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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现代中国“生活样式”的浮世绘——师陀小说叙论
  • 师陀在其“芦焚”时期即20世纪30-40年代的小说创作,注目于现代中国城乡“生活样式”的社会生态分析,其观照乡土中国“生活样式”的小说,呈现出一种“反田园诗叙事”的倾向,其解剖现代都市“生活样式”的小说,则表现出一种“反摩登叙事”的倾向。如果说,前一类作品展现了师陀抒情与叙事的杰出才华,后一类作品则凝聚了师陀深入解析人性蜕变及其心理深度的过人造诣。这些独特的成就为师陀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以至文学史上赢得了重要的地位。
  • 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指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在9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史料中,由于时代语境的重要变化,“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强化或质疑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多元立场,使原有的文学史定论“重新”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这就需要清理这些知识分歧,还原深层次的历史活动,讨论“重写文学史”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文学史的“重写”,实际反映了社会与文学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学科的重组和建设,将会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变化。
  • 《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
  • 《冥报记》所述相关史事关系到隋唐西京即大兴城和长安城的地理建置问题。作者唐临的家世渊源和他本人的生长环境与受学做官的履历,使其具备充分的条件,熟悉隋唐时期长安城的宫宇寺观、街巷坊曲,书中所记诸如故事发生的场所等与因果报应并无直接关联的具体事项,大体可以视同信史,藉以复原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的面貌。隋大兴城建成之初,达官贵人在选择宅第位置时,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重西轻东倾向,即更多的人是偏好居住在城区的西部,这与唐代中期以后长安城内居民更多偏好选择东部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而这正是中国古代城市内部结构的一项重大改变,隋人应是承自先秦时期沿袭下来的“尊长在西”的观念。看似无比严整的隋唐西京坊里制,在其始建之初,即已为日后的瓦解种下了必然的因缘,这就是隋大兴城中的居民,实际上是经常舍大街不行而以坊里内部的街道为正途,并利用街道两旁的生活服务设施,这些坊里内部的街道,实质上与坊里制崩溃以后城市街道的性质颇为相似。过去在研究唐宋之际坊市制度的变迁时,大多只关注临街开门开店现象的出现和增长,而坊里内部街道与坊外大街之间的地位变换,实际上在这当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龚自珍在19世纪——关于龚自珍的几则札记
  • 仔细检核龚自珍的著述和时人对其的评议,可以发现一些与我们熟识的龚自珍形象诸如“以公羊义讥切时政”、晚清“今文学的健者”及“维新思想的先驱”等不尽相同的面相。撷取龚氏形象在19世纪后半期以来变化的一些片断,或有助于对“历史人物的形象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这一历史叙述中的重要现象的认识。我们今天对龚自珍的认识和评价,受19世纪末对龚氏评价和我们既有的有关19世纪中国历史认识叠加的影响。对龚氏思想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19世纪中国的理解。
  • 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 20世纪有关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的研究代表了传统移民史研究的取向,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对移民的原因、经过、路线、规模、影响等问题的探讨。进入21世纪,受后现代史学理论以及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启发,有学者开始摆脱传统移民史研究的取向,尝试从一些新颖的角度、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对大槐树移民问题进行研究:从关注“人口迁移”这个动态的客观过程到关注“移民”这一主体生命本身及其背后的思想、文化过程。通过研究者及其作品背后暗含的问题意识,可以对百年来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和分类。从学术思想史的脉络看,洪洞大槐树移民不仅仅是一个移民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 叩问生命:现代新儒家的佛学因缘
  • 现代新儒家生命哲学对佛学的吸收与改造,主要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分析生命现象的苦与乐;直指本心而证悟生命本体;彰显“转识成智”的生命智慧。佛教原为一种化解人生痛苦和超越生死大限的宗教出世思想,而现代新儒家强调的以心性为本的主体性原则,是将生命问题由宗教信仰转变为哲学智慧的关键。以“转识成智”作为沟通现象界与真常心性的桥梁,儒、佛思想的融合与中西学术的会通也就成为了可能,既可以从哲学上说明本体与现象、心与物的关系,亦可回答生命何为这样的人生终极关怀问题。
  • 法律与道德——法律合法性的三种论证路向
  • 时至近代,法律的合法性问题日益凸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论证法律的合法性问题的过程中居于核心的地位。一般而言,对法律合法性的证明主要有两种路径:其一认为法律的合法性植根于道德的合理性,法律与道德是一种模仿关系;其二主张法律与道德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法律的合法性或者在于法律的合法律性,或者在于国家强制。但哈贝马斯认为法律与道德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关系,所以法律的合法性应该从基于商谈伦理学的程序主义角度进行论证,从而实现了对传统论证方法的超越。
  • 清华大学历史系的特色
  • 清华历史系始建于80年前,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最初教授有梁启超、陆懋德、刘崇铉、国学研究院的王国维、陈寅格及李济先生,后来又有蒋廷黻、雷海宗、张荫麟、邵循正、吴晗、孙毓棠、周一良等许多先生在此任教,培育了大量优秀人才,于国内外学术界有很突出的声誉和影响。
  • 《“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简介
  • 本书试图通过重构12~18世纪长达600年闻赣南山区的地方动乱与社会变迁的历史,展现中国历史上地方动乱及其引起社会变迁之图景,以加深对中国历史上“动乱”的理解,重新思考中国传统社会变迁的历史与逻辑。
  • 《明史选举志考论》简评
  • 在中国古代,人们习惯上把培养、选拔、任用、考核以及黜陟官员的制度称为选举制度。明代选举制度不仅集前代选举制度之大成,对明代政治乃至整个社会面貌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而且还奠定了清代选举制度的基本规模,在我国选举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史·选举志》是人们了解和研究明代选举制度最为常见的基本文献,但它在向人们全面系统地提供了明代选举制度基本史料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因种种疏漏与讹误而带来诸多误导和障碍。
  • 稀见明代戏曲选本三种叙录
  • 近日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阅读明清曲籍,得睹稀见明代戏曲选本三种,即《曲选》、《词珍雅调》、《万锦清音》。前二种为历来治曲者所未曾著录,实为孤本。后一种虽为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附录《引用书目解题》及齐森华等《中国曲学大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著录,但或言之有误,或录之未详。故撰此稿,略加考述,以公诸同好。
  • 《宋诗话辑佚·诗史·吴文靖诗》校议
  •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下册《诗史》第51条《吴文靖诗》:“张安道云:江邻几言孟郊死葬北邙山,非退之诗也。‘贺家湖上天花寺,一一僧窗向水开。不用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此吴文靖诗也。”其中有三处可商,兹辨订如下。
  • 政治、身份认同与知识生产——嵌入权力之中的乡村田野研究
  • 在中国乡村做田野研究的境内外学者鲜有人系统阐述过基于诸多差异的多重权力关系如何影响其田野经历和文本写作。但基于村落田野调查的这项研究表明,民族志研究的全程——从选点、进入调查地到田野作业乃至报告撰述——都充溢着繁复而微妙的权力关系和政治敏感性。除了正规的政治性权力,笔者的性别、年龄、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权力范畴在研究场域中对于形塑研究者局内人—局外人身份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并对研究项目产生很大影响。研究表明,知识生产实践中的权力格局并非凝固化静止不动的,它们深嵌在笔者与县乡村干部、县乡干部与村干部以及笔者与普通村民之间不对称的权力互动之中。经由调查者和被调查者权力的双重过滤,民族志研究的凝视不可能是价值中立和没有盲点的。深入观察和回应田野作业中凸现或隐伏的多重权力关系,因而也应成为解读调查过程和乡村社会的一个关键因素。
  • 中古英国政治史研究的路径选择与中西比较——与牛津大学J.R.马蒂科特院士的学术对话录
  • J.R.马蒂科特(John Robert Maddieott)是牛津大学中世纪史的资深研究员,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Fellow of British Aeademy),著名历史学家。他长期在中古英国政治史、社会史领域勤奋耕耘,取得了卓著的学术成就。2006年5月,笔者应其邀请对牛津大学作学术访问,在埃克塞特学院(Exete College)与他就中世纪英国政治史的研究进行了诸多的学术讨论。经他同意,现将讨论择要编译整理成文,供学界同仁参考。
  • 日本冬至考——兼论中国古代天命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 传统岁时节日冬至很早便从中国传入日本,成书于892年的《类聚国史》的岁时部分,已经为冬至设了专条。但从日本古代的《内里式》、《仪式》到日本南北朝时期的《建武年中行事》都没有收入冬至。从平安后期到江户时代,除了有关19年才有一次的“朔旦冬至”,在日本朝廷的年中岁时中,已经见不到冬至节的踪影。即或“朔旦冬至”是否应当进入年中岁时序列,也成为讨论的问题。冬至一度成为日本岁时节日的重要部分,但为什么会被从日本朝廷的年中行事中排除出去?掩藏在这一历史事实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古代的冬至节对日本影响渐趋衰弱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古代天命思想对日本影响过程中有哪些规律性问题,这都值得探讨。
  • 论物权救济模式的选择及其依据
  • 物权救济模式的选择,不仅仅是把物权救济方式规定在物权编还是侵权责任编的问题,还涉及丰富的、深层次的法理。侵权责任取代物权请求权的模式,会导致物权的追及效力虚化,在出卖他人之物、拾得遗失物、漂流物场合都会面临着尴尬;占有制度会面临着二难境况;侵权责任取代物权请求权的方案,为了修补自身的漏洞不惜大面积地重新界定既有的民法概念、修正既有的民法制度及其理论,结果还是捉襟见肘。总之,它只有缺点,没有任何优点,应予弃之不用。我国民法通则的既有规定并非物权立法必须沿用的充分理由,物权请求权模式在解决个别问题时显现出来的局限性,同时也是侵权责任模式解决它们时的局限性。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继受法律及其学说的国度,继受国、变革国的传统、习惯往往是需要破除的,改变的。就是说,传统、习惯在这种情况下大多不是界定法律概念、确定法律模式的标准。
  • 清代诉讼费用研究
  • 清代虽不存在法定诉讼收费制度,但诉讼收费现象在当时普遍存在。讼费的产生与存在同当时财政制度有密切联系:国家向衙役、书差等人支付的薪水无法维持其生计,于是他们利用制度空缺,巧立名目向当事人非法收取费用。此类行为尽管被当时法律表面上所禁止,但为维持司法体制的正常运转,清王朝不得不容忍这种非法行为的长期存在。其结果是当事人为此付出高昂诉讼成本甚至倾家荡产。过高的讼费又强化了官方贱讼的态度——诸多官员以诉讼易导致当事人破产为由劝说民众息讼,而很少考虑革新官方诉讼理念与司法制度,以适应诉讼参与者的需要。
  • 国际视角下中国传媒实力的实证分析——兼与黄旦、屠正锋先生商榷
  • 大众传媒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信息革命发生后,传媒的迅速变革和广泛普及,使它的这种作用越来越突出。按照约瑟夫.奈的定义,传媒应当属于一种软实力。目前,对综合国力的研究还没有把传媒当作一个单独的子系统,对软实力的研究也只是停留在定性分析的阶段上。因此有必要将传媒作为一个独立的综合国力子系统进行研究,突出传媒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修正权重后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国传媒实力居世界第二位。
  • 新闻学:走出传播学还是走出自己——兼论新闻传播学对新闻实践的作用
  • 融合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的新闻传播学在20多年前就已出现,新闻传播学这一新的学科在中国经过了长期的孕育与发展。新闻学可以利用传播学的相关理论重构体系,以推动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与创新;传播学理论对新闻实践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新闻传播学纳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教育的通识课程,有利于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
  •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与文化自觉
  • 当前,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文化传播全球化的趋势正在加剧。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美国依据其经济与高科技上的优势和无处无时不在的传媒,保持和扩大其对发展中国家的信息输出的不对称,强化其文化霸权,并为其经济与政治的全球战略服务;另一方面,在娱乐文化加速产业化的进程中,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与市场机制的操纵下,缺乏品位的娱乐文化正以“大众文化”的名义成为一种霸权文化。
  •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封面
      2010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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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编:罗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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