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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清华史学对我影响深远
  • 今春不能重访母校,参加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纪念资深学人会议,并作一公开学术演讲,实在是一大憾事。谨托李伯重主任代我宣读简短的感言并代致祝词。
  • 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8周年感言
  • 今天我们大家在清华大学集会,纪念近代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学术文化正式开始步入了新阶段:一方面她是几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她又开辟了我国学术思想现代化的新阶段和新生命。她不是传统汉学、宋学以至乾嘉考据的简单继承,而是在吸收现代世界先进文化之精华的基础上开辟了我国现代学术思想的新天地,从而赋之以光辉灿烂的新生命。如果由于社会之步入现代化,我们就以为可以抛弃几千年来的文化精华,那既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也是对历史文化的犯罪。但如果是默守前人的成规,皓首穷经而不思革新与进取,那同样是自甘堕落而有悖于时代精神的要求。
  • 清华的人文传统——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
  • 一、人文基础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创立于1911年,名清华学堂。1925年成立大学部,随之改名清华大学,其中有三部: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被聘为研究院讲师(即导师)。研究院存在的时间不长,1929年停办,但其影响深远,探讨清华的人文传统,不能不从国学研究院开始。
  • 关于“中西汇通”的义理和机制——受教、执教55年对清华历史系早年学风的回想与体认
  • 1950年秋,我从广州岭南大学政治历史学系转学到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后来留校任教,到今天,在清华已经55年了。今年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纪念。国学研究院与历史系有渊源关系,饮水思源,我这个老学生对养育自己多年的学术“母体”应有所忆念与反思。我最先想到的是陈寅恪先生。先生是国学研究院的四位(或五位,加李济)导师之一,我有幸在岭南大学受教于先生,转学到清华后,又受教于先生的学生(或“私淑弟子”)邵循正、周一良、丁则良等几位教授。我先做先生的“入室弟子”,再做“再传弟子”。今天的回忆就从先生与岭南说起。
  • 深入探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就和经验——“清华国学研究院与21世纪中国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 1925年到1929年的清华研究院,即大家常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教育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也非常重要的事件。现在我们作为后人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研究国学研究院的历孝,就是要看看这一规模很小、时间很短而成绩特别巨大的学术机构,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和教育事业有什么应该借鉴的经验;尤其是作为“国学”研究院,给我们继承和阐扬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留下了哪些遗产值得大家吸取。
  • 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
  • 中国的近代史学始建于20世纪初期,恰逢西方学界对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史学在研究内容、方法与手段方面的最新进展进行总结。这个总结以鲁滨孙的《新史学》为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体现了20世纪初期史学的“国际前沿”。在此同时,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学派,也对中国史学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深刻变化以及所亟欲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对比他们和鲁滨孙的见解,可以看到他们在“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的根本问题上确实站到了当时的“国际前沿”。不仅如此,在如何对待传统史学中的合理成分方面,清华学派的态度似乎比鲁滨孙的《新史学》所代表的“国际前沿”还要更加合理。
  • 王国维与泡尔生
  • 文章探讨了王国维早期思想发展与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的联系,分析了泡尔生在哲学观和有机论的历史观两方面对王国维早期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并揭示了在王国维接受和疏离叔本华哲学的过程中泡尔生所起的中介作用。
  • 白璧德之佛学及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
  • 文章利用白璧德的师友和学生写的白璧德一生治学经历中有关其治佛学的史料,结合吴宓和胡适等近代学入日记中的一些史料,重点探讨了白璧德为学之阅历与20世纪初叶近代佛学之关系,并考察了白璧德与佛教的关联,通过这种关联看当时以白璧德为中心的学术圈的学术兴趣与取径及其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所使用的主要材料是白璧德翻译的《法句经》以及译文之后所附的讨论佛教与西方关系的长文。挖掘了自璧德与欧美两位印度学名家兰曼和烈维学习印度学佛教学的经历和治学重点。文章认为,白璧德的印度学兴趣源于从东方思想中寻找有益因子来补充西方思想的不足,其学术兴趣注重于佛教哲学思想及其价值观。同时,还关注了白璧德的印度学和佛学兴趣对20世纪留学哈佛的中国留学生如陈寅恪、汤用彤以及吴宓的影响。
  • 精神产品及其分类研究
  • 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精神生产力的不断扩大以及人们对精神产品多样化的追求日趋突显,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对精神产品生产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文章对精神产品的内涵做了初步探讨;对精神产品的分类,则从精神产品的消费主体范围、精神产品学科内容、精神产品形成或存在的形态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有创新性的见解。
  • 从日本宗教文化角度看靖国神社问题
  • 日本领导人不顾亚洲邻国的反对而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这不仅是由于他们错误的历史观决定的,而且是由他们自欺欺人的所谓日本宗教文化特殊论所自我误导的。文章侧重从日本宗教文化的角度,对靖国神社问题及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精神构造加以剖析。
  • 基于博弈分析的军事威慑理论研究
  • 军事威慑本质上是一种非对称信息动态博弈,博弈论为军事威慑问题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野和方法。文章从信号博弈角度,深入分析了军事威慑中的信号机制和策略互动,为阐明军事威慑本质和提高军事威慑可信性与有效性提供了新的理解框架。
  • 《文心雕龙》风格理论的《易》学渊源——为王运熙老师80华诞而作
  • 《文心雕龙》的风格理论体系包括十个范畴。其中作为美学理想的范畴有“风骨”和“隐秀”,作为基本风格类型的范畴有《体性》八体。作者刘勰是参照《周易》数理阐明这些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其中“隐秀”、“风骨”相当于阴、阳二仪,所以在书中作了专篇论述;其中“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体则分别对应于“乾”、“坤”、“震”、“艮”、“兑”、“离”、“巽”、“坎”八卦,所以统一列入《体性》篇。“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的分组关系表明,刘勰构建风格学体系之时,是以文王八卦序列为模型的;而其理论基础,则是主要由《周易》表述的古代宇宙哲学。
  • 李白与谢安
  • 李白十分推崇谢安,诗文中出现次数很多,因为谢安适合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李白与谢安的气质相似,人生态度也有相似之处,生活理想也很相似。隐居待时、功成身退,是李白仰慕的政治理想;狂傲自负、志存高远、不慕荣华是李白钦佩谢安的另一方面。然而,谢安既有政治才能,又有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和特殊地位,建立了盖世奇功。李白富有政治热情而无政治才能,也缺乏政治家的素质;政治理想没有实现,但不圭的饵历却成就了世屎级的诸人.
  • 中国古典散文风神论
  • 明代文学理论家茅坤的风神论为中国古典散文建立了一种崭新的审美批评范式,它突出了对情感、生命意识、人的主体精神的重视,真正能从审美角度认识中国古典散文的美。
  • 论曹植的文艺思想
  • 曹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也是重要的文艺思想家。其文艺思想主要表现在重视和爱好文学艺术、重视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关系、主张批评者应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及正确的批评态度、重视文学作品的美学要求、提倡继承与革新等方面。这些理论与主张不但拓宽了当时文学批评的视角,而且揭示出一些问题的本质。曹植为“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理论主张在文艺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 魔鬼的笔迹(一)——前殖民话语,人种/族类见解和跨文化认同在德国殖民过程中的作用
  • 文章试图克服在阐析殖民主义时的话语分析与经济物质分析的分离。就“地方政策”这一现代殖民统治的核心问题,作者追踪研究了它在德国殖民地萨摩亚、青岛/胶州,以及西南非洲的形成。经济原因和跨国军事企图解释不了这些殖民地采取的极不相同的地方政策中的差异。地方政策的决定是三个因素的组合:殖民时期以前的种族和人种/族类话语、殖民官员为争夺最优越的人种/族类知识所有权展开的竞争,以及殖民者与想象中的被殖民者的认同程度和性质(比如“亲中热”)。经济利益决定了德国对西南非洲这类殖民地的兼并,但地缘政治利益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些年间放弃对中国的殖民姿态而采用相对间接的“文化帝国主义”策略的决定因素。经济利益在殖民地方政策不断产生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总是受到欧洲对人种/族类描述的影响和制约。
  • 清华学人
  • 吴贵生 教授 1947年生于安徽贵池,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70年清华大学汽车专业本科毕业,1982年清华大学技术经济硕士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1991年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进修。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技术经济与能源系统分析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 走近李济——介绍两部关于李济先生的书
  • 1925年8月1日,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这是清华历史上第一个研究机构,“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主要宗旨。该院1929年结束,历时虽只有四年,但以其颇具传奇色彩的导师队伍和日后在学术上大有作为的弟子而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神话”。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人们更多的将它与“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联系在一起,而对另外的“一讲师”——李济,却言之甚少。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尘封和塞听之后,经媒体和学术界有心人的努力,中国考古学宗师李济的名字在大陆学术界总算得到一定程度的认知。其中两部关于李济先生学行的著作,对于重新认识李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出版的《李济与清华》和2004年10月出版的《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
  •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封面
      2010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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