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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吗——再论西方“唱盛中国”
  • 西方学界“唱盛中国”学派近年的讨论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其一,中国一直是个开放型的国家,而非长期封闭保守;其二,清朝是个文化多元的帝国,而非仅仅是满人汉化或满汉双元;其三,传统中国社会有许多理性进步因素,而非一贯愚昧落后。这批学者强调中国文化的传承性和历史的延续性,从根源上说都是受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崛起这一事实的影响或受其鼓舞的学术产物。这种翻案的学术潮流反映了海外学者试图从历史根源上解读今日中国崛起的现实,其中是否矫枉过正,为新而新,尚有待于学者们的继续探讨、识别和求真。
  • 寇连材之死与“烈宦”的诞生
  • 光绪二十二年太监寇连材因为违制递折子而被慈禧处死之事迄今不能得到完全的澄清。一个无法证实的折子,衍生出来了一连串的故事和情节,最终树立起一个在宫廷斗争中正义凛然的“烈宦”形象。特别是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极力讴歌寇连材的“忠直”,使得寇氏在近代史的叙述谱系中始终以支持维新的正面人物出现,并早巳深入人心。然而,从寇氏被杀后京城清流士大夫的赞誉,到戊戌政变后康、梁出于保皇立场的宣扬,再到民国时期大量野史、掌故和文艺作品对其事迹的激情创作,寇氏的历史形象其实经历了一个不断构建的过程。寇连材的“事迹”和“烈宦”形象以及其他许多生动的细节和“事实”,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他死后被人们构建出来的。“烈宦”诞生的背后,隐藏着他人不同的政治诉求和利益取向,人们心目中的寇连材是被“打扮”出来的。
  • 晚清士人对《天演论》自然知识的理解——以吴汝纶与孙宝喧为例
  • 《天演论》介绍的进化思想,以及其后的各种学说,在晚清士子中的接受程度颇为不同。透过对吴汝纶和孙宝碹的研究,发现《天演论》并非使他们产生一个崭新的进化世界观,而在他们身上形成一种与传统自然知识相当奇妙的融合,他们似乎皆有以传统自然知识,尤其是理气论、气化论和易学思想为基础理解《天演论》的倾向。《天演论》所介绍的进化思想、原子机械论思想和对种种事物变化的叙述,则基本上被两人视为对宇宙秩序及其现象的更深刻描述。然而,《天演论》不能完全使晚清士人认同进化论;相反地,它所介绍的进化论同时遭到部分晚清士人的强烈质疑。之所以会造成这种两极化的理解,原因之一是《天演论》中已然蕴藏了大量的传统自然知识,在这个基础上导致了吴汝纶与孙宝碹对进化论的误解。
  • 从中古时期招魂葬的废兴看儒家经典与社会的互动
  • 东晋初年,朝廷就是否允许举行招魂葬展开激烈争论。禁止派认为人死之后,魂魄、形神各自分离,形魄闭置棺中,埋于地下,魂神入于宗庙,享受祭祀,不可混杂。支持派则从人情与民俗出发,认为招魂葬有助于孝子发哀情,而民间本有招魂续魄的习俗,礼俗结合,更合乎人情。由于与儒家丧礼原则相违背,招魂葬最终被朝廷下令禁止。但是,长期战乱造成的人口迁徙、客死他乡乃至尸骨无存、祭祀无所的社会现实,以及唐代归葬、合葬观念的普及,使得招魂葬这一形式仍有其现实意义,并在隋唐时取得合法地位。在这一废兴过程中,儒家经典既有坚守,又有调适,从而保持了其对社会的影响力。
  • 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及其实质
  • 东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别主要继承了恩格斯的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前者突出科学理性,后者突出人道主义,它们的区别是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反映。前者适应理性启蒙的需要,促进工业文明兴起,能够纳入资本主义框架;后者产生于工业文明走向反面的时期,适应批判资本主义的需要,是埋葬资本主义的哲学。东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别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的基础。这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的钥匙。
  • 探寻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的意义——重读《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
  • 在我国学界,马克思哲学存在于三种理论形式中。长期以来是以下列两种形式存在着:一个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分板块”结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形式存在着;二是以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也即是“三驾马车”之一的形式被讲授和研究。第三种则以哲学“权威体系”的形式存在着,这就是近年来四种版本的哲学教科书的出版,因为它们是以“工程”或“课题”的形式出现的,有一定的权威性,所以被称之为“权威体系”。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出现理论创新,而我们的哲学还是在沿着“哲学原理”的框架建立体系。马克思哲学不是什么体系,它是研究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方法,它本身的初始形态就是开放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马克思哲学都需要探寻它的“原生态”。这个“原生态”既是科学方法,又是开放性的,因此,它为后来者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
  •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历史观的解读以历史考证版为基础
  • 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为基础,借助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提供的最新文本文献资料,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历史观的形成过程中,理解这一新历史观所包含的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联性。这一方面有助于克服那种将唯物史观中的"物"理解为不包含人的因素的"物",而将人的因素排除在这一"物"的因素之外的机械的、教条武的解读方法;另一方面通过对人的意识内容的具体分析,能够更加全面地解读马克思对于人们的社会存在与人们的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从认识论和存在论两个意义上来分析社会历史进程中人的能动作用。
  •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学术意义
  • 从1956年到1965年,由对朱光潜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批判而发端,中国美学界展开了一场绵延十年之久的美学大讨论。从学术史的角度审视这次美学大讨论,无论其历史贡献还是后续影响以及当代启示,均有值得深入思考和总结的价值与意义。其历史贡献首先表现在认识论美学研究范式的确立,以及与此相关的四派美学观点的形成,其次在于汇聚和培养起了一支阵容壮大、实力雄厚的研究队伍。其启示是,学术的发展必须有一个相对宽松和具有包容性的社会与意识形态环境,百家争鸣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动力。同时,知识学人敢于追求创新,敢于在观念上标新立异,并且具有捍卫真理的勇气和容忍批评的气度,是学术进步不可缺少的主体条件,这也是美学大讨论留给当代学人的一条重要经验。
  • 玄言诗赋的先行者:陆机
  • 著名文学家、东吴贵族子弟陆机出身于儒学世家,也懂得曹魏前期的时髦理论,而对正始时代以来中原地区新兴的玄学则不甚了解;等到他进入洛阳谋求政治出路以后,为了融入中原文化的主流,不得不努力进修新的学说,并很快达到了相当的理论水平。由于他缺乏高级清谈对象,又习惯于动笔,遂成为玄言赋、玄言诗的先行者。陆机一向急于进取,根本无从践行玄理,也是他转而在诗赋中大谈玄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 陶望龄“偏嗜必奇”说及其心学语境
  • 陶望龄受王阳明心学影响,从尽心尽性的角度,提出“偏嗜必奇”说,大反程朱理学,一时振聋发聩,并奠定了他在晚明文论史上的独特地位。陶望龄此说从刘邵《人物志》“偏至之材”引出,由人物品评到文学理论,他首次揭示并盛赞了“偏”、“奇”的关系及价值,为晚明文论注入了新说。陶望龄既提倡偏奇,又强调圆美,这与他崇尚自然的审美标准有关,而他所谓“自然”又带有强烈的心学色彩。
  • 经济运行的法律影响——论法律界权在科斯框架中的功能与成本
  • 科斯定理引发的持久争议,要求对科斯框架本身加以澄清和反思。科斯框架中的法律界权具有“市场前提”和“市场替代”的双重功能。法律双重功能在科斯定理中的严重混淆,不仅导致了关于交易成本为正条件下法律应当干预市场的错误推论,而且忽略了实际存在的“界权成本”,难以充分和全面地解释法律界权的效率影响。
  • 技术官僚的“谱系”、“派系”与“部系”——对西方“中国高层政治研究”相关文献的批判性重建
  • 在对西方中国政治研究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以一种更为突出“行动者”能动性的动态分析框架,对形形色色的技术官僚的结构性位置做出界定,以“技术自主性”的强弱程度为衡量准则,将“技术官僚”与“政治官僚”和其他知识分子区分开来。这一思路与传统的强调“政治派系”的研究路径不同,不再将技术官僚看做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派系,而是凸显出了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同时,借助引入“牵头部门’’与“非牵头部门”的区分,又强调了“正式政治”在界定技术官僚身份上的重要性。
  • 信息社会的传播权——基于传播关系构造变动的理论思考
  • 在信息社会中,传播科技的革新不断地影响着人类信息传播关系的权利构造,传播权带来比言论自由、通讯自由、出版自由更全面、更开放、更能体现人权价值的权利框架。传播权是人的个体与集体依法自由参与互动传播活动,公平、合理“近用”传播媒介资源并享受信息利益的权利,作为一项综合性的基本人权,国家负有尊重、实现与保障传播权的义务。传播权是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秩序的统一,体现了权利的规范化构想。倡导自由、公平、包容、参与、规范的传播权,有利于推动中国信息传播法制的建设。
  • 丰子恺与“漫画”概念
  • 在将“漫画”概念引入近代中国时,被推为中国“漫画之父”的丰子恺充分调动自己的主体性,赋予了其新的意义,也获得了更多的创作可能。然而,在日益狭隘的接受语境中,“漫画”不断向西方的“标准定义”靠拢,失去了最初的弹性。丰子恺的漫画”观念渐渐由“正宗”变成“异类”,他的漫画创作也受到了压抑。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详细追踪这一历史过程,或有助于进一步反思所谓翻译“对等”观念,揭示文化跨界传播时可能存在的创造与遮蔽。
  • 葛兰西与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比较
  • 作为共产党领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和毛泽东有关文化领导权的思考与论述颇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尽管由于葛兰西和毛泽东所处的历史境遇不同,面临的历史使命不同,两人对文化领导权的具体主张不尽相同,但借助葛兰西创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框架,我们可以对葛兰西和毛泽东关于“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一些方面进行比较,比如政治社会(国家)和人民民主专政、市民社会和人民大众、有机知识分子和改造知识分子、文化政治和新文化等。这种比较有助于探究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命题,反思中国革命与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 武梁祠的刺客画像研究
  • 作为汉画像石的代表作,武梁祠的六组刺客画像一向备受关注。一般认为,这些画像与汉代“三纲”观念中的君臣关系相对应,宣扬臣下对君主的无限忠诚。但是,这一解释忽略了刺客画像中“复仇”的因素。在汉代游侠风气和公羊学说的双重影响之下,刺客画像中的复仇因素引人注目,并由于含有否定权力之性质而成为当时争论的重要问题。墓主武梁集中使用这一敏感主题装饰墓室,实际上是对个体政治意识的明确展示。鉴于汉代丧葬仪式的性质,祠堂画像充当着沟通死者与吊祭者的媒介作用,因此刺客画像不仅反映了武梁个人的意识,同时也体现出东汉后期士人阶层的共同观念。总之,刺客画像中忠诚与复仇两种因素,反映出东汉士人对待二重性君臣关系的现实态度与政治理想。
  • 秋石名称考
  • 秋石是一味备受研究者关注的丹药,但是秋石名称使用的混乱造成了很多误解。通过文献考证与解读,对历史上秋石的各种名称的研究结果表明,早期的秋石并非都是今天的研究者所讨论的以人尿为原料制备的秋石,而是以矿物为原料制备的外丹药或者以人体精、气、神炼制的内丹药。汉代的淮南王或未炼秋石。今天的研究者所讨论的秋石是从五代或宋初开始用人尿为主要原料制备的丹药,而人尿炼制的药物并非都叫秋石。食盐炼制的秋石在宋代中期是伪品,民国之后成为正品并逐渐占居主流。明清之际已出现成秋石与淡秋石,均为人尿炼制,只是炼法有别。民国之后淡秋石用人中自炼制,成秋石用食盐炼制。研究者今天讨论的秋石在历史上也另有名称。
  • 英文摘要
  •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建设研讨会召开
  • 2012年4月6日,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建设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徐维凡、出版处处长田敬诚、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常务副社长汪新红、《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执行主编姚申等来宾,以及联合主办“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各名刊学报负责人等。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李向农、黄永林也莅临现场并致辞。
  •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征稿启事
  •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由清华大学主办,创刊于1915年,1986年复刊,双月刊。主要刊登文史哲方面的研究论文,兼及国情、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主要栏目有:历史研究、文学研究、哲学研究、国情研究、名师讲堂、清华国学院与现代学术、海外学者论坛、跨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法律与政治、经济与社会、中国传统文化、文献与考辨、艺术与艺术史、讨论与评议、期刊与评价等。
  •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封面
      2010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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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编:罗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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