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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天皇制与现代日本社会
  • 作为政治体制,江户时代(1600-1876)以前的天皇制与明治维新以后的天皇制性质迥异。“天皇制”这一概念出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之手。他们将天皇制视为封建制的残存制度,将其置于以经济关系为中心的历史连续性中进行分析。结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构成“天皇制”统治思想的意识形态特质却未能得到揭示。本文以近代天皇制视为明治维新之后形成的政治体制为出发点将对其加以重新探讨,以阐明其意识形态结构如何在现代日本的思想状况中被持续下来。
  • 再论骑驸与骑牛——汉文化圈中文人观念比较一例
  • 驴、牛和马是古代的坐骑,但在中国、朝鲜、日本的传统诗文和绘画中,“骑驴”、“骑牛”或“骑马”却有着特殊的象征意味。唐代诗人孟浩然作为一个布衣诗人,他的骑驴在后代形成了一个典范。朝鲜古代文人接受了这种传统。但结合其自身的生活而选择牛为坐骑,其蕴含的精神同于中国诗人之骑驴,都是和骑马相对,表现了在朝与在野、出与处、仕与隐的对峙。有趣的是,尽管在日本诗人笔下也有骑驴的描写,但却消释了驴马相对的政治意味,仅仅是出于对中国诗人外在标志的模仿。从三个国家汉文学中有关骑驴和骑牛的描写中,可看出汉文化圈中文人观念的形成、演变以及东亚文学世界中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
  • 论朝鲜女子徐氏《次归去来辞》——兼谈中朝女性与隐逸
  •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引来后世众多的次韵效体之作,其中最为奇特的一例,当属出于海东女子徐氏(1753-1823)之手的《次归去来辞》。因为这样的题目通常为反省仕宦经历的男性诗人所染翰,在仕途之外的古代女子则极少尝试。徐氏向往隐逸而又笃于人伦,这使其笔下的“归去”图景既清气袭人,又饶益亲情,在步趋陶赋中自显特色。作为异域女子,她在观照和汲取中国隐逸思想的资源时,把退隐之道与保家安邦的理念加以调和,反映了儒道两家思想的一种生活化的交汇形态。将徐氏置于中韩女性与隐选文化的结缘历程中,不难看出女性发挥隐逸价值观的相应的思想空间。
  • 论域外所存的宋代文学史料
  • 在中国历史上,汉语言文化曾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产生过重要影响。以汉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典籍,也从各种渠道传入这些国家,而以宋代以后为著。宋集传至域外后,又多经翻刻,而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原集在中土散失,仅靠朝鲜本或和刻本传世的,也不在少数。此外,由域外士人编纂和撰写的各种束人诗文的选本、注本和诗话以及文集、史传、笔记等文献中,也保存了大量的宋代文学史料。
  • 1823-1829年华亭-娄县地区的物价
  • 物价研究是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但因为史料记载缺乏和霉散,研究古代物价是一件颇为困难的工作。之所以把本项研究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在1823-1829年和华亭娄县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浦泖农咨》这样一部重要农书。《浦泖农咨》较为详细地记载了道光前半期华娄地区几乎所有最主要的生产与生活资料的市场价格。以此为基础,辅之以地方志和相关的研究调查,基本可以重构1823-1829年华娄地区的物价。根据上述材料,本文研究了1823-1829年闾华娄地区田地、房屋、粮食、布棉、盐、酒、油、肥料、家畜与家禽、肉蛋鱼虾、农具等生活与生产资料必需品的价格,从而重构了18231829年华娄地区的物价系统。
  • 淮北盐业中的集团博弈与利益分配(1700-1932)——商人集团的寻租活动
  • 清朝和民国前期的淮北盐商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自利目标,不断地利用其巨大的经济优势,或对政府权力进行直接渗透,或收买其利益代盲人,以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坐享政策偏差带来的巨大益处。清束市场化和股份制浪潮兴起后,由于政治权力依旧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商人的寻租活动比以前更加普遍,使得盐业利益仍被少数集团所掠取,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使本已不公的盐业政策愈加败坏。依靠寻租活动而先行致富的商人集团,天然地不能作为淮北社会的普遍代表,不能成为淮北经济发展的带头人。
  • 近代张謇的企业制度创新及其现实意义
  • 张謇是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思想家。他所作诸多历史贡献的重要基础在于兴办大生企业集团,而大生企业集团成功的基础主要在于企业制度创新。张謇利用股份制兴办中国第一个民营企业集团,把爱国爱民作为企业上下一心的价值理念,并建立机构精干、章法严明的企业管理机制,推行将管理人员经营劳动与企业经营效益挂钩的分红激励方式,实行重视市场营销的经营方针,实施重视人才开发与管理,重视新式教育的发展战略,实行从实际出发、人性化的劳动制度等,为中国近代企业家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张謇将不断创新的进取精神与务实精神相结合,重视企业制度创新,这成为近代大生企业集团保持较强竞争能力的首要条件,对我们在新世纪里办好中国企业,壮大民族经济实力,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从辞章到考据——论姚鼐学术生涯第一次重大转折与戴震的关系
  • 乾隆十九年(1754)前后,戴震等名流汇聚京师,汉学之潮涌动于帝都学坛。青年姚鼐受此激荡,将为学重心从此前的溺爱辞章向经史考据转移。这是姚鼐学术生涯的第一次重大转折。这次学术转折的标志是姚鼐求拜戴震为师。姚鼐约在乾隆二十年秋初结识戴震,对其学术造诣至为钦敬’秋末郑重上书,乞列门墙。尽管姚鼐的请求被拒,但此事既没有中断他与戴震之问的学术交往,更没有妨碍其学术方向的调整。姚鼐此后直到任职四库馆(1773)前夕,以戴震为学问楷模,认同并预于汉学潮流,辞章在其为学中降至末位。姚鼐的学术转向及其后来与汉学派的复杂纠葛,对其建立桐城派产生了深刻影响。
  • “儒林列传”与“汉学师承”《汉学师承记》的修撰及汉宋之争
  • 江藩撰写的《汉学师承记》历来被视为清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但是在该书学术内涵的解读方面尚有待发之覆。此书的学术意义与作者的撰述动机密切相关。江藩撰写本书特别与阮元总辑《国史儒林传》一事有关,江氏的意圈是要影响《国史儒林传》的编撰。由此江藩以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在《汉学师承记》中构建了一个以“汉学”为正宗的清代儒学学术史。在此过程中他强化了汉宋门户之见,将主宋学者摒弃在外。正是因为其强烈的门户之见,《汉学师承记》才引起宋学者的激烈反对,但是因为具有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并得到阮元的支持,它得以对整个清代学术史的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
  • 分析哲学与哲学分析——从最新出版的两部分析哲学著作谈起
  • 当一门学科可以撰写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大概可以说明它的成熟。现代哲学中的“语言的转向”使得现代逻辑逐渐深入人心,分析哲学的方法已经不仅仅限于分析哲学本身,而是成为哲学领域的共同方法和基本方法。分析哲学所讨论的问题,比如真与意义,绝不是小问题,而且他们分析的方式也不是零敲碎打的,而是有理论体系的。分析哲学的方法与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方法确实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它所讨论的问题依然延续了形而上学的传统,而且是在形而上学的主线上。分析哲学是形而上学的当代形式;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相比是清晰的,这种清晰不仅是分析哲学的特征,而且是哲学本身的进步。
  • 论中国哲学中的三重“不隔”
  • “不隔”不仅是中国文学艺术的最高原则之一。而且是中国哲学、中国宗教、中国政治、中国法律等领域的最高原则之一。以“不隔”之思维方式去看待、理解天地万物的观点,可名曰“不隔主义”。“不隔主义”至少涉及三方面:人与人的“不隔”、人与物的“不隔”、物与物的“不隔”;强调此三重“不隔”,正是中国哲学所以区别于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之一。此种“不隔主义”可以为当今人类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开辟新的途径或新的方式。
  • 《科技与出版》召开读者座谈会
  • 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 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 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厦《立史哲》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10月21-22日在山束济南召开会议就“疑古”学说的认识和评价、出土文献的意义和价值、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 整理本《毛诗名物图说》评说
  • 清代学者徐鼎著《毛诗名物图说》一书,经山东大学王承略教授点校整理,2006年1月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 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百年来科学与人文思潮评析
  •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属于两种异质文化,一为主德的文化,一为主智的文化。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西学东渐的激荡下,围绕着科学与人文的两难选择,构成百年来的科学与人文思潮。回顾和考察这一文化思潮,妥善处理好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对今天我国的文化发展和建设事业不无裨益。历史经验表明,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必然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湖的沟通、汇合与创新。
  • 科学研究中利益冲突的本质与控制
  • 利益冲突是科学研究中普遍而且严重的问题,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人类的社会公众、群体及个人利益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从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探讨科学研究中的利益冲突的本质具有重大意义,科学知识背后的社会利益与科学家的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要求与人类认识不可避免的主观性之闯的矛盾导致科学研究中的利益冲突,因而,对可能给科学认识带来偏见的利益作必要的调整或监督是控制科学研究中利益冲突的关键。
  • 从胡雪岩故事看官商关系与商法要义
  • “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财富帝国似乎是在一夜间烟消云散的。实际上在他事业成功的道路上已然隐含了令其败落的因素。胡雪岩园依傍官府(公权力)获取财富,最终又因离权力太近而身受其害。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揭示出现实中官商关系的不对等或不均衡性。前近代的法律框架缺乏公域和私域、(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法律界分,作为公权代表的官府可以轻松地跨入当下人们认为属于私法的领域。面对过于强大的公权力,商人(以及其所代表的私权利)虽然有时也能借机谋得一些好处,但在整体上则始终处于从属和被利用的地位。若法律不能确保公、私领域界限分明,厘清公权力的职责所在,并时刻提防其越界,则以私权利为核心的商业秩序将难有自发形成的机会。
  • 关于花蕊夫人《宫词》作者的再探讨——与曾大兴先生商榷
  • 花蕊夫人《宫词》是五代时的名作。关于其作者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但大体认定为后蜀孟昶之妃所作。近日有幸拜读曾大兴先生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的《浦江清先生的词学贡献》一文(以下省称曾文),获益匪浅,但该文的一些论点及相关论述,似还有可商榷之处。现将拙见论述如下,以就教于曾先生及学界贤哲。
  •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封面
      2010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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