了相应政策。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重视个人“外交”的作用是台法交涉的两个特点。台湾对法交涉的理论基础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对法“外交”评估,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台在对方“外交”中的权重完全不同。
  • 大革命时期中共上海区委的城市支部研究
  • 大革命时期,中共上海区委将支部建设视为组织工作的核心,支部数量得以迅速增加。但由于工人的阶级意识不清,对党的忠诚度相对不高,尽管区委着力加强组织力建设,效果却并不理想,甚至难以找到能够按时开会和上交工作报告的支部。在支部未能成为群众核心的情况下,沪区在革命活动中不得不寻求与资本家、帮会合作。上海区委城市支部的命运折射出中共城市革命的历史境遇,但中共在大革命后一如既往地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最终走向成功。
  •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街道积极分子研究
  •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构建新政权的社会基础,弥补基层行政力量的不足,北京市成立了众多功能不一的街道群众组织,培养了大量积极分子。街道积极分子以群众身份参与各项街道工作,事实上是无薪给的干部,其思想动机各有不同。中共组织则针对这支队伍建立了包括选拔、教育、培养、考验等环节在内的一整套管理机制。街道积极分子在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各种问题和局限,最终被纳入城市居民委员会之中。
  • 论“南下”与“南下干部”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及当代价值
  • “南下”是中共在全国解放战争中实施的一项重大战略,实现了社会由半殖民地半封建向新民主主义、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中共工作重点由乡村向城市的三大转变。在此期间形成的“南下干部”群体,既有来自不同区域、出自不同行业和层级、具有不同文化水平的相异点,亦有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江北地区去向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相同点。“南下”与“南下干部”是新中国奠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其的历史研究。
  • 试论新文化史层级下的中共党史研究——评《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
  • 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经二十余年的发展演进,党史学界从新世纪开始,更多地注重新的思想、理论与方法资源的积极引介,并将之审慎地运用至党史领域的各种具体问题研究中。这一学术努力有效地增强了党史研究领域与整体历史学界的学术互动,深化了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化程度,极大地提升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水准。近些年来,
  • 冷战前期的中国与印尼关系研究评析
  •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关系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二战结束后,迥异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复杂的冷战局势,导致中印尼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变化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来,
  • 张国焘同斯大林会见之说考
  •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回忆录的引用需要审慎。否则,“照猫画虎”地轻信滥用,很容易把一些历史事实弄得更乱。张国焘晚年所著《我的回忆》在海内外传播很广,影响很大。对于书中记述的“1928年11月”他和瞿秋白同斯大林的会见一事①,国内相关人物的年谱、
  • 陕甘边“南梁政府”名称的由来
  • 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建立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与谢子长等建立的陕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时期“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即西北革命根据地。诸多著作再现了当时的历史事实,但有些问题仍值得探讨。例如,
  • “贝多芬”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命运沉浮
  • 贝多芬及其音乐传人中国已有百余年历史。有关研究表明,1906年2月,留日学生李叔同在由他于日本创办、东京三光堂印刷而成的《音乐小杂志》上,根据日本音乐家石原小三郎著《西洋音乐史》,第一次图文并茂地向中国人编译介绍了贝多芬①。随后,多部关于贝多芬的传记出版,使贝多芬在知识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 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周年四题
  •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就此终结。同时,这场运动还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准备了条件,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先导。新文化运动批判儒家思想,但不能将其简单地等同于批孔,而且批孔亦有其侧重点,
  •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帝主张的变化及其影响
  • 反对帝国主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之一,也是国民革命的基本目标。中共早期反帝方针的基本内涵和主要任务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其中又以经济尤其是关税方面的条约特权为重。但由于革命实力尚不足以与帝国主义列强对抗,中共此时力图避免与其发生直接冲突。1927年汉口“一三”事件后收回了英租界,这并非中共事先组织策划,
  • 抗战宣传画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 抗战时期出现了大量宣传抗日、动员民众的宣传画,其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分为三类:战争受难者,包括颠沛流离或被强暴的女性;抗战支援者,反映女性制作冬衣、救护伤员、投身生产等活动;战斗一员,即女战士。这些形象都是战时女性真实境遇的写照。
  • “文革”时期社区治理的结构与功能
  • “文化大革命”时期,无论是军管会还是革委会,实际上仍然掌握着社区治理的资源配置权力,社区治理模式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其他时期基本相同,并不断随着政策和体制调整变革自身的结构与功能。“文革”开始后的失序状态是基层社会响应国家政策的结果,而非自身管理的失控。军管时期,受军队体制影响,
  • 毛泽东文化革命理论的内在理路
  • 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包括三个基本维度:第一,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关系。与经济决定论不同,毛泽东更看重同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对文化的决定作用,同时认为文化革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反过来成为决定性因素。
  • 《中共党史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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