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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中国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论西方汉学中的“唱盛中国”流派
  • “唱盛中国”是近年来西方学术界重新评估中国落后问题的一股新潮流,与西方新闻界、政治学界和史学界长期以来“唱衰中国”形成对照。近年来西方汉学界有一种倾向,即为已成定论、童叟皆知的“中国落后论”翻案。此派西方学者试图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外交礼仪、人文意识、行政管理等角度,全面修正中国落后论。这种愿望显然与近年来中国的兴旺崛起有直接关系。由于中国近年来飞速而稳定的发展超出了包括许多“中国通”在内绝大部分人的预期和想象,于是一个重大问题提了出来,即中国的重新崛起以其广度和强度来看,不可能是偶然的,而必定有其长远而深厚的历史原因,唱盛中国流派旨在探明这个历史根源,从而证明中国强大的延续性和合理性。
  • 回归传统:历史学视野中的资本主义
  • 虽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和西方现代史学都使用了资本主义一词,但双方并无相同的理论背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成熟的学科概念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学家和强调历史面向的政治经济学家(可简称为“德国历史学派”)一起创造出来的,强调从历史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中寻求社会变化的原因。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的启用,实际上是对欧洲近代历史的严重误读。有鉴于此,在今后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应该用资本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萌芽,回归本来的经典史学的传统。
  • 清末济宁阻滞边缘化的现代转型
  • 地处山东西南的济宁,因其在以作为帝国生命线的大运河为动脉的南北交流中的居中位置,一直是中国晚期帝制时代最重要的工商都市和区域中心。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漕运的败落、清朝中央集权的式微和东部沿海以西方因素为导引的工商业的崛起和扩张,济宁同整个北方内陆运河地区一起急剧衰退,并在山东乃至全国经济的层级体系中迅速向边缘位置滑落。然而与临清和其他内陆运河城市的命运不同,济宁作为一个城市个体并没有完全没落。清末济宁通过现代转型以阻止边缘化的特殊经历以及当地精英的活动,充分展现了当地人士在兴建新式交通运输系统、调整地方经济取向和城市功能的努力。济宁变革的成功和挫折的经验,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一种典型写照。
  • “诗言志”: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一个标本
  • 《尚书·尧典》所载“诗言志”作为原始乐教的一部分,表现为巫史占卜祭祀过程的祷辞告语,“指向神明昭告”,其源甚古。尽管它只是宗教观念的一部分,却为后来的诗学独立和诗教发生奠定了文化基础。自周公“制礼作乐”后,“诗”与世俗政教和文化制度紧密结合。“献诗”和“采诗”制度使“诗”成为表达宗族情绪和沟通政治情感的工具,完成了从“神明昭告”向“天子听政”的转变。而进入体制内的“诗”与乐配合,制度规范和仪式规则赋予诗乐以意义和价值。不过,此时“诗”并未脱离礼乐而独立,单纯的文学观念也未能产生;“诗”所陈之“志”虽指向世俗政治伦理秩序,却仍然受制于乐而服务于礼。春秋时期,诗逐渐摆脱礼乐束缚而获得独立发展,这种发展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通过“赋诗言志”以摆脱乐教的束缚,从而凸显诗的独立言志功能;一是通过“礼”、“仪”之辨以摆脱典礼仪式的束缚,从而凸显诗的内在意义价值。二者相辅相成,形成春秋诗教传统,为诗的观念解放和文学观念的形成奠定基础,也使诗进入表达个体情感和培养独立人格的发展新阶段。
  • 论王安石诗学韩愈与宋诗的自成面目
  • 王安石是北宋诗坛上最有成就、最有个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思深气锐、戛戛独造;而韩愈诗是“王荆公”体的重要艺术渊源。王安石的诗学道路重点研习借鉴了韩诗,其势法度整严,表现出“新宋诗”的独特面目,是宋诗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韩、王二家诗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是“以文为诗”。王安石的学韩不仅为自家诗的独创新意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宋调面貌特质的彰显有相当影响,最终助成了宋诗的自成面目,对北宋一代诗学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 “词之言长”——王国维与常州词派之二
  • 王国维用“词之言长”来概括词的审美特质,这一认识是在中国古代词学,尤其是常州词派的影响下形成的,这种观点与王国维依据西方美学建构起来的、以“境界”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也得不到王国维在具体的文本批评中的支持,但在《人间词话》内部,它显示了一种与西方诗学异质的诗学传统的存在,值得给予充分的重视。
  • 上博楚简《凡物流形》的文本结构与思想特征
  • 上博楚简《凡物流形》记载了九个“闻之曰”,借助前人之言或经典之言,通过对“道”、“一”、“心”的阐述,试图对世间万物的存在原理作出解答,并以此指导政治行动。此文可以分作上下两篇,上篇为前三章,重在提问,下篇为后六章,重在回答。《凡物流形》的文本是一个松散的结构,是作者出于某种需要,把相关的内容集合到了一起。思想均非原创,其知识背景、语言特征和《管子》四篇尤其是《内业》关系最为密切。
  • 《凡物流形》的“贵君”、“贵心”和“贵一”
  • 《凡物流形》提出的百姓惟有重视政治权威君主、君主惟有重视自己的内心、自己的内心惟有重视统一的治道,是一种层层递进的如何统治的政治逻辑。作为统治起点的百姓的“贵君”,意味着百姓对君主政治权威的认同,而不是把君主权威目的化;统治一旦从被统治者应该如何做转变为统治者应该如何做,统治者首先要做的是从自身的精神世界中获得统治的内在驱动力,然后将这种驱动力同客观化的统治原理“一”或“道”紧密地结合起来。从以“一”或“道”作为统治的最高原理和原则来看,《凡物流形》的政治思想属于黄老学的谱系。
  • 地域文化史研究的人类学路径——倾向于江南的案例
  • 人类学的独特思路可以导向地域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地域文化史应加强动态生活的呈现,毅然告别传统的脱离生活结构的习俗史,迈向生活领域;人类学的整体视野提醒人们特别关注地域社会内部各种不同类型的社群世界,向笼统的“中国社会”或“地域社会”概念提出挑战;人类学赋予社会结构中的任何劳动者以一席之地,要求地域文化观察重视作为民间文化持有者的普通百姓;人类学中习见的口头艺术形式,常常以文献与口头两种形态存留下来,成为地域文化研究的独特素材。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立足学科本位的地域文化史研究,才不至于在对他学科的借鉴中迷失自我。
  • 历史人类学:如何走得更远
  • 近年来,历史人类学成为一种引入注目的史学研究方法,然而在实践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对此,一直倡导该研究方法的几位代表性学者指出:其一,在区域社会研究中应避免“通史区域化”和“区域史地方化”倾向,认识到区域是一种历史建构,是研究者用经验来加以解构的研究对象。其二,对于国家一社会分析框架的使用须视具体情况而定,一方面应该认识到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从典章制度入手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其他分析框架的重要性。其三,历史学应该展示历史的全貌和内在脉络,恢复历史的现场感。但是当代历史学无法离开社会科学,因此历史学研究应注意引入那些具有实践性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这样才有利于学科内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其四,民间文献的规模固然庞大,但是不应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有建设性的做法是找到恰当的方法。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利用需要科学的方法,不应破坏其原来的系统,还应注意克服其局限性,解决其中史料的层累问题。
  • 中国“十二五”发展主要目标与指标
  • “十二五”目标制定应凸显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和主线,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理念,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市场主体行为方向。指标制定中应本着积极稳妥、留有余地、综合平衡、相互补充的原则。按照“十二五”期间中国发展将基本纳入科学发展轨道的总体思路以及全面推进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五大建设的总体布局,应实现以下八大主要目标: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城乡居民,进入世界高人类发展行列,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取得新进展。相比历次五年规划,此次规划中的非经济类指标比重高达89.5%,绿色发展指标和比重达51.1%,这充分反映了绿色发展理念以及进一步从追求经济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 中国社会转型与价值变迁
  • 历史迫使中国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模式实现社会转型,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铸造了中国政治新格局并形成了革命的价值观。“文革”失误是革命价值观念在封建主义思想强烈影响下的严重扭曲。改革开放完成了对“文革”失误的拨乱反正,使革命的价值观转变为发展的价值观,但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急剧变革,价值观念出现多元多样多变的新情况。科学发展观不仅使发展从以物为本转向了以人为本,而且带动了价值观念上的突破与更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揭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伟大复兴的意义与价值,与以往的历史转型相衔接,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历史性升华。
  • 中国新媒体与传媒改革:1978--2008
  • 改革开放30年来,新的媒体技术和媒介形式不断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传媒改革的步伐:使大众参与到社会制度的建构当中,促进了媒介制度的建设;改变了传统媒介的微观型态、产业结构、商业模式和经营思路,推动了传媒产业快速发展;重塑了个体意识,推动了社会的多元化和全球化进程,从而影响着社会形态的整体变化;创造了新的文化形式,形成了新的社会群体,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进一步释放了文化活力。总体而言,新媒体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生产力,还是一种文化生产力,正是由于这种技术与文化的双重属性,使其在发展过程中与生产关系不断出现适应一不适应一再适应的交替,而在一个层面推动了国家的技术、文化、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前进;传媒改革的实质便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 民事用益法律关系——一种新的理论概括
  • 民事用益法律关系是民事主体用益他人财产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是概括用益他人财产法律现象的一种崭新的理论。用益债权法律关系与用益物权法律关系可以竞合。用益法律关系可以独立存在,也可以依附干基础法律关系。某些用益法律关系是基础法律关系的牵连关系。
  • 论政治哲学对我国农村信用社法的影响及其限度
  • 我国农村信用社法受政治哲学影响之成因在于政治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农村信用社法的不自足性。以自由论与社群论为例,政治哲学对我国农村信用社之地位、属性、产权、治理乃至特权等基本范畴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有限度的,即农村信用社法必须保持自主性并采取“拿来主义”策略,从而与政治哲学形成良性互动,以缓解法律功效与法律性质之间的紧张关系。
  • 薄太后“配食”高庙与光武晚年政局
  • 吕后自配食高庙以来,除中遭王莽代汉和赤眉军乱外,历10帝、180余年,均未受到人们的非议。然中元元年(56)冬十月,光武帝使司空告祠高庙,退吕后而进薄太后,以高祖薄夫人代替吕后配食高庙,这一举措看似有冒天下之大不韪之嫌,实则暗含“一石二鸟”之深意,即一是告诫外戚切勿擅权乱政,二是绝诸王觊觎皇位之念,从而为太子刘庄顺利登临大宝张本。
  • 唐代射生军小考
  • 唐代诗人王建的《宫词》中提到的“射生宫女”,实际上是唐代宫廷射生军在宫廷游戏中的反映。“射生”一职,早在唐高宗时期即已出现。到唐玄宗开元时期,射生官仍是兼官,还不是固定官职。唐肃宗时期,由射生官组成的英武军介入宫廷政治生活。到唐代宗时,左右英武军又改称宝应军。唐代宗到唐德宗期间,宝应军才改名为射生军。德宗贞元以后,由于神策军的兴起,射生军逐渐消亡。宫女射生的宫廷游戏的存在,表明了在由宦官统领之神策军崛起的同时,之前与皇帝关系亲密的射生军逐渐被疏远,终至废置不用,而神策军则逐步取代了射生军原有的显赫地位。
  • ABSTRACTS
  •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封面
      2010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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